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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文補給站 - 公民意識與社區發展 - 六、世代問題?階級問題? - 社會的剝削與被剝削 |
| 六、世代問題?階級問題? - 社會的剝削與被剝削六、世代問題?階級問題? - 社會的剝削與被剝削 「三、四年級拖垮台灣」劉克襄有感而發,六七年級熱烈迴響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950
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劉克襄)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50312/OH4Z5MA2JE6A3JZCGNH4SM6GUY/
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 蘇瑋璇 發佈於 3 月 13, 2015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813
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 姜洋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50313/6U36KHJCDFCGL3MCCQGZ45737M/ 管仁健觀點》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5-03-17/57863 管仁健觀點》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5-03-17/57863
Newtalk新聞 管仁健 發布 2015.03.17 11:42
台北市長柯P上任後提出的公共住宅政策,讓各地的聯開宅住戶紛紛傳出不一樣的聲音。有人支持柯P,希望可以人人有房住;但也有人反對柯P,擔心引發周圍生活品質下降,導致附近房價下跌。也拜柯P引爆的社會住宅議題,讓網路鄉民可以暫時揮別電玩與女神,一起來討論「青貧」亂象。因為月領22K的年輕人,在台北市僅能三餐糊口而已,絕無可能存到買房的頭期款。
從事自然觀察寫作,稱號「鳥人」的四年級作家劉克襄因此有感而發,在臉書上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自私的心態拖垮了台灣,「未留下一個安心可以奮鬥的環境」,讓年輕人找到生活目標後努力打拼。許多學者專家仍像部落的巫師,愛當社會的預知者,在年輕人身上貼上許多標籤,「威權式地批判年輕人不願意低就、又過度迷戀網路世界」。但劉克襄認為,社會批判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指控。
劉克襄這篇代表四年級的懺悔文,在傳統媒體與網路上都引發一片叫好聲。記者蘇瑋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回應劉克襄,痛陳他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困境,「像我這樣的七年級生,我們和朋友PK誰在這城市過得更慘」,描述得比劉克襄形容的還不堪。
接著六年級後段班的姜洋,也在《蘋果日報》投書〈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敘述他們這一世代的困境。在這種各自代表年級發言的詭譎氣氛下,社會上出現了世代剝奪的怨懟情緒,年輕世代天真的人云亦云,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上一代的錯」。
