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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gmin - 遠距課程資訊 - 100-1你所不知道的歷史期末講義 |
| 100-1你所不知道的歷史期末講義
壹、宋太祖與強幹弱枝國策之建立 一、陳橋兵變 (一)陳橋兵變的經過 後周世宗顯德7年，鎮、定二州奏北漢引遼人入寇，周室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兵禦敵，當時主少國疑（世宗死，子宗訓即位，是為恭帝，年僅7歲），趙匡胤握兵權而得眾心。趙匡胤軍次陳橋驛，兵士大譟，群擁趙匡胤為帝，於是兵還京師，即帝位，國號「宋」，是為宋太祖。 (二)陳橋兵變的事實真象 1. 鎮、定二州奏遼人入寇，其進兵的情形，舊史全無記載，僅言遼人遁去，當時後周世宗崩，恭帝年僅7歲，遼人何以不戰而退？因此遼人入寇的事，可能是偽造的。 2. 趙匡胤出兵之際，即已謠傳點檢作天子；當時又有軍校苗訓，自言看見「日下復有一日」，可知京中人士對這次事變已先有風聞。 3. 兵變之時，秩序井然，而倉促之間，黃袍從那裡得來？若非事先有備，臨時恐怕無法做到。 4. 趙匡胤母親杜氏，聽說趙匡胤篡後周，即說：「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可知趙匡胤為自立的事，蓄意已久。 5. 趙匡胤在赴陳橋之前，曾焚毀一批文書，自然有其重大的意圖。 (三)趙匡胤掌握禁軍的原因 1. 家世的關係 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自後唐入禁軍，直至後周，時間不可謂不久，且由下上升，所以與禁軍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時趙弘殷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於高平戰後，任「殿前都虞侯」，《宋史》〈太祖本紀〉云：「父子分典禁軍，一時榮之。」殿前軍的整編，起於後周世宗，當時趙匡胤為殿前都虞侯，世宗詔令全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趙匡胤擇其武藝高強者為殿前軍，並改任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以統之。殿前軍是他整編，當然都是他的部屬，侍衛親軍是他父親的袍澤。因此趙匡胤能掌握禁軍，「家世」的關係是主要原因。 2. 義社兄弟的關係 趙匡胤與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結為兄弟，當時稱為「義社十兄弟」，這個小組織便是趙匡胤發動政變的一大助力。 二、宋代的國策 (一)宋代的國策，簡言之為「強幹弱枝」，其基本原則有二：其一是「中央集權」，使中央的各項權力，如軍事、政治、財政、法律等權力都超越地方。其二是提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 (二) 宋太祖為厲行國策所作的重要措施 1. 整頓禁軍 首先排除禁軍中異己的重要將領，如張永德、李重進、韓通、李筠等人。撤消「殿前都點檢」一類的要職，改以其弟趙匡義為「殿前都虞侯」，統領禁軍。建隆2年，「杯酒釋兵權」，解除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人的兵權。整飭軍紀，嚴懲不法之徒，禁止「義社」組織。淘汰冗弱，並選全國精兵，規定禁兵分番戍守郡縣，以防士卒驕惰。 2. 削奪藩鎮的權力 凡遇節度使來朝，即將其遷移至別處，使其脫離原有的地盤憑藉。在稅收方面，由中央派官至各藩鎮，分主其事，以杜絕過去藩鎮重斂人民的弊端。在財賦方面，乾德2年，命令諸州所收的賦稅，除了供給本州的用度外，其餘錢帛，均須輦送京師。在吏治方面，嚴禁諸州首長以私人典掌要職，每州並置通判，以監察州政，而舊有節度使出缺時，漸以文人代之。 (三)對政治的影響 1. 宋太祖時，地方的武力雖不足與中央抗衡，但保境禦敵，尚不必全賴禁軍。宋太宗即位後，繼續削弱藩鎮，並規定節度使所轄的土地，只限一州， 其餘土地均直隸中央。從此以後，中央益強，地方益弱，漸至失去平衡。其後宋太宗以禁軍伐遼，兩度失敗，全國遂無可用之兵，乃至國勢驟弱，外患益深。宋太宗以後的皇帝，一味擴充禁軍，只著重數目的增加，而不重視素質的改進，漸至中央與地方並弱。 2. 