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gmin - 中華科技大學數位化學習歷程

1. 漢代：西漢文帝時，宰相有專戮之權，至哀帝元壽2年，正三公官，宰相分職為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而大司馬位在大司徒之上。東漢光武中興，政歸尚書令，以加強控制，自此以後，三公之職僅備員而已，而尚書的組織卻漸充實。

2. 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均重用中書令。梁、後魏則重用門下省，以侍中輔政。北齊則將尚書改為尚書省，所屬六曹，改為六部尚書。

3. 隋、唐：三省制度成立，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個機關的首長均是宰相，然其他官吏若加上「參知政事」或「平章政事」等職銜者，亦都是正式的宰相。

4. 宋代：宋代中書省和樞密院並稱「二府」，而宰相職權更為削弱。軍事由樞密院掌管，於是宰相沒有兵權。設置三司，即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於是財政權亦非宰相所能干預。設立審官院、三班院考課百官，宰相的用人權亦所剩無幾。

6. 明代：明初設官，仍沿襲元代制度，以中書省總理政務，左、右丞相主之，下設六部。洪武13年，左丞相胡惟庸以「圖謀不軌」被誅，朱元璋認為相權過重，乃罷中書省，廢丞相，以六部直隸於皇帝。洪武28年規定：「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使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建立了一個無限制的君主獨裁政權，導致明、清二代540年的政治開始嚴重的僵化。

2. 殺大臣：在朱元璋時期，做過宰相的，先後只有4人──即徐達、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此4人均貶死或伏誅。宰相制度廢除後，朝中的最高官職為六部尚書和都御史，其被朱元璋誅殺的有11位。

4. 殺文人：《明史》〈文苑傳〉所載文人被朱元璋殺害的有13人，被充軍的有8人。另外，還有所謂文字疑獄──即因為在慶賀表中用了「法」、「則」、「生」、「坤」等字（音同「髮」、「賊」、「僧」、「髡」），而有許多學官被殺。

5. 殺官吏：朱元璋對待地方官吏尤為嚴酷，明代律法規定：「守令贓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洪武9年，官吏謫笞，謫屯鳳陽者萬餘人。

6. 殺隱士：朱元璋於大誥中規定：「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1. 洪武15年的「空印案」：當時地方官派人到中央繳納錢糧，照例是帶加蓋官印的空白文書（空印），以備臨時填寫改正之用，朱元璋認為其中有弊，乃大興誅殺。

2. 洪武18年的「郭桓案」：為了戶部侍郎郭桓作弊，連累了中央各部及全國的地方官，死者數萬人。六部侍郎以下皆死，官吏繫死者數萬人，中上之家，大抵皆破。

由於朱元璋之提倡，於是內外仿效，竟然成了全國通行的制度，在「刑不上大夫」的原則下，一向被維持著的士大夫的體面，至此掃地無遺。廷杖的執行是每5杖易一人，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受刑者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

1. 明代的司法機關，有刑部──掌全國司法行政，兼理京府直隸的部分刑案；大理寺──為最高法院，凡刑部、都察院所受理的案件，均於此覆審；都察院──主要職責為糾察百官，並有會審大案之權。以上三者，合稱為「三法司」。而在地方，則府、州、縣官，均兼掌訟獄。

2. 皇帝亦常私設法庭，如錦衣衛──又稱詔獄，於朱元璋時設立，此機關亦可以拘捕和審訊犯人；東廠──成祖時設立，以宦官掌之，緝訪謀逆、妖言及大姦惡等；西廠──憲宗時設立，以宦官汪直主持之；鎮撫司──原隸錦衣衛，憲宗時，成為獨立機構；內廠──武宗時設立，由宦官劉瑾主持之。