身為五年級前段班的網路資深鄉民,不願落入劉克襄精心預設的「世代陷阱」,也來代表五年級發言。從歷史來看,階級問題無分古今中外,就是這麼簡單的弱肉強食。但既得利益者卻偽善狡詐的把此一矛盾,包裝轉化成省籍、黨派、城鄉、宗教到統獨。當這幾招都用爛了之後,現在最新流行的藉口則是世代,甚至更細分為年級。這些炒作土地的政客、財團與自稱是上人等等的既得利益者,現在一定又在偷笑:「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劉克襄不會告訴你,年輕的鄉民大概也無法想像,四年級這一世代當年就業時,職場的環境如何?在還沒有新竹科學園區之前,台北這裡的凱普、飛歌、通用等超大型工廠,都是女工上萬的大公司。但是兩蔣時代的勞動條件、工安比起今天,那才真叫地獄與天堂。
我在北投住了半世紀多,除了當兵那兩年以外,從未離開過這個小鎮。資深鄉民應該與我有同樣的印象,在淡水線鐵路的竹圍車站外的民族路上,有家生產電視遊樂器和家用電器美商阿泰利(ATARI)集團的飛歌電子廠。那年代公家機關與大眾交通工具都沒裝冷氣,大部分的電影院與餐廳也沒有,但飛歌的廠房裡竟都裝設了冷氣,因此飛歌的女工很自豪,連放假都還穿著工廠制服,就像如今的空姐那樣。
但1972年7月起,飛歌電子廠忽然傳出「怪病」,女工一個又一個暴斃,門口就擺著一具一具的年輕女屍;因為覆蓋的白布不夠,有時甚至是兩具或三具女屍合用一塊。當時還沒有《蘋果日報》,這種女體加屍體的聳動畫面,根本沒有記者會有興趣。但廠家附近的居民早已人心惶惶,平日熱鬧的廠區附近商家也都關門,瞬間變成了鬼域。當時飛歌是台灣很重要的電子大廠,也是退出聯合國之後美商還續留在台的重大投資,因此兩蔣鷹犬也在這裡很認真的「抓匪諜」。
後來女工暴斃的案例越來越多,連高雄那裡的日商三美與美以美也傳出同樣災情,最後政府工安部門不得不入廠追查,才發現根本就不是什麼匪諜在「下毒」,而是美商與日商為了節省成本,而戒嚴時代台灣什麼也沒有,就剩人命特多也特賤,因此他們竟然都用毒性甚高的有機溶劑三氯乙烯與四氯乙烯,但在冷氣房內工作的女工卻毫不知情,以致在廠房裡吸到了過量的乙烯中毒身亡。
年輕鄉民或許不解,兩蔣既然要封鎖女工接連暴斃的新聞,為何廠方反而要這麼殘忍的曝屍?原來那時雖已實行9年國教,但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下,很多鄉下小女生,小學一畢業就必須上台北打工;但未滿14歲,工廠不能錄用,偏偏趕貨時又缺工,於是工廠要她們自己拿其他超過14歲在學女生的名字當人頭,用來領薪水與應付安檢。很多鄉下未成年少女為了進廠,於是冒用正在就讀高中女生的姓名個資來應徵。
資本家草菅人命,兩蔣鷹犬助陣,害得這些小女孩因工安意外暴斃,卻連微薄的勞保給付也拿不到。由於死者有些是廠方也不知真名,用假名在打工的小女生,偏偏一時間又無法通知家屬,只好曝屍以供家人指認。消息傳開後,一方面有些中南部的家長聞訊趕來,急著連薪水也不要了,只想把確認還活著的女兒帶回家;但另一方面在廠方加薪再加薪之下,也有些貧困的少女,明知這裡已死了好多人,仍在真相未明之前趕著來應徵。
當年逃過一劫的飛歌倖存女工,後來下場也沒多好。1984年美商阿泰利將股權與廠房,移轉給另一家美商TTL公司,卻未發放資遺費。除了飛歌事件外,1973年9月3日清晨,一艘由高雄旗津開往前鎮的民營渡輪高中六號,因超載且機械失靈而翻覆沉沒,造成25位住在旗津中洲,要趕往前鎮的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年輕女工罹難。這些可憐而早夭的四年級的女工,她們剝削了誰?她們又怎麼能為今天的居住正義負責?
吳念真也曾寫到,鄉下的女工在工廠裡被檢查出來有肺結核反應,廠方就通知家長領回。小女孩想到回家後沒辦法賺錢,反而還要浪費糧食,就在同事都去上工後,在宿舍裡上吊自殺。台灣經濟的起飛,靠著就是兩蔣這種黨國資本體制剝削廉價女工。今天RCA罹癌的女工,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耀元電子、興利紙業、東菱電子、太中工業等遭黑心老闆惡意關廠的工人,很多也都是四年級生啊!
那年代工廠裡的三班制,生產線上建教班的女生若生病,上課可以請假,上班卻不能請,因為生產線趕工時,上課沒來學校睜一眼閉一眼,但上班缺勤會毫不通融的退學。而且加班領的費用,不是像現在乘以1.35或1.7,而是乘以0.3或0.6,而且不加還不行。我能理解六七八年級的孩子們投入職場後,一定有很多不滿,但你們又怎能想像,三四五年級當時的職場又是什麼光景?