過度的重文輕武：由於宋代重用文人，科舉為世所重，相反的，軍人卻遭受鄙視，其素質與社會地位，日益低落。此外，宋廷對統兵將帥的猜忌，也始終不懈，對於具有勇略的將領，疑忌尤深，而統兵大員亦多任用文官。 3. 宋初的中央官制，名義上承襲唐制，如三省、九寺、諸監、御史臺等，然而這些機關首長的職權，大都名實不符，這種現象的造成，導因於宋室的致力於推行中央集權，而以前代的制度勉強適應這種政策，而致發生許多不良的影響。 4. 三省雖同時並立，但尚書、門下兩省的職權趨於廢退，三省的首長都不常置，有時雖以他官兼領，只是徒擁虛名，不預國政。加以言官權重，宰相受言官的牽制，不能有所作為，相權益弱。 5. 宋代的政治制度，除官職之外，另有所謂「差遣」，有官職者未必有權，必須由皇帝別敕差遣，才能辦理其職掌範圍以內的事，因此造成許多官職只是坐擁虛名，徒耗國家的俸祿而已。 6. 從北宋末年起，宰相之上，又設有一種尊貴的官銜，稱「平章軍國重事」，或「同平章軍國事」。南宋寧宗時，韓侂冑任之，改稱「平章軍國事」，從此成為權臣所必加的頭銜，丞相遂成為其僚屬。 三、宋代的國策與國計之關係 (一)時代背景 1. 北宋與遼國及西夏對峙，南宋與金國以淮河為界，及其末年又受制於蒙古。整個宋代始終處在強敵的欺凌下，為使國祚延續，不得不養重兵，軍費的支出，日益浩大，軍食戰備的長期消耗，終將宋代的財政經濟拖垮了。 2. 至於軍隊編制的擴大、官吏數目的增加、俸祿的豐厚、郊祀的濫賞、祠祿的賜與、宗室的無限給養、歲幣的長期消耗，無一不是國家財政的沈重負擔。 (二)冗兵問題 1. 宋代行募兵制，軍隊分為禁兵、廂兵、鄉兵、蕃兵，分隸於殿前、侍衛二司。分述如下： (1)禁兵：為皇帝的衛隊，也是最精銳的部隊，其任務為保衛京師，兼備征伐，約有半數駐於京城及其附近地區，其餘則分戍邊境及若干內地重鎮。宋太祖時曾揀軍中勇壯者，號為「兵樣」，分送各地，命如樣招募，其標準高度為5尺5吋至5呎8吋。外戍的禁軍，每1～2年必換防一次，戍地統帥，則不隨兵易防，以免武人專擅。 (2)廂兵：是諸州的地方軍，有時一軍分隸數州，其主要任務是在諸州擔任畜牧和修繕之役。 (3)鄉兵：即民兵，其來源一部分出自招募，一部分自民戶徵調。 (4)蕃兵：為外籍兵團，亦可說是邊塞上的鄉兵，為內屬的外族男丁組織而成。 2. 冗兵之患 (1) 宋仁宗時，因西夏叛亂，大肆招募並徵調民兵，冗兵之患遂日益嚴重。宋代的募兵，並沒有完善的退役制度。士兵可以老死行伍，老兵既不可用，於是再招募新兵，軍隊乃越養越多。遇到天災，更以招兵為救濟災荒的手段。 (2) 宋太祖開寶時期，兵員總數為37萬8000人，其中禁軍馬兵、步兵共19萬3000人；至宋仁宗慶曆時，兵員總數為125萬9000人，其中禁軍馬兵、步兵共82萬6000人。70年間，禁軍增加63萬3000人，總兵數增加88萬1000人。國家財賦的收入，80％以上花在養兵之上。 3. 宋代兵制的弊端 宋仁宗時，禁軍多怯懦畏戰，主要的作戰任務乃轉移到鄉兵身上，因鄉兵熟知邊疆地形及敵情，且愛護家鄉，每戰必出死力。另外，宋室對邊將箝制過甚，加以不得久任，以是雖有良兵，仍不足以捍禦外寇。王安石變法中的改革兵制，主要是以民兵代替募兵，北宋哲宗時，舊黨當政，廢保甲、罷教閱，於是民兵亦衰。 (三)冗官問題 1.宋代錄取的進士（諸科、制舉尚不計算在內），合計為4萬275人，每屆錄取的新進士，政府都替他們安排職位，取士用人如此沒有節制，當然導致冗官的充斥。 2. 宋代服官之家，稱為「官戶」，而官戶照例可免賦役，冗官充斥之後，官戶驟增，納稅執役戶便告遞減，農民賦役因而加重，而逃稅避役之風日益猖獗，遂使社會失其和諧。 (四)宗室問題 1. 宋仁宗皇祐時期，曾先後下詔，規定宗室男子4歲給食，5歲賜名授官，15歲則可以計年轉官。 2. 宋代為管理宗室，設有「大宗正司」，除對於宗室袒免以外，規定凡兩世祖、父俱亡而無官貧乏者，則支給孤遺錢、米；至於任官者，其俸祿增加極快，其他添差到各機關及州縣政府任職者，更難以數計。 3. 尚有特別節日的賜予，如生日、婚嫁、喪葬及歲時補充雜賜，與四季賜衣等。 (五)歲幣問題 1.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宋遼議和，宋代給遼國每年輸送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至宋仁宗慶曆元年，西夏事起，歲幣增為銀20萬兩、絹30萬匹。慶曆4年，西夏元昊上表輸誠，宋代賜歲幣銀7萬2000兩、絹15萬3000匹、茶3萬斤。 2. 南宋高宗紹興11年，與金國議和，歲幣為銀、絹各25萬兩、匹。宋寧宗開禧用兵失敗，增歲幣為銀、絹各30萬兩、匹。 3. 