明代司法權的不統一，是造成司法黑暗腐敗的主要原因。而廠衛的橫行，加上廷杖的威虐，構成明代法治的最大汙點。

1. 朱元璋在位31年，不斷的變更法律，並放棄了中國1600年的傳統形式，而改以六部的職掌來編纂刑律，並且常常親自審判司法案件。

2. 朱元璋有時法外施仁，乃是用以爭取人民的好感，甚至歡迎他的裁判，而卻在不知不覺中，把皇帝裁判看成是一個合理的制度。

　　3. 最不足取的是朱元璋喜歡化裝私訪，使人防不勝防，因此，有人偶而因為說話不小心，而為滿街全村引來災害。

1. 明代的大部分時間，其內政方面是異常腐敗黑喑的，若干秕政從明初便奠下基礎。明代政治的不上軌道，朱元璋要負起大部分的責任，其「家天下」的思想極濃，加以猜忌殘忍的性格，使他做出許多荒謬殘暴的舉動。

2. 「宰相制度」廢除之後，文武百官驟然矮皇帝大半截而越形渺小，在百姓心目中，皇帝遂成為超人，在大量而任情的不斷殘殺下，「天威」越為不可測，而使人民恐懼，在此前提下，31年喜怒無常的無限專制，便輕易的奠立了一個無限制專制的皇帝制度，自此在中國延續了540年。

「宦官」一詞的來源：商朝時已有宦官的記載，當時稱為「寺人」，是專門服侍商朝王室的奴隸。《詩經》〈大雅〉載：「昏椓靡共」，「昏」、「椓」皆奄人也，椓毀陽者也；「奄」，精氣閉塞者，今之謂宦人。周朝載：「宮刑者使內。」

秦漢以後君主專制體制建立，雖有統一的政權，然而因為「家長式」的統治，君主擁有無限制的權力與地位，但仍需大臣處理政務及一群僕役服侍，於是有「宦官集團」的產生。

(一)宦官的主要功能：1. 服侍君主。2. 服侍後宮嬪妃及宮女的起居。3. 為皇帝對抗外臣的政治工具：如對抗相權、外戚、后黨、藩鎮。

宦官所處的特殊地位，使他們在「理想與現實」、「人格價值與社會目標」上始終存在著兩難的窘境，矛盾痛苦。

1. 西漢時期宦官集團的興起：漢武帝重用宦官，「內朝」（後宮）由宦官任職，使國家大事的討論與決策由丞相掌管之「外朝」轉到侍奉皇帝身邊的辦事人員。漢武帝太初元年，更改永巷為掖庭，置「八丞」，宦者增至七丞。宦者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僕射」。

2. 宦官集團的發展：漢昭帝與漢宣帝時期利用宦官來打擊外戚；漢元帝時期則重用宦官，朝中大小事均由宦官弘恭、石顯處理。漢成帝時期罷中書宦官、置尚書5人，宦官勢力始逐漸衰微。

3. 東漢時期宦官集團的形成：東漢光武帝以後內宮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其他士人，因而造成高階層宦官勢力的建立。例如：「中黃門」官秩300石，負責供事皇帝於後宮；「小黃門」官秩600 石，為皇帝起草文件，出詔納奏，充當皇帝與群臣之聯絡者；「中常侍」官秩比2000石，輔佐皇帝主持政事；「大長秋」官2000石，為宦官的總首領。

4. 大朝廷中的「小朝廷」：東漢和帝以後，朝政日衰，少主繼位，社稷不常，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面，於是導致外戚與宦官展開持久的爭權戰，皇帝對宦官的傾心信賴，使得宦官的勢力迅速膨脹，終致凌駕皇權之上。東漢宦官弄權的情形主要有「寢奏」、「矯詔」、「脅詔」等項，代替皇帝成為典禮與祭祀的主持者，同時掌控刑罰與軍隊。

1. 第1階段：自唐太宗至唐睿宗年間，為宦官勢力抬頭時期。唐太宗對宦官的防範甚嚴，宦官只是負責門閣守御以及庭內掃除、廩食而已。唐高宗時期，由於武氏內爭，內官用事逐漸增多。唐中宗時，宦官得以「監軍」，開創唐代宦官監軍制度之先河，亦促使宦官勢力日漸壯大。唐睿宗時期，大臣為上體君意，於是拉攏宦官，以方便傳遞消息，宦官勢力逐漸膨漲。

