103-2期末講義

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

第一單元  古寧頭戰役

　　古寧頭在金門本島西北端，戰役發生於民國38年10月25日至27日。中央政府於撤離南京之後，重新檢討軍政大計，決定在戰略上確保臺、澎基地與兵力所能及的沿海島嶼，以待反攻機會。金門、馬祖為臺、澎前哨據點，對復興基地安全關係密切，當局乃考慮優先加強該處戰備。海軍由海防軍第二艦隊部分艦艇，以金門、馬祖為基地，負責封鎖閩江口、廈門、汕頭等港口，與臺、澎基地構成椅犄角，控制臺灣海峽，並支援陸軍作戰。空軍則以澎湖與臺灣各機場為基地，負責轟炸中共控制區內之重要交通城鎮及福建造船廠，封鎖福建沿海港口，攻擊共軍艦艇及海上航運，並適時支援陸、海軍的作戰。

　　共軍對金門的攻勢，始於民國38年10月24日，開始向金門北面之壠口至古寧頭一帶陣地進犯。共軍原企圖在金門腰部登陸佔據陣地，但因強烈風浪使共軍船團失去控制，大部分飄向古寧頭方面，以致共軍船團擠在一處；經守軍發現予以密集射擊後，共軍船隻多被擊沉。共軍除遭擊斃1,000餘人外，其餘即強行搶灘登陸，向內鑽隙滲透。駐在第201師防區內的機動打擊部隊與戰車立刻迎擊南竄共軍；海軍掃雷艇亦立即駛入古寧頭西北海面，以熾盛火力向共軍射擊，協助第201師作戰。25日拂曉，第一線接戰之國軍部隊除固守沿海若干碉堡及據點待援外，另在西山、湖南、安岐及132高地重行部署，以便配合機動部隊圍擊登陸內竄之共軍。所有機動打擊部隊投入戰鬥，是圍逼登陸共軍在古寧頭就殲的主力。在國軍步兵、砲兵與戰車協同作戰及陸軍、空軍聯合攻擊下，戰至黃昏，僅剩林厝及古寧頭部分共軍盤據村落民房及部分碉堡作困獸之鬥。國軍一方面重新調整部署，一方面為防止共軍渡海增援，乃加強包圍監視登陸殘餘之共軍。26日3時許，共軍又乘夜暗於古寧頭北端相繼登陸增援，但未發揮扭轉戰局的積極作用。國軍打擊部隊在步兵、砲兵與戰車部隊密切協同下，於6時30分對殘餘共軍展開攻擊。27日拂曉，國軍機動打擊部隊繼續沿海岸搜索，清掃殘餘共軍，下午4時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巡視古寧頭戰役至此結束。此一戰役，渡海登陸的共軍人數計10,044人，除被俘7,05人外，其餘悉數就殲。參戰的國軍官兵陣亡1,267人，負傷1,982人，傷亡合計3,249人。

　　分析古寧頭戰役國軍致勝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就政府動員戡亂的過程來說，這是國軍轉敗為勝的樞紐。由於此一戰役的勝利，參與　是役的各級指揮官，堪稱歷經板蕩陶鍊而成的堅貞幹部；他們貫徹革命領袖的意志，克盡革命軍人的職責。

　  第二、士氣為此一戰役的決勝要素。當時參加古寧頭戰役的雙方部隊，在人員、裝備、訓練、戰鬥經驗各方面，共軍實較國軍為優。然而國軍終於獲得勝利的主要原因，實在於各級幹部為洗雪過去失敗的恥辱，醞釀而成的哀兵心理，激發了昂揚的士氣；並於戰鬥發生後，主動率部衝鋒陷陣，充分發揮了積極的反擊精神。

　  第三、海軍、空軍與戰車部隊之協同作戰，發揮了決定性的效果。空軍在戰鬥發生之前既已多次出動，轟炸對岸共軍砲兵陣地、集結部隊與後方補給區，延長了共軍渡海的準備時間，使國軍增援部隊能適時到達戰場；戰鬥期間，又大舉轟炸共軍砲兵陣地，阻斷其海上交通，並直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除重創共軍外，更給予極大的精神威脅。

第二單元  二二八事件

壹、事件發生之經過

一、導火線──林江邁私煙查緝事件

民國36年2月27日，臺灣省專賣局派遣專員葉德根率領職員鍾延洲、傅學通、劉超群、盛鐵夫、趙子健等5人，會同警察大隊警員4人前往淡水查緝私煙。當天下午6時回臺北後，往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附近繼續查緝，巧遇婦人林江邁攜帶私煙50餘條，葉德根、鍾延洲遂將之扣留。林江邁要求放還，雙方爭執之際，群眾逐漸圍集，情勢洶湧，林江邁不幸被擊受傷，市民見狀乃進而圍毆查緝警員，傅學通逃至永樂町（今延平北路二段），鳴槍擊斃路人陳文溪，群眾義憤，湧至臺北警察局要求交出肇事員警，予以懲辦。晚上8時，臺北市憲警將葉德根等6人移送憲兵隊看管，旋即轉解臺北地方法院訊辦。