計前後70餘年間，金、帛之消耗，難計其數，此外，還有各種餽贈與賂遺。 (六)官員俸祿問題 1. 宋代實行「厚祿養廉」政策，除正俸外，每年春、冬兩季，又定期賜衣料、祿粟；此外，尚有職錢及隨身傭人衣糧，甚至茶酒廚料，及薪蒿炭鹽諸物，無不配給。以上是本職的俸祿，如有兼差，亦特添加給。 2. 丁憂及疾病告假的官員，亦照常支給月俸。又有「祠祿」之制，設宮觀，以大臣之老而罷職者領之，立意在敬老尊賢。 (七)郊祀蔭賞問題 1. 宋代郊祀，每三年舉行一次，每至禮成，例頒贈群臣衣帶鞍馬銀絹，軍校賜紙帛有差，貧乏的州軍，如在郊祀之年，若籌不到一筆相當數目的錦帛，以應付駐守在該州的廂兵的賞賜，則很容易激起兵變，其弊不可勝言。 2. 宋代每次親郊，除普遍的賞賜外，大小各官皆得蔭子。 貳、汪兆銘與民國政局 一、汪兆銘的生平 (一)投身革命 汪兆銘，字「季恂」，又書「季新」，號「精衛」，清光緒9年3月28日生於廣州。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人，清咸豐年間，其父親為了躲避「洪楊之亂」，舉家入粵，遂為廣東省番禺縣人。清光緒31年，孫中山至日本，在東京籌設革命組織「同盟會」，汪兆銘遂加入同盟會，並被推舉為評議部議長，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以「精衛」為筆名撰稿，與胡漢民等人同為《民報》的健將。「欽州之役」及「鎮南關之役」，汪兆銘均曾與其謀；後奉孫中山之命至南洋宣傳革命，籌募經費，為陳璧君所傾服。 (二)謀炸清攝政王載灃 汪兆銘因憤恨陶成章等人惡意攻訐孫中山及同盟會，於是謀擊滿清大員以雪恥，乃有赴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之舉。宣統元年2月，鄭毓秀利用洋人的掩護，將裝炸彈的兩個皮箱，從鐵路運往北京，交給汪兆銘。汪兆銘與黃復生兩人潛往攝政王載灃進宮道路的橋下埋置炸彈，不幸為清廷偵探逮捕。汪兆銘被捕後，抱必死的決心，曾慷慨賦詩以明志，云：「慷慨歌燕士，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清廷以案情重大，派肅王善耆審辦，結果汪兆銘被判處終身監禁。宣統3年，辛亥武昌起義後，獲釋。 (三)歷任黨政要職 民國元年，與陳璧君結婚以後，旋即赴法國。民國13年，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後，與胡漢民、邵元沖任政治教官。民國14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隨侍在側，並代草遺囑。民國14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黃埔軍校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出任該校黨代表。民國19年，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聯電反對中央，提出「黨統」問題，乃通電響應；不久與閻錫山、馮玉祥在北平發起「擴大會議」，另組政府。民國21年1月，出任行政院長；民國22年8月，兼代外交部長。 民國24年11月1日，「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汪兆銘在中央黨部遇刺受傷；民國24年12月1日，辭本、兼各職。民國27年，「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舉汪兆銘為副總裁；民國24年7月，任國民參政會議長。因對抗戰喪失信心，民國27年12月18日，自重慶飛往昆明，轉往河內，民國27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主張對日求和。 (四)南京汪政權的成立 民國29年2月30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兼任的職務有：「中國國民黨」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清鄉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長。民國33年，因前遇刺留在體內之子彈存留過久，引起併發性骨髓腫症；民國33年3月3日，赴日本就醫，職務交由陳公博、周佛海代理；民國33年11月10日，汪兆銘病逝於日本名古屋，享年62歲。汪兆銘遺體運回南京，葬於南京紫金山麓之梅花山。