2. 第二階段：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為宦官勢力迅速發展時期。唐玄宗為壓制「外朝」的勢力，任用親信宦官預政領軍，例如派宦官楊思勖領兵安南，唐玄宗天寶年間宦官衣「黃衣」以上3000員，衣「朱紫衣」1000餘人，官拜三品；高力士更成為其左右手。唐肅宗是在宦官李輔國支持下即位的，李輔國被封為「國公」，大臣稱之為「五郎」，權傾一時。唐代宗稱李輔國為「尚父」；宦官程元振掌典禁軍，軍中稱「十郎」；後來宦官魚朝恩任「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成為軍隊的統帥，並掌管唐代中央警衛部隊的神策軍。

3. 第三階段：唐德宗、唐順宗時期，此一階段為宦官勢力擴張的時期。唐德宗有鑒於「涇原兵變」，由於宦官竇文場等護駕有功，受命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直接統帥禁軍，從此宦官監軍與專典禁軍遂成為定制。唐順宗想奪回兵權，但卻被宦官逼迫退位，從此王權無法駕馭宦官。

4. 第四階段：唐憲宗以後至唐朝末年，為宦官勢力鼎盛時期。朝廷淪入宦官之手，皇帝成為宦官手中的傀儡，唐憲宗以後，除了唐敬宗以太子即位，其餘皆為宦官所立。

明朝宦官勢力又日趨高漲，明太祖、明成祖以後，宦官組織成為一個嚴密的系統，先後設立了千百個衙門，人數最多時達10萬人以上，為中國史上絕無僅有。

1. 宦官勢力的形成：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雖下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外臣與內官交結作弊，一並斬殺，妻子兒女流放2000里，但為刺訪臣民隱事，明太祖朱元璋自毀手令，命宦官職掌「參政」、「出使」、「監軍」，宦官勢力遂起。明成祖朱棣於登基時獲得宦官的協助，於是重用宦官，由於舊臣的反抗，遂設立「東廠」，以宦官統領之，並專任以「出使」、「監軍」之權，宦官勢力漸盛。

2. 宦官勢力的擴張：以宦官掌控中樞機要，明朝宦官由「司禮監」太監指揮領導，直接受命於皇帝，主要長官為掌印太監、秉筆太監、隨堂太監、提督太監，職責為「硃批」與「宣傳聖旨」，且秉筆太監或掌印太監兼領「東廠」，集行政、監察大權於一身，猶如宰相。宦官內部形成階級森嚴的組織機構，自成體系，司禮監太監是最大的上司，明神宗時每年各衙要賄賂其3 萬兩銀子。全國各地皆有宦官管理之機關，連宮門、皇陵等都有宦官司職，另有派往全國各地的守備、監軍、糧稅、礦稅等特使。明代最著名之宦官有汪直、劉瑾、魏忠賢等人，權傾一時。

3. 宦官勢盛之原因：由於皇帝之放縱、庇護，皇帝為削弱外朝大臣之權力而重用宦官，視外朝大夫之諍諫在「去其左右，使朕孤立」，或是「內臣在鎮，未使作弊」，結果是「宦官有恃無恐，朝臣身敗名裂」。皇帝不理朝政，政事皆交由宦官處理。明代廢相，改立「內閣制」，使外朝無宰相予以制衡。

(一)定義：凡參加本朝創立基業之工作，而為開國帝王追尊帝號者；或本身參加本朝創立基業之工作，有重大貢獻而後即帝位者；或開國之帝王。

(二)意義：處於開國時期的帝王，身經艱難，開創本姓王朝的基業，具有赫赫勳功，成為王朝循環圈的起點，因此王朝的開國創業帝王，在歷史上居有較顯著而重要的地位。

(三)範圍：包括秦代、西漢、東漢、魏代、晉代、北魏、北齊、北周、劉宋、齊代、梁代、陳代、隋代、唐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23個朝代。

