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gmin - 中國現代史事與人物 - 102-2期中考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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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期中考講義

    中國現代史事與人物期中考講義

     

    第一單元  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誕生

     

     

    壹、革命運動的經過

     

    一、興中會時期

        ()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誕生

        影響孫中山思想的重要因素,約有以下四項因素:一為歷史的因素:太平天國剛結束,自幼受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影響。二為地理位置:中山縣距廣州、香港、澳門、九龍等地很近,都是西方人傳播思想最早的地方。另外,廣東沿岸,也是受外患最深的地區,民智激昂。三為教育因素:影響最大。四為中法戰爭的刺激:其在孫文學說中云:「予自乙酉(1885)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滿清,創建民國之志」。

        ()興中會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動

        興中會於光緒20年(1894)成立於檀香山,次年,又組於香港,主要領導人物為孫中山、陳少白、楊衢雲、鄭士良等。自西元1894年至1900年間,興中會的革命起事共二次,即廣州之役(1895年)與惠州之役(1900年)。宣傳方面:光緒26年(1900年),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附刊「《中國旬報》」。組織方面:大都隨革命領袖所到之處而建立。

        ()志士爭起與革命團體繼興(自西元1900年至1905年)

        1.時代背景:光緒26年(1900年)以後,感情的排外運動,轉化為理性的民族主義。留學生人數的激增:他們出版宣傳革命刊物,組織革命團體。民族主義,特別是愛國主義茁長。

        2.自西元1900年至1905年間的愛國主義,有二次重要的表現:一是拒俄運動:光緒29年(1903年)因俄國不自滿洲撤兵所引起。二是反美運動:光緒31年(1905年)因美國限制華工入境居留所引起。

        3.革命團體:光緒28年(1902年),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吳敬恆等發起「中國教育會」。光緒29年(1903年),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在湖南長沙成立「華興會」。光緒30年(1904年),蔡元培、徐錫麟、陶成章等籌組「光復會」於上海。

     

    二、同盟會時期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西元1905年秋,孫中山至東京會見華興會首領黃興、宋教仁等人,力主聯會,於是商組中國同盟會,720舉行成立大會於東京。同盟會成立的重大意義主要有二:一是象徵全國革命力量的大團結: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等。二是知識分子的攜手合作。同盟會所以能夠順利成立的原因,除了孫中山奔走聯絡的結果之外,日本志士宮崎寅藏等人的從中說合亦有密切的關係。

        ()思想宣傳戰的展開:《民報》——《新民叢報》

        同盟會成立之後,發刊《民報》作為機關報與保皇黨的《新民叢報》在東京發生激烈的思想論戰。先後參加論戰者,民報方面:有汪兆銘、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劉師培、章炳麟等,《新民叢報》方面由梁啟超一人應戰。影響:論戰持續兩年餘,《民報》常佔上風,不僅代表革命思想戰的勝利,對革命理論的闡揚亦厥功甚偉。

        ()成就

        初步統計,自西元1900年至1905年,群眾暴動和暗殺事件有6次,新組織的革命團體56個,與革命志士有關的學校42所,創辦的革命報刊31種,宣傳革命的書冊47種。到了同盟會時期(西元1905年至1911年)是革命運動迅速成長的時代。先後組織的革命團體達110個;與革命黨人有關的學校99所;新創辦的革命報刊93種;重要的群眾暴動23次,暗殺事件8次,共31次。推翻滿清,創建民國。

     

    貳、武昌革命的爆發與擴展

     

    一、爆發原因

        ()因收回利權失敗而引起的反政府情緒

        1.西元1904年後,民間的收回利權運動集中在礦山與鐵路上。

        2.西元19115月,北京新內閣成立,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宣布鐵路國有政策,此一政策本屬無可厚非,但卻得不到民間的諒解,一因滿清親貴擬藉築路為名,大借外債以供揮霍,二因對原有股本償付辦法不公,使紳商蒙受損失。與此一政策關係密切的四川、湖北、湖南、廣東4省人民乃紛起力爭,部分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鎮壓,湖北境內革命黨人乃趁機而起。

        ()因國會請願受挫所引起的反政府情緒

        1.清廷準備立憲法、開國會,原以九年為預備時間。

        2.立憲派使用了各種方法,於西元1909年至1910年間,發動了3次全國性的大請願,清廷允將期限縮短3年,立憲派中的急進分子知和平請願之事不可為,部分轉與革命派合作。

        3.西元19115月,新內閣成立後,13個內閣大臣中,滿人佔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佔5個,因有「皇族內閣」之稱。

     

    二、武昌起義

        ()時機:光緒34年(1908年)清德宗和慈禧太后在兩天之內相繼過世,三歲的溥儀坐上龍椅。這時由於國會請願的失敗、皇族內閣的出現引起了全國性的大騷動,清廷中央集權而無能,政治廢弛而高壓,結果革命的導火線由民間反對清廷「鐵路國有」政策而起。四川保路同志會集會請願遊行,清廷調派湖北新軍入川鎮壓,革命黨人趁機於宣統3年(1911年)陰曆819日(陽曆1010日)發動起事。各省陸續響應,武昌起義很快便告成功,故訂1010日為國慶日。年底,各省代表集會,推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職,中華民國正式成立,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專制政體終告結束。