民國35年1月，汪兆銘墓被毀，據聞棺木於墓毀後，運至南京清涼山火化。 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 (一)抗日陣營的分裂 近代以來，中國國勢不振，對外交涉大體採取妥協的態度。民國16年，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分立後，國民政府便致力於全國的統一工作，對外來的侵略則多方隱忍，深恐一旦對外戰爭失敗，損失更重。就「九一八事變」後的中、日關係而論，亦復如此。當時民間及在野人士大都主張抗日，而國民政府卻認為與其準備不足，憑血氣之勇，一戰而敗，不如保持元氣，以求最後決戰。國民政府中還有另一派人，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無法與日本對抗，與其最後被日本滅亡，不如早些與日本妥協，以免國家遭受無謂的犧牲，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以汪兆銘為首。汪兆銘在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中的地位甚高，其在脫離抗日陣營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在國民政府中曾任行政院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汪兆銘的妥協傾向，影響抗日陣營中的部分人士，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佛海、主任委員陳公博等人。 (二)與日本謀和運動的展開 時以高宗武為主的與日本謀和運動，由於汪兆銘的積極支持，蔣中正未便干涉。汪兆銘本來是主張對日作戰的，從「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到民國24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抵抗，並曾因張學良採「不抵抗主義」，通電邀請張學良共同下野。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北口之役」中，汪兆銘據前方將領的報告，謂中國武力太弱，無法抵抗日本的侵略，汪兆銘才慢慢的有主和的傾向。民國24年，在蘇俄高唱「民族聯合陣線」的口號下，汪兆銘主和的意志更為堅定，認為中、日兩國若開戰，蘇俄必坐收漁人之利。 此外，汪兆銘並不贊成國民政府所利用的「焦土」政策，認為如果使用這類的策略，民眾的損失更大，且這類策略並不能阻止日軍的南下。例如民國27年11月13日的「長沙大火」，長沙城被焚，而長沙卻在6年後才陷落。汪兆銘尤其反對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認為共產黨的最後目標在毀滅國民政府、控制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汪兆銘想運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中、日兩國的問題。 民國27年7月5日，高宗武抵達日本以後，要求日本以汪兆銘為和平運動的中心人物。日本陸相坂垣保證擁汪兆銘為中國的領袖，此後日本即將注意力轉移到汪兆銘的身上。民國27年11月初，汪兆銘派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本代表影佐禎昭、犬養毅等人開會，會中決定請汪兆銘在南京另組政府，與日本合作。同時，日本答應在2內自長城撤兵；另外，為共同防共，日本駐兵內蒙古。民國27年12月18日，汪兆銘由重慶走河內，並於民國27年12月29日通電，接受日本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條件（此即所謂的「艷電」）。 (三)曾仲鳴的遇害 中國國民黨對黨內要員的分裂行動，最初是採取「勸說」政策。民國28年2月，蔣中正派谷正鼎赴河內，將赴英國、法國、美國等各國的護照送達汪兆銘，勸其赴各國遊歷若干時日，再回國服務。在此之前，蔣中正亦曾派蕭同茲赴香港會晤周佛海，勸其返回重慶，然皆不得要領。國民政府至此乃採取「為國除奸」的手段，民國28年3月21日，國民政府情報人員鄭介民、王魯翹等人在河內謀除汪兆銘，結果汪兆銘的親信曾仲鳴被暗殺。