1. 重要性：時勢對於成敗有極大的關係，尤其在古代中國，朝代的轉變，由於君臣觀念的約束，如果沒有良好的時勢，必沒有成功的可能。

2. 種類：可分為三類，即前朝政亂、前朝戰亂、前朝式微。三者之區別並非固定，往往有並存之現象或因果之關係，尤其是在王朝末期，這三種或二種情勢會同時存在。

1. 在帝王專制政體之下，君位世襲，繼位之君主生長於深宮，若帝王不理政事，往往導致大權下移，而能夠取得大權者，約有以下幾種：受先帝遺詔之輔政大臣；佞倖小人或奸詐自利者；后妃；外戚；宦官。

2. 能取得帝王政權者之中，除部分受遺詔輔政大臣外，其他各類人一旦取得大權，往往造成政治上的不安，臣下為求自利，每每斂財自肥，而經濟上的剝削，最容易破壞農村的繁榮與安定，農村破產便會引起內亂，以致造成王朝的衰微。

3. 政治的紊亂，使王朝本身變得脆弱；人民的不滿，足以減低對王朝的效忠心理，容易造成社會的紛亂。當此之時，如果有一股強大的外力入侵，王朝勢必無力作較長久的抗衡，最後的命運惟有覆亡。

1. 政治的腐敗乃是戰亂發生的主要原因，戰亂總是在破壞既存的秩序，而處理亂事之無方，必然使亂事更加擴大。在戰亂熾烈之時，政府不僅無力保護人民，而且往往成為人民攻擊的對象，這種攻擊倘若不斷擴大、加強，政府必無法久存。

2. 戰亂的結果，一則削弱人民對王朝的向心力，一則加強地方對中央之離心力，此二力之互為減增，將縮短王朝的壽命。

1. 一個王朝數傳之後，由於帝王之無能，或經戰亂，或經其他途徑，而使王朝的威令不行，權歸臣下，人民對王朝或帝王的信仰發生動搖，這便顯示出該王朝業已式微。

3. 任何統治權力之鞏固，均有賴於社會對統治者的信念深信不疑，然後才能穩固。社會信念一轉變，現存的政治狀態亦隨之轉變，在社會信念轉變之中，新王朝乃有代替舊王朝的可能。

帝王權力之大、地位之光榮，確實能令人垂涎，而歷代創業帝王之推翻前代王朝，建立本姓王朝，正是爭奪這一最高權位的現象。戰亂既能破壞舊王朝的威信，造成人們對中央的離心力，實乃給予新王朝興起的大好機緣，歷代創業帝王多把握此一機緣而建國。「因勢圖謀」可說是歷代創業帝王得國的普遍動機。

「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戰亂越熾越久，天下對王朝越離心，也越易出現新的王朝，大多數創業帝王之所以敢於篡國或自立，乃處於此一有利的時勢之下，由於權力慾望的引發，遂產生謀取最高權位的企圖。

1. 在帝王專制政治下，統治權原具有排他性，臣下之權越大，帝王之權則越小，然而沒有一個帝王會甘心輕易地失去其權勢，自然處心積慮的希望奪回，求生自保乃人之本能，沒有人願意束手就戮。

2. 帝王失權或能苟全，而權臣失權則必不能倖免，因此，權臣之自保心理實較帝王為強烈，然而當執權者發覺其所擁有的權力不足以自保時，其唯一的方法乃是要求更大的權力，執權者深知失去權力以後結局的可怕，自保的心理益形強烈。

3. 縱然權臣掌握一切權柄，但在君臣倫理觀念下，帝王仍擁有一種心理上的威力，這種心理上的威力，使權臣感受到威脅，尤其是處於衰世之權臣最容易遭致猜疑。內有帝王之猜，外有人臣之疑，自保的結果，只有奪取更大的權力。對內而言，可以清除舊王朝帝王之威脅；對外而言，由同僚關係變為君臣關係，眾人自不能攻訐異望。因此，篡國乃成為衰世執權者自保心理之必然結果。