2月28日上午，群眾復湧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圍毆警長，搗毀門窗；又至臺北專賣分局毆斃職員2人、傷4人，並將專賣分局內的存貨及汽車、腳踏車等縱火焚燬；旋復湧至臺灣省專賣總局示威。正午12時許，市民衝入行政長官公署，衛兵朝群眾開槍，死1人，傷10數人。當日下午，群眾擁進臺北廣播電臺向全省廣播，要求全臺灣省民眾與其餓死不如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污吏以求生存。是日，臺北市全城騷動，商店輟市、工廠停工、學校罷課，事態嚴重，情勢紊亂，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遂宣佈臨時戒嚴，全省亦隨之發生暴動。

二、事件之擴大

民國36年3月1日，臺灣省籍之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臺北巿參議員乃共同舉行會議，組織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議決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提出4項要求：(一)立即解除戒嚴。(二)釋放被拘民眾。(三)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百姓。(四)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處理善後，推黃朝琴、王添燈等8人為代表，赴行政長官公署向陳儀提出要求。陳儀接受並宣佈自晚上12時起解除戒嚴；政府發給死者撫卹金20萬元；受傷婦人林江邁醫藥費5萬元；組織「二二八事件官民處理委員會」。3月2日，陳儀復接見全體調查委員並決定四項辦法：

(一)對參加事變者不加追究。

(二)被捕人民可免保領回。

(三)死傷者不分省籍一律撫卹。

(四)「處理委員會」准增加各界人民代表。

3月3日，「處理委員會」於臺北巿中山堂召集首次會議，商定軍隊撤回軍營，由憲警、學生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治安、交通，並發出軍糧供給民食等項。同時該會要求解散警察大隊，設置「治安組」，成立「忠義服務隊」維持治安。3月5日，「處理委員會」決定該會組織大綱，通過「政治改革案」，其要點為：

(一)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及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之委員，應以本省人充任。

(二)公營事業歸本省人負責經營。

(三)立刻實行縣市長民選。

(四)撤銷專賣局。

(五)撤銷貿易局及宣傳委員會。

(六)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

(七)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3月6日，「處理委員會」選舉參議員王添燈等17人為常務委員，同時以臺灣省參政員名義致電中央，正式提出改革方案9項：(一)重用臺灣省人才，行政長官公署之秘書長、處長等由臺灣人擔任。(二)各級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各級學校校長盡量錄用臺灣人。(三)廢止專賣局，改為普通公營事業。(四)貿易局改為商政機構，廢除營利行為。(五)日產處理應考慮人民正常利益。(六)根據《建國大綱》即行縣市長民選。(七)保障人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八)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九)速派大員來臺灣處理本案，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

貳、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

　　民國36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視為敏感、禁忌、傷痛、隱晦的事件，無論其是自發的或是偶發的，基本上它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其發生原因與背景，錯綜複雜，茲歸納為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討。

一、政治因素

　　民國34年8月29日，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9月21日，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做為光復臺灣後重建政制的法律依據。10月25日，陳儀以臺灣最高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的身分，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舉行臺灣省受降典禮，從此臺灣重回中國懷抱。

　　由於臺灣情形特殊，行政上乃另行設置行政長官公署，不同於國內各省，其建制較省政府為大，權力亦非省政府主席所能及。其主要職權有：(一)基於中央政府法令，統籌管理臺灣全省政務。(二)得制定並發佈署令與單行規章。(三)根據中央政府之委託，辦理屬於中央行政之業務。 (四)對於在臺灣之中央政府機關有指揮及監督權。