我在戒嚴時代,也在某一國民黨中常委的工廠裡工作3年,見過生產線上有當了20年的計件工,公司就是不給正式職缺(不想付勞保與退休準備金),懷孕的就想方設法調她去粗重的、骯髒的、汙染的地方。3年裡我親眼看見2次職災,一個工人頭被夾斷在生產線上,當場死亡;另一個被斷掉反彈的刀片刺入胸中,送榮總不治。但生產線依然沒停,勞動檢查完全是虛應故事。戒嚴時代的工殤血淚,真的是罄竹難書。
女工與老兵的命運一樣,像牲畜一樣的成了黨國體制的奴工。因此女工在工安事件中,面對生產線上同事的死亡,也跟軍中與眷村裡的人,面對身邊的人遭到白色恐怖凌遲時同樣的「淡定」。一條生產線每一班都上百人,三班制趕工,即使身邊的同事慢性中毒倒地昏厥(像飛歌),甚至意外身首異處、血流遍地(像那家中常委的工廠),生產線還是不能停,死傷者由主管負責,工人不能擅離崗位。在戒嚴體制下,這種上萬人的保稅工廠,就跟眷村與戰場一樣冷血。
唉!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四年級的人到底是招誰惹誰了?鄉民們別再落入當權者為我們預設分類械鬥的世代陷阱中。土地是有限資本,有本事操作的一定都是特權階級。這是階級問題,與誰是幾年級無關。無關,無關,無關(丟筆,沉思中)。
作者: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原文網址: 管仁健觀點》窮人,你的名字叫笨蛋 | 生活 | Newtalk新聞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5-03-17/57863 Follow us: @Newtalk新聞 on FB | @newtalk_news on IG | @NewtalkNews on YT 「三、四年級拖垮台灣」劉克襄有感而發,六七年級熱烈迴響新聞整理 / 闕士淵 台北市社會住宅議題帶出「青貧」現象,不少年輕人收入根本付不起房子的頭期款,僅僅能三餐糊口而已。作家劉克襄有感而發,在臉書上以〈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為題發文,直言三、四年級台灣人自私的心態將拖垮台灣。而記者蘇瑋璇則以〈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回應劉克襄,痛陳七年級台灣人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困境。其後,六年級後段班的姜洋也在蘋果投書〈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敘述他的世代困境。 中時報導,劉克襄提到,許多學者專家仍像部落的巫師,愛當社會的預知者,在年輕人身上貼上許多標籤,「威權式地批判年輕人不願意低就、又過度迷戀網路世界」。但劉克襄認為,社會批判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指控。 自由報導,對於太陽花運動之所以在年輕人間引起撼動,劉克襄有感而發地表示是因這一輩的他們,「未留下一個安心可以奮鬥的環境」,讓年輕人找到生活目標後努力打拼。 中央社報導,綽號「鳥人」的劉克襄是知名自然觀察解說員、作家,從事自然觀察、歷史旅行與舊路探勘十餘年。至今出版詩、散文、長篇小說、繪本和攝影作品20餘部。 劉克襄〈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全文: 劉克襄 2015年3月12日一位去新加坡讀書的大陸女孩,畢業時入籍當地。最近到報社任職,一個月薪水約莫台幣五萬多塊。我問她,假如你找到工作,十年後能否在新加坡買房子?二十四歲的她,肯定地點點頭。她和大陸來的男友已訂婚,對日後充滿信心,也不排斥很快就有孩子。 假如她繼續留在大陸,一路求學,日後到沿海重要城市,在無背景的條件下,不僅無法找到期待的允當工作,恐怕也買不起房子。當她述說時,我彷彿聽到兩岸的年輕人,都有某些類似的困境。 而她到了新加坡便不一樣了,好像70年代的我們,來自南部的孩子北上讀書,後來留在台北工作,或者出國讀書。不管將來如何,回到這塊土地,她都有很多機會謀得一份工作。外面的社會充滿著各種夢想的可能,多數人不會把公家機關當金飯碗。 