1. 中央朝臣：帝王係權力的泉源，越接近帝王的人，越易竊取帝王的權力，中央朝臣任職於皇帝身旁，較之外任的方鎮，更易竊取天子大權，因此朝臣對於帝王的統治權力而言，乃是一大威脅。然而考之史實，以朝臣危帝王之身者或多，而以朝臣亡帝王之國者則甚少。其故安在？蓋在中國古代想要易姓改朝，必須具備有力的憑藉，而這種有力的憑藉不可缺少武力，然兵力卻為朝臣所缺少，因此，歷史上的創業帝王，其得國前的身分為中央朝臣者較少。

2. 方鎮強豪：所謂方鎮與強豪，乃是在前朝政治權力組織中的地方官吏或人民，歷代創業帝王未得國前之身分多屬此類。異姓方鎮的強大更具危險性，帝王之位本係人人垂涎，在有利的時勢之下，擁兵的方鎮自然希冀奪取，兵力越強，慾望越高。

3. 外國君長：以外國君長的身分而在中原建立起帝國者有──北魏、元代、清代，而這三個帝國的建立，皆由於其君長的才能與有利時勢的相互配合有以致之。

1. 兵力強盛：當舊王朝末期，處於戰亂不已的時勢下，創業帝王的崛起，必然憑藉兵力，尤其是外國君長入侵中國，更須依恃強大的武力。另一方面，創業帝王如果身當戰亂之時沒有武力，勢必無法掃除群雄，換言之，戰亂越熾，武力越為重要。

2. 政權與威勢：威勢的建立，有下列兩種方式：其一、必須取得前代的中央政權（包括軍權）：取得中央政權，便成為位高勢重，有權有位，因而容易造成威勢。其二、必須要掌握權力，積以時日：威勢原是一種心理狀態，時日的久積，可以使人對權力者的信仰因習慣而深入，人民對帝王的敬畏心理轉移給執權者，執權者遂建立起威勢。

大抵時勢越安定，欲建立威勢越須長久時間；反之，時勢越混亂，建立威勢時間較短。不論威勢如何建立，但威勢乃是創業帝王──尤其是以和平方式或所謂禪讓方式以取得帝位者所必須。

1. 君主專制的時間越長，帝王權力越強固，而帝王的名位亦越穩定，在「以臣拒君，寧論曲直」的觀念下，臣下意圖奪取君位，必為國人所不容，唯一的方法只有假名「征誅」或「禪讓」。

2. 秦漢以後，君權越強固，君臣名分觀念越深入。自秦代至清代，創業帝王敢於假名「征誅」者，僅有漢高祖劉邦、東漢光武帝劉秀與後唐莊宗李存勗三人而已。因此，創業帝王能夠以「征誅」之名或武力之實推翻前代王朝，皆在君臣名分不為世人所公認或君臣名分蕩然無存之時。

1. 秦漢以後，雖然已無諸侯，但「勤王」實足以收拾人心，尤其當天下分崩之時，群雄崛起，能以「勤王」為名，最易受人擁護，且往往被譽為「義兵」。而勤王的結果，可以把持中央政權，挾天子以號令天下，並建立威勢。

2. 勤王並非目的，而是「禪代」的一種手段與過渡方式而已，後世的創業帝王以禪讓方式得國，一則合乎傳統觀念，二則創業帝王可以逃避「以下犯上」大逆之罪名，三則創業帝王可以獲得聖賢的美譽。

3. 綜觀歷代以禪讓而得國的創業帝王，在得國的過程中，似乎有一定的格式。首先是勤王，因勤王而獲得中央朝政大權，然後接受政權，最後由前代王朝的帝王以「天之歷數在爾躬」而讓位，群臣以「天下不可無主，大寶不可久曠」而再三請進，於是遂即帝位。

2. 政治權力的創立或保持，其方法甚多，而帝王憑藉著心理權力以保持其政權，實屬必須。所謂心理權力，乃指統治者利用被統治者之心理，以及控制被統制者之心理。因此，創業帝王想要建立一個新王朝，必須堅定人民對其新王朝的信念；而一般人的思想觀念，既然深受神權與天命的影響，於是創業帝王便加以利用。