    不僅如此，陳儀尚兼領臺灣省警備總司令職，形成集立法、司法、行政於一身之現象，有如「新總督」。此對甫歸祖國懷抱滿懷希望的臺灣民眾而言，無論在情感上或實際生活方面都無法接受，有二等公民之不愉快感。在用人方面，行政長官公署之編制較以往擴充，根據統計，民國35年全省有44,000名公務人員，其中臺籍人員則多屬中、下階級，高級官員之中少有臺籍人士，此舉引起有心參政之臺籍人士的不滿。例如：行政長官公署之下9名正、副處長及4名主任委員中，臺籍人士僅有1名；全省8縣9市之中，亦僅有臺籍縣市長2人。臺灣在日治時期，臺灣民參政者極少，尤以擔任簡任以上之主管官員更是絕無僅有。光復以後，熱心政治者主張高度自治，而原依附日本人之御用仕紳，此時乃積極參與各地民意機關及政府機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仍擁有強大勢力。另一方面，原為反對日本人避居內地的愛國人士，光復後亦紛紛回臺灣爭取政治地位。根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制定的「處理大綱」，除了主張縣市長於該年6月以前直接選舉，更要求臺灣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之同意，其中至少三分之二須由居住本省10年以上者擔任之；警政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由本省人擔任。強烈表現出臺灣仕紳參政之企圖。

　　此外，部分公務人員未能恪遵職守，行政效率低落，或行為不檢，或貪汙瀆職，予臺灣人民深切之反感，循致對政府之威信盡失，一旦有事，自易發生暴動。另一方面，抗戰勝利後，滯留大陸各省之臺灣籍人民，由於身分不明迭遭歧視，來臺灣接收之官員普遍帶有反日情緒，並將此情緒加諸於臺灣籍人士身上。對待臺灣人動輒以漢奸論處，以致人民對政府措施漸感不滿。民國35年11月，中央雖正式通令各省對被日本人徵用的臺灣同胞不以漢奸罪論，但已造成臺灣人民心理上的不滿。值得一提的是，共產黨即利用此不滿情緒並介入了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雖不是經由共產黨策劃，但事件發生後，接受政府鼓勵而自新的暴亂份子6,317人中，共黨份子即有350人。

二、軍事因素

　　光復初期，來臺灣之國軍係歷經抗戰之行伍，師老力疲，裝備落後，令歡迎之民眾大失所望，間亦雜有少數軍紀欠佳，欺擾民眾的不良情事發生。對民心及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而治安防衛武力亦甚薄弱。

　　臺灣自光復以後，原由國軍第70師及第62師來臺灣駐防，民國35年1月卻先後調往他處，導致事變發生時全臺僅有憲兵2營、特務營1營、工兵1營及警察人員。當時全臺除各地之駐所外，尚有軍需倉庫450餘處、機場64處須分派人員看守，故各縣市之保安武力極為薄弱。事件發生後，因駐防彈壓之武力有限，以致蔓延擴大，劫取倉庫，聚眾日多，少數憲兵及部隊維持秩序頗感困難，至3月8日以後，國軍先後開到，失控情形乃漸告平息，假使駐防武力充實，事件或將不致於越演越烈。

三、經濟因素

　　日治時期的臺灣經濟，雖然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已略具資本主義的雛型，工業化程度和生活水準亦較戰時大陸內地為高，然受戰爭之影響，工業原料匱乏、生產衰退、交通器材缺乏，經濟危機已積重難返。民國34年10月，政府接收臺灣之際，經濟方面雖設法維持相對獨立性，設置不同於大陸之銀行及貨幣體系，試圖避免混亂的大陸經濟波及到臺灣，可謂用心良苦。

　　光復初期，臺灣物價尚稱平穩，迨民國36年，物價節節上漲，尤其是大陸黃金風潮發生以後，若干日用品價格甚至超越內地。臺灣原為產米之區，光復前夕，以日本人搜刮殆盡，已形成糧荒之危機；光復以後，政府除了加強對米、糖等物資之徵收外，由於存糧不足、肥料短缺，加以商民惜售、業戶囤積、民眾搶購，以致糧食嚴重缺乏，糧價日益高漲，人民生活日趨困苦。

　　再者，財力之拮据、交通之困難、技術人員補充之不易，以及戰時被毀之工廠、企業，短期內無法一一恢復，以致於光復後之種種措施，並未能使臺灣經濟獲得明顯的改善。結果，工商企業之統制，使企業主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貿易局、專賣局之統制，使一般商人受到約束；加以種種徵收，造成臺灣經濟產業日漸凋敝。多數工廠無法恢復生產，即使是向民間標售的日產企業，或因標價過高而乏人問津，或因接收監理之後已經質變，必須大事改革方能復工，影響經濟之發展甚鉅。

四、社會因素

    (一)輿論不當之影響：日治時期輿論受到絕對之統制，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在輿論上則採取較開放之態度，部份報紙之輿論，有批評政府惡意醜詆者，此等言論，漸啟民眾不信任政府之心理。

　  (二)失業嚴重： 光復後原有之工廠、礦山，或關閉，或減工者甚多，造成失業問題；加以原在日軍服役者紛紛回臺灣，以致失業情形日趨嚴重，乃怨恨政府，一旦有事，遂隨之鼓動。