此事使汪兆銘向重慶採取「不屈不撓」的態度，日本政府遂派影佐禎昭乘專船赴河內迎汪兆銘，民國28年4月25日乘船前往上海，途中汪兆銘向日方人員表示：彼本擬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藉言論之力，與重慶的抗戰理論鬥爭，但見後來形勢，僅以言論勸說對方轉向和平非常困難，不如組織和平政府，使日、華兩國真正攜手。民國28年5月6日，汪兆銘在上海登岸，高宗武、陶希聖、林柏生、李聖五等人亦陸續由香港至上海，汪兆銘即與周佛海等人商定，主張在南京建立政權。 (四)恐怖機關的設立 民國29年3月30日，汪政權在南京成立，南京政權持續了5年半的時間，在國民政府的「除奸」政策下，參與南京政權的人物，生命時常受威脅，他們乃利用上海的黑社會，建立起特殊的恐怖機關組織。民國28年夏，汪兆銘初抵上海時，周佛海即與李士群、丁默村有所接觸。此後李士群、丁默村兩人即在上海霞飛路76號設立恐怖機關，機關名稱為「七十六號」，成為南京政權人物的有力保護者。與「七十六號」恐怖機關對抗的是中國國民黨的「青幫」及「藍衣社」兩組織。在「七十六號」與「青幫」、「藍衣社」的競爭報復中，許多支持汪兆銘及反對汪兆銘分裂運動的人士遭到殺害。「七十六號」、「青幫」、「藍衣社」三個組織，所使用的手段為「刺殺」、「綁架」、「折磨」等方法，使上海陷入恐怖狀態中。 三、南京汪政權的結束 (一)對同盟國宣戰 民國30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此舉對於汪兆銘是一個打擊，因為他認為日本與蘇俄是敵對國家，希望日本會向援助中共的蘇俄宣戰，而反對與同盟國作戰。然而迫於日本的要求，汪兆銘不得已乃於民國32年1月9日對同盟國宣戰。南京政權對日本的貢獻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日本「以戰養戰」的策略，與日本合力開發中國資源，並搜刮民財，以供日本軍需。其二是積極實行「清鄉運動」，破壞國民政府「以敵人後方為前方」的戰略，穩定了淪陷區的秩序。 (二)靜待接收 汪兆銘於民國33年11月10日病逝，其職位由陳公博代理。日本宣佈投降以後，南京汪政權所屬的機關都靜待接收，雖然汪政權尚有60萬軍隊。南京汪政權靜待接收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這個政權是日本統治下的傀儡政權，日本既已投降，這個政權沒有不投降的理由。其二是這個政權中的部分人士，希望用「妥協」的方法與日本周旋，避免中國人民受到直接的迫害，日本既然投降，他們當然希望國家統一。他們之中，部分人士曾經掩護過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自認為有功於抗戰，希望能夠再回到國民政府的懷抱。不過就國民政府和人民的立場而論，他們都是「漢奸」，故自民國34年9月下旬，「軍事統計調查局」人員即開始在南京、上海地區逮捕參與汪政權的分子，至民國35年3月，被捕者達5455人。這些人有的利用各種方法買通承辦人員，得以脫罪；有的則分別被判處死刑或徒刑。部分曾經掩護國民政府工作人員的汪政權官員，雖然自認為可以「將功折罪」，但由於一種痛恨與日本合作的「除奸」心理，致使南京汪政權的人士，都受到嚴厲的懲罰。 四、評 價 促使汪兆銘接受這麼一個悲劇性角色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汪兆銘個人對「理想主義」的信念，對民族國家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但是他實踐這種道德責任感的方式，卻是一種「英雄式」的自我犧牲。因此，在民國成立以前，他曾攜帶炸彈謀炸清攝政王載灃，被捕以後仍然慷慨陳辭；在民國政局極為艱難的時候，他亦能勇於負起最艱鉅的任務。 (二)民國以來政治史上的兩極化，即「極左」和「極右」的傾向，而汪兆銘本身為「溫和派」的文人，實難立足於其間，故鋌而走險，企圖從其中走出第三條路來。 (三)民國以來的「內憂」和「外患」，尤其是日趨不利的國際局勢，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傷害。 (四)由於上述三項因素，造成他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即傾向和平、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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