2. 在舊王朝的威信逐漸崩解的時勢下，創業帝王遂可輕易的創立新王朝。五代之世，創業帝王之得國，大都為時勢造成的結果。

1. 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往往與失敗者之能力與行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強弱、明庸、賢暴的對比下，成功與失敗即決定於此。

2. 以楚漢相爭時項羽為例，綜觀項羽失敗之主要關鍵有二：一是妒才智，二是失公平。司馬光謂其「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才高者見疑，功大者被絀，推此道行之，雖得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1. 舊王朝的衰亡，群雄競起，力大者獲得寶座。然而政權的爭奪，不僅依賴物力（包括兵力、財力），更須憑藉智力，因為智力可以控制物力、轉變物力。

1. 創業之主縱使才智過人，也難以身顧四方，因此不能不委任臣下，共同創業開基。而創業帝王身處激烈競爭之際，更須爭用智能，才有成功的機會。

2. 在爭奪之際，具有積極進取精神的智能之士，有助於立功建業，而具有保守性的德行之士，卻無濟於急務。不過，只能任人尚嫌不足，更須信人，只「任」而不「信」，則智能之士亦無法發揮其所長。

3. 創業帝王能信而任人，於是智能之士多願歸依，創業帝王能自敵方陣營爭得智能之士，遂能擊敗敵手而獲成功。歷代創業帝王之開國功臣往往出自敵手，由於敵手不能用人，而創業帝王卻能信而任人，智能之士乃多歸附，大展其才，造就功業。

2. 人性好生而惡死，倘使好殺，則人心不服，何能希冀統一成功。如漢高祖劉邦曾明令「殺人者死」，其目的即在施惠於民，收拾人心。

1. 為國祚修長計，創業帝王往往為繼體子孫鞏固基礎，定立政策，創造有利的統治環境。例如創業帝王不斷的訓練子民養成「忠君死國」的觀念。

2. 創業帝王對於王朝的國運長短有重要的關係，但並不是說創業帝王對王朝的國運有絕對的關係。因為在君主專制政治下，繼體之君也有其至高無上的發號施令權，創業帝王的設施無法強迫子孫必然遵守，每一任帝王對該王朝的興衰存亡都負有責任。然而，倘若創業帝王沒有定立良好的制度，政治的雜亂無章，必使王朝難以久立。

1. 優秀分子大體具有若干權力，如理智權力、道德權力等，能影響一般群眾，在社會上具有領導的力量。這些作為領導的優秀分子，可以決定事件的成敗，轉變政治局勢。

2. 創業帝王不僅要個別的爭取優秀分子，更需要在制度上給予優秀分子機會與出路。歷代的選舉制度與科舉制度，均是因此而設置的。

3. 假使創業帝王忽視優秀分子的爭取，則優秀分子在權力慾望的支使下，必然會尋找或製造時機以破壞王朝，甚至會領導群眾推翻王朝，王朝在優秀分子的敵視下，隨時都潛伏著不安與危機，國祚焉能長久。

1. 個人的行為受其觀念的支配，而觀念往往又為社會信念的一部分，例如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甚烈，然當時社會信念仍以掛名黨籍為榮，因此創業帝王如欲防止叛亂的發生，與其制定嚴刑峻法，不如培養人民「不忠為非」的觀念，使人民不敢背叛王朝。

2. 帝王對於時代風尚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因其握有榮辱大權，創業帝王可以利用榮譽大權以行褒獎，天子既獎忠節，則人人必慕忠節。

3. 忠君觀念流傳長久之後，被視為萬世不易的真理，足以左右人心，忠君觀念遂成為影響個人行為的一種內在的力量，則後世繼體子孫縱使昏庸無能，亦不致輕易的亡國。

1. 安定民心乃是創業帝王最基本而急迫的工作，民心安定之後，野心之士因為缺乏有利的時勢，自不能不放棄爭奪王位的企圖，而將其才智改用於競爭臣位。

1. 所謂中央集權，實際上包括兩種意義，一是中央政府的集權，一是帝王或王室的集權，事實上，這兩種意義的集權，對於王朝的國祚而言，都是有利的。

2. 創業帝王為了本身以及子孫的地位，必須使臣下對帝王本身發生尊敬與畏懼的心理，例如西漢、東漢、唐代、宋代、明代、清代，對待創業功臣，或誅殺，或保全，其目的皆在鞏固帝王的權威。