我的孩子跟她同歲數,剛剛畢業,非理工和金融科系背景,畢業半年後,終於找到月領25K的工作,全家人充滿歡欣。他一定很難想像,跟他同樣年紀的新加坡人,竟能領得豐厚的薪水。更重要的是,以現今台北的公寓大樓,我的孩子努力一甲子,恐怕都還在付頭期款。若比較別地年輕人的生活,想必會羡慕這樣的國家。 像我這樣來自農家鄉村的四年級,可能是目睹台灣土地最劇烈變遷,也是享受最多資源的一代。我們親身體驗了貧窮的滋味,卻也在年輕的養成過程裡,大量地享受整個社會的富裕,獲得許多過去不曾擁有的資源。那些年,或許是台灣最好的時候,但也是剝奪生態環境最嚴重的階段。而這些年,我們壯年了,台灣進入崩壞的狀態。 我們的下一代,正面臨台灣最貧苦最沒機會的時候。這樣的環境不是他們造成的,而是我們過度短視,著眼於近利,造成這等困境。政府過度傾斜於保護少數財團,給予金融和科技業優先的利益,缺乏多樣價值的發展和照顧。 但許多年學者專家仍像部落的巫師,愛當社會的預知者,不斷用批判的角度,威權式地批評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低就,踏實的工作,又過度迷戀網路世界。我們從未反省,自已傷害台灣有多深。 孩子們會有現今的茫然,三四年級的人,其實必須承受最大責任。去年太陽花學運何以聲勢浩大,因為我們未留下一個安心可以奮鬥的環境,讓他們找到生活目標後,打拚就有機會。不是他們做的,卻要用未來的一輩子去概括承受,誰會服氣? 我們批判現在的年輕人,反而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指控。不是我們保護得太好,讓他們失去戰鬥的能力,而是沒有給予完好的成長環境。台灣早被我們拖著往下走,不是下一代。每個人若自私地只顧著,讓自己的孩子獲得最好的福利,台灣只會繼續沉淪。 你是否跟我同年級?行有餘力者,要不要嘗試拉高角度,把所有孩子都視為親人。幫忙他們一把,也是幫台灣一把。別人的孩子跟我們的,都要一起在未來活著。讓人家有機會,我們的孩子才不會受苦。 我的周遭,許多同年級的友人開始意識到這個狀態,樂於伸手援助陌生人。賺錢不再重要,如何回饋土地更是當務之急。大家不分階級和族群,廣泛地認養台灣。此時此刻,真的需要更多人如是體悟。 (本文刊於今日蘋果日報「蘋中信」) 蘇瑋璇〈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全文: Su Wei Hsuan 2015年3月13日 今天早晨,讀到劉克襄老師寫的「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坐在捷運上我默默流眼淚,環顧四周,比我略大、比我略小,都是茫茫然在這擁擠城市裡被撕扯破碎、夢想幾乎快消磨殆盡的年輕靈魂,因此我想寫一篇「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回應劉克襄老師。 (劉克襄老師原文在此:http://www.appledaily.com.tw/....../forum/20150312/36432517/) -------------------------------------------------- 我是76年次,27歲,與絕大多數同輩的台灣年輕人一樣,高中畢業後考上台北的大學,在此念書、畢了業,找份薪水差強人意的工作,為了落腳在天龍國,看似自願實為強迫地背上「房租」這綑枷鎖,年復一年高漲的房價是有錢人才玩得起的奢侈遊戲,「不吃不喝30年才能在台北買房」這種聳動的新聞標題對我們越來越疏離,寧可花錢吃吃brunch、看場電影,追求簡約易入手的小確幸。 與我同樣年齡時,我的父母已經有2個小孩,再過5年,他們已可在高雄市買下一間28坪的小公寓;再過13年,他們已湊足頭期款換一棟透天厝。當時的台灣不那麼傾斜,全台灣人不必一窩蜂擠進台北才找得到工作,多數人不會放棄自己的家鄉,回鄉打拚是自然的、充滿可能的,且通常選項不必是公務員。 台灣社會就像一盤豐盛的桌菜,到了我們念高中大學時,桌上已剩菜尾,到了我們準備就業時,已經杯盤狼藉吃乾抹盡,七年級生彼此能PK的不是「多好」,而是「多慘」。72年次起經濟衰退、73年次教改初期,接下來教改白老鼠畢業起薪22K金融海嘯少子化勞保破產健保破產學歷貶值房價飆漲政治惡鬥國家虛耗,這些食不下嚥的廚餘全在某一群人吃飽撐了剔牙時,要我們這一代人吞下去。 