        ()起義地點的商議:宋教仁提出革命舉事三策

        1.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有北京,然後號令全國。

        2.中策:為在長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

        3.下策:為據有邊地,然後徐圖進取。

        4.決議:採用中策,宋教仁對實行中策有進一步的規畫-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湖南、四川同時響應,以解上游之圍,而為湖北後援;陝西、山西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長江下游並舉,封閉長江,使敵方軍艦孤立。

        ()辛亥革命發生在武昌的原因

        1.湖北是清政府興辦新式學堂最具規模,派遣遊學生最多的省分。辦新學的結果,對中國青年起了驚醒的作用。就派遊學生來說,大批的兩湖子弟,以滿清官費生的名義到日本留學,目睹清政府不佳的表現,迅速轉向革命。

       2.湖北的革命活動自太平天國後,從來不曾停止,反清的種子,一直種植在哥老會心中,如:湖南的同仇會、華興會,陝西的同盟堂,以及大湖南北同盟會等。

        3.武漢三鎮居全國之中心,形勢險要,宋教仁極力鼓吹:「今日之形勢,以天下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金陵。」

      

     ()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

        1.革命團體的統一

    西元1905720,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及其他小革命團體合組中國同盟會。

        2.君憲派的合作

    宣統元年以後,立憲派人士多已佈滿國內,或為教員,或為議員,或為中等官吏,他們因對現實政治環境不滿,轉而支持革命。

        3.日本留學生普遍響應

    留日學生,大部皆入同盟會,法政及師範學生回國後多任校長及教員,士官學校學生回國即入新軍,對革命運動有所助益。

        4.各省響應

    其中關係尤大者,一為湖南的光復,使武昌無後顧之憂,並可獲得直接援助,二為上海的光復,使餉械有所出,並大動國際視聽,三為南京的光復,使江南清軍不得立足,並奠定了革命軍在長江下游的基礎。

        5.海軍的歸附

    使長江為革命軍所控制,自此清軍無法飛渡長江南下。

        6.各國宣佈中立

    黎元洪出任都督後,以鄂軍都督府的名義,照會各國領事,聲明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並維護其既得利益,各國領事乃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表示嚴守中立。

        7.各省密切聯絡,彼此支援

    光復各省均用「中華民國軍政府某軍都督」的名義,並推派代表組織「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商討共同性的問題。

        8.用力少,為時短

    從武昌起義,到南京光復,其間53天,光復15省,舉事29次,平均不到兩天即有一次起事。

     

    三、帝國變民國

        當革命爆發時,清廷窮於應付,只好起用實力派的強人袁世凱。袁世凱識略過人,手段沉著,在各方夾縫中打出一條為南北擁戴的路子。他受命組閣掌有實權之後,眼見清朝大勢已去,便壓迫清廷於民國元年2月發布退位詔書,打斷了清朝268年的統治。

        另一方面,袁世凱又以軍事和政治的手腕,在南北議和中,取得絕對優勢。孫中山頒布了由參議院制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後,於民國元年3月底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讓位給袁世凱,一場大革命在側重「排滿」的民族主義思潮下,迅速成功,使中華民國時得以民主共和的型態,躋身於萬國之林。

        辛亥革命成功快速,但共和政體的基礎卻極不穩固。民國初建,袁世凱便竊取革命果實,接著要改共和為帝制。民國6年又有張勳擁立溥儀的復辟。民初共和政體連遭兩次劫難之後,軍閥跟著上場,群雄割據,招兵買馬,戰火峰起,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腳步又停滯了多年。

     

     

      

    第二單元 汪兆銘與民國政局

     

     

    壹、汪兆銘的生平

     

    一、投身革命

        汪兆銘,字「季恂」,又書「季新」,號「精衛」,清光緒9328日生於廣州。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人,清咸豐年間,其父親為了躲避「洪楊之亂」,舉家入粵,遂為廣東省番禺縣人。清光緒31年,孫中山至日本,在東京籌設革命組織「同盟會」,汪兆銘遂加入同盟會,並被推舉為評議部議長,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以「精衛」為筆名撰稿,與胡漢民等人同為《民報》的健將。「欽州之役」及「鎮南關之役」,汪兆銘均曾與其謀;後奉孫中山之命至南洋宣傳革命,籌募經費,為陳璧君所傾服。

     

    二、謀炸清攝政王載灃

        汪兆銘因憤恨陶成章等人惡意攻訐孫中山及同盟會,於是謀擊滿清大員以雪恥,乃有赴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之舉。宣統元年2月,鄭毓秀利用洋人的掩護,將裝炸彈的兩個皮箱,從鐵路運往北京,交給汪兆銘。汪兆銘與黃復生兩人潛往攝政王載灃進宮道路的橋下埋置炸彈,不幸為清廷偵探逮捕。汪兆銘被捕後,抱必死的決心,曾慷慨賦詩以明志,云:「慷慨歌燕士,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清廷以案情重大,派肅王善耆審辦,結果汪兆銘被判處終身監禁。宣統3年,辛亥武昌起義後,獲釋。

     

    三、歷任黨政要職

        民國元年,與陳璧君結婚以後,旋即赴法國。民國13年,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後,與胡漢民、邵元