1. 自漢高祖劉邦「非劉不姓」原則制定以後，歷代多不封異姓為王。因此，自漢代以後，歷代莫不封同姓宗親為諸王。

1. 人民原具有感恩之心，尤其是在變亂之後，施行利民善政越多，所獲得人民之感恩越多。創業帝王施行利民善政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兩項：一是改革時弊，消除人民痛苦；二是整頓吏治，開創優良政風。

2. 創業帝王穩定人心後，經過若干年的統治，由於時間的關係，人民對王朝的權威產生敬畏的心理，同時，又由於中國民族極為重視「不忘本」的道德標準，王朝創業初期的善政，造成人民感恩心理，父子相傳，歷久不失。

3. 敬畏的心理與感恩的心理相結合，遂產生應忠於本朝的觀念，使人民不敢背叛朝廷，當此一觀念深入人心之後，遂成為一種左右人們行為的勢力，此一無形勢力，實為維持王朝祚運、保證繼體君主亂而不亡的重要支柱。

1. 李建成與李世民之衝突，約起於武德4年洛陽平定之後，在此之前由於李建成留居長安，李世民專征於外，頗少共處的機會，及李世民平定洛陽，功業日隆，其遭李建成之忌，自所難免。

2. 李建成最初所採用的策略，則為聯合其弟齊王李元吉，以增加聲勢；並交結高祖的妃嬪張婕妤、尹德妃，以為內助。李建成此一辦法，甚為成功，因有宮闈之奧援，不僅地位大為穩固，且得建立耳目於宮中。

1. 李建成的另一個策略，即為蓄養勇士，擴充實力，蓋李世民久專征伐，府中智勇之士眾多，李建成自不免相形見絀，故廣加募召，以資抗衡。據《舊唐書》〈建成傳〉載：武德7年「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

2. 楊文幹事件可視為李建成、李世民雙方整個衡突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此事件後，李建成之地位終不動搖，而李世民所抱高祖易儲的希望，亦告幻滅，由是鬥爭益烈而危機日深。

1. 高祖初亦深知李世民之大功，且曾數度許以皇位之繼承，後因受後宮張婕妤、尹德妃等人的蠱惑，終至偏袒李建成、李元吉，而疏遠李世民，不只違背其承諾，即於二人加害李世民之種種罪行，亦不予究責。李世民之覬覦儲位，由高祖出言不慎以激發之，誠有可能。

2. 高祖為消弭雙方的嫌隙，遷居李世民於長安城西之宏義宮，李世民既徙居城外，李建成等在京城中遂無敵對之勢力，而於宮中消息之探討，亦遠較李世民為便利，故高祖此種措施，益使李世民陷於不利之形勢，此事於李世民之發動政變，具有直接促成的作用。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李世民去至尊疏遠，終無嗣位之可能。其二是宏義宮僻居城外，更便於陰謀之進行。

高祖得到李世民新動向的消息，就設法防止，採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從嚴處罰那些慫恿李世民的謀臣和武將，以期收到殺一儆百的效用，達到李世民的部屬不敢幫助李世民生事的目的。當時東宮及齊王府的部屬，也都認為如果對李世民主張太過激烈，怕會得到高祖的懲處，因而對李世民的行動，都不敢從中挑撥，更不敢多做報告。

1. 楊文幹事件後，李世民、李建成的鬥爭越形激烈，雙方皆致力於收買智勇之士以為己用，李建成收買李世民重要分子的辦法失敗後，乃轉而藉高祖之力以排去之，李世民的重要謀臣如程知節、房玄齡、杜如晦等人，盡遭斥逐，而武將尉遲敬德幾至被殺。