　  (三)心理之因素：日本人統治臺灣50年，對臺灣同胞在生活上、觀念上造成若干影響。例如：

1.因受日本皇民化運動的影響，對於日本人存有種種偏愛之情結。

2.造成臺籍政治人才之貧乏。

3.對於祖國情形及世界情勢均甚隔閡。

4.殖民地政治、經濟之絕對統治生活。

5.日本人之御用紳士與流氓已形成惡勢力。

6.在日本人的強迫教育下，語言、文字、生活習慣、精神意識等方面，部分已日本化。

7.日本投降後，日本人之留臺者暗中給予臺灣人以煽動挑剔，導致嚴重之省籍情結。

    (四)對祖國認識的不足：日本統治臺灣50年中，臺灣人民對於祖國的情況無從了解，即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情形，亦深受日本之曲解宣傳，而產生離心之情形。

　  (五)日產房屋的佔住和標售問題：光復後臺灣省各縣市不少房屋在日本人遷走時，曾發生搶佔情形，民國36年2月國民政府公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其中規定政府所控制的「敵偽產業」及購得之物資，應由各主管機關加緊標售。惟當初自由佔住雖不能視為當然，政府後來卻准許登記，乃由「無因管理」進而為契約關係，不論其為住宅或商店，使用人或加以整修，或已計畫業務，如果遽加標售勢必引起社會不安。其後政府雖有所讓步，但官民之間的歧見已然產生並待化解。

五、文化因素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來臺，指出此事件的原因是臺灣同胞過去受了日本狹隘偏激的教育，由於日本對殖民地所施予奴化教育的遺毒、不正確的思想、不了解國情，以致輕視祖國政府、人民和軍隊。日本統治臺灣達半個世紀，期間鼓吹神道思想、推行日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運動，漠視臺灣文化，企圖疏離臺灣與中國。當事件爆發初期，此種情形表現非常明顯，例如：民國36年3月2日，嘉義巿因苦於失業和飢餓的青年，見到著中山服的「阿山」便不分皂白予以修理，野心分子更利用少數臺灣同胞之偏狹排外心理，公然張貼「打死中國人」的標語，煽動毆打外省人，因此無論大街小巷，公私場所，凡外省籍之公教人員、商民及婦孺，一律橫加狙擊。對於這一段「族群衝突」，《觀察》週刊曾指出臺灣所以特別熾烈的原因有二：其一、為語言隔閡；其二、為50年的殖民地生活，帶有濃厚的反宗主國情感，不幸將祖國視為宗主國。

叁、參加事件分子之分析

一、流氓

民國36年2月27日，首先於臺北市發動大規模之騷動，搗毀臺北專賣分局、專賣總局及行政長官公署，毆打外省人。臺灣省當局以流氓有礙地方的安寧秩序，乃命令各縣市政府加以逮捕，並集中管訓，名曰「勞動訓練營」，同時施以各種職業訓練與智能教育，然成效不大。二二八事變中，各縣市流氓均普遍參加聚眾滋事。

二、海外歸僑

所謂「海外歸僑」，其一為原在日軍服役之臺灣籍青年。其二為日本統治期間流放於綠島之流氓、匪盜。其三為廈門、汕頭、福州等地之臺灣籍浪人。此三種人大都無正當職業，平時游手好閒，一旦有事，競起參加，乘機圖利。

三、共產黨

此次暴動事件發生以後，共產黨黨員謝雪紅等擬以臺中、嘉義一帶為其暴動之中心地帶，乘機鼓動群眾，陰謀奪取政權。

四、青年學生

當二二八事變初起，各地學生紛起參加，學校因此被迫停課，探究其參加之主要動機──多為受日本人之宣傳教育、不滿政府的情緒、狹隘之排外思想以及暴民之虛誑宣傳而引起。

五、三民主義青年團

臺灣光復以後，各縣市先後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部」，其參與的分子極為複雜，二二八事變發生以後，各縣市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參加者甚多。

六、原住民

二二八事變發生之初，因受無線電臺廣播之宣傳及共產黨的引誘，原住民同胞頗有參加之趨勢。後來經由政府開導及原住民族內部分酋長的勸阻，始告平息。

七、皇民奉公會會員

日本治臺後期，各地均有「皇民奉公會」之組織，其主要成員包括：親日鄉紳、公務人員、商民、技工及農民，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大都參與。

八、留臺日人

光復以後，除留在臺灣之技術人員、教授及其眷屬外，尚有匿居民間而改冒臺灣省籍者。此次事變發生後，或正式參加，或暗中煽動挑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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