縱然許多事情是大環境造成,令人沮喪的是,就講講最近的社會住宅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自私,把這些蝸居在台北市、僅僅需要一份剝奪感不那麼強烈的住房的我們,打成過街老鼠,竟有捷運聯開宅住戶,講出要蓋圍牆阻隔社會住宅、或不甘房價下跌要求台北市政府賠償房價損失這些火星人邏輯的話語。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扭曲腦袋滋養如此邪惡的價值觀,為房價考量至上、為個人利益至上,持這樣觀點的住戶,買得起房,理應也是3、4年級正值壯年,他們沒有7、8年級生的兒女嗎?他知道台灣有數以百萬計求一房而不可得,正正當當繳稅納糧供養經濟刺激房價走揚的年輕人嗎? 若問需不需要青年住宅,我會說,需要、太需要了,我們這一世代不是不願為住居付出,也不需要房子多奢侈,但請在合理及可負擔範圍內,還給我們這一世代應有的居住正義。 在台北流轉的9年內,我搬過10次家,每次打包換殼都是極盡折磨,每個月剛領到的錢,馬上就得拿出部分繳房租,打了折扣的自由、東扣西減的夢想,越來越殘缺而不可能實現。 堅決反對社會住宅的聯開宅住戶們,想知道你們未來的鄰居是怎麼樣嗎? 我所認識的台灣七年級生,就算嘴上牢騷但認真工作,不論單身已婚或交往中都願意珍惜戀愛,下了班倦的要命看場電影就能充飽電力,養不養寵物沒關係但對小貓小狗都有份同情心,周末假日賴在咖啡館裡偶爾裝裝文青,喜歡跑步但不會破壞健身器材,就算家門口鞋子亂丟一經提醒就會不好意思的塞進鞋櫃裡,喜歡自己動手做料理、學語文、手工藝,當了父母認真盡責的滋養著小小生命,在污濁的城市裡有相對潔淨的心靈。 是這樣的我們,就只是和你們的孩子一樣,而我們的壯年還要扛起你們的老年。犧牲著我們,你們還會自甘於既有利益沾沾自喜嗎? 姜洋〈六年級的我也有話要說〉全文: 昨日讀到劉克襄老師的「像我這樣的四年級」,以及今晨蘇瑋璇回應的「像我這樣的七年級」,是的,我是六年級後段班的,我也的確有一點認識我這個世代。 劉老師在文中所述,其實,早些年,我們這一群現在所稱的(老)文青,確實早就討論過這些問題了。六年級的我們的父母,經歷過早年台灣最有經濟實力的時刻,我們出生後沒多少年,那經濟榮景的不再與持續下滑,社會整體的轉型都在我們成長階段大幅度改變著。我們這一世代最為明顯,父母所擁有的權勢金錢幾乎能改變你的未來。 求學過程中,在轉變與不轉變之間躊躇,電腦世代的來臨、第一屆的免試升學白老鼠、技職體系與普通高中的拉鋸,我們也出國探索,我們也以工換宿(在當時一點都不流行,也不好跟大家宣揚,父母會沒面子,因為我們的時代還是喜歡有份穩定收入的時代)。我們的父母不若七年級生的父母,很多還趕不上數位化的衝擊,卻又還需要保留權威式以上對下的尊嚴。 我們已經進入中年,周圍大部分的朋友,卻還有很多單身,還在換工作(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有了那麼一些覺醒的勇氣),有了家庭的,也都在上有父母、下有小兒中,為了五斗米折腰,當然無殼蝸牛是大多數,未來還是沒殼的,也舉目皆是,聯開宅那樣的荒謬的價格議題,所謂的青年住宅,好像也跟我們這些邁入中年的人沾不上邊了,居住正義好像來得太晚。 要說七年級的困境,六年級生是深入虎穴的先鋒,那些嗑剩的殘渣菜餚撿著吃點,因為社會還沒覺醒,我們卻已經長大,長大後的枷鎖一樣沒少,好不容易開始覺醒,我們又已經不再年輕,這樣的矛盾在我周圍一幕幕上演。 我想要說,這個社會慢慢的在變形中,好或壞沒有定論,我卻知道,低調的六年級,是默默往前走的一群,更年輕的一代比我們更有勇氣發聲,或許也是世代間一步步拼鬥而來的小小成果。 在這個島上,需要的是真正的公平,也就是不用金錢來劃分高低的環境,不是靠一堵牆來區分居住邊界奢富與貧窮,真正的富裕是什麼?有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下一代能夠自在的、笑著長大,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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