2. 武德9年，李建成復乘突厥入寇的機會，力薦其弟齊王李元吉督諸軍北征；李元吉復請以秦府驍將精兵隨行，期以徹底瓦解李世民的武力，惟軍未發，而「玄武門事變」爆發。

1. 李世民在京師的實力，既不敵李建成，因思植勢力於首都之外，以待他日之變，遂有遣張亮赴洛陽之事。高祖曾有命李世民出居洛陽之意，高祖此意，仍是採用以往之隔離辦法，及李建成等人使人上奏高祖，乃悟後果之嚴重，遂暫擱此事。

2. 李世民在京師的實力，既處劣勢；欲東出洛陽以變，復不如願；而奪嫡的野心，難以壓抑；自身的實力，又將逐漸消失，最後只有放手一搏。

武德9年5月，傅奕上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出示傅奕的奏狀給李世民，目的是希望藉此警告李世民，使李世民知有防備而不敢發動。李世民卻反而因此更怕功高不賞，急急的出重利收買玄武門守將常何，常何曾隸屬李建成而為李世民所利誘。換言之，高祖以傅奕奏狀授李世民，卻在無意間反成為李世民利誘常何的促成力量。

李世民與常何談妥條件之後，李世民便決定伏兵玄武門內的計劃，接著李世民就上奏李建成、李元吉之罪，以引起高祖召喚他們鞫問，造成李建成、李元吉入玄武門的機會。李建成、李元吉的聯軍，本來足以壓倒李世民的軍隊，李建成更是胸有成竹；又因玄武門為其舊部常何所駐守，所以李建成認為玄武門內外都沒有危險。按照唐代的法律規定，無許可證而妄入宮門的，處2年徒刑。李建成估計玄武門內是法律規定的安全地帶，因而東宮、齊府的精兵都停在玄武門之外。

李世民之所以得勝，李建成、李元吉之所以致敗被殺，主要關鍵在於李世民以兵據玄武門，即宮城之北門，而李建成、李元吉卻無法以兵入玄武門之故也。高祖、李建成都估計錯誤，他們只應付正常的情況，而沒有防備意外的發生，李世民則是採用一切可能的非法手段，孤注一擲，被拒在玄武門外的東宮、齊府的優勢兵力，也無能為力。

2. 高宗的得立，直接受「玄武門事變」的影響。李世民即位後，立李承乾為太子，而想奪嫡的頗不乏人，濮王李泰就是最重要者之一，於是太子李承乾與濮王李泰乃各樹朋黨，後雙雙被廢。武后的被立為后，以及她之所以掌握政權，更是建在高宗的得立上的。

3. 高宗的廢皇太子李忠、廢皇太子李賢，既以廢皇太子為常事；武后甚至廢中宗、睿宗兩帝形同奕棋，亦是間接的受著「玄武門事變」的影響。

1. 廢立皇太子既成風氣，未即帝位的皇太子當然極度不安，變亂遂由不安的心情而發生。原先濮王李泰潛謀奪嫡之時，李世民主張「兩從廢黜」，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為永制。」但是李世民本身就是藩王窺嗣成功的，由李世民成功的影響而發生的藩王窺嗣事件，猶如長潮巨浪，洶湧澎湃。李世民所定的法制，既不能阻止由他成功的影響而發生出來的潮流，覬覦政權的野心，漸漸的擴散到藩王以外。武后、韋后固不必論，中宗時有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睿宗時有太平公主謀廢太子等事。

2. 由太子的帝位繼承權的不固定，進而至於即帝位以後政權還不安定，政權逐鹿者，由藩王而皇后而公主，唐代政權之爭，可謂變本加厲了。

1. 宦官高力士短短數語：「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幫助玄宗決定立肅宗為太子，這是以後宦官干預立君之事的先聲。

2. 安祿山造反時，宦官李輔國在馬嵬勸太子（即肅宗）北趨朔方；至靈武又勸肅宗即位，李輔國因之成為擁戴之元勳，遂創後來宦官擁戴或廢黜的先例；唐代帝位繼承的決定，乃另轉一個新方向，即操於宦官之手，唐帝國也隨著走向衰落之途。

期中考講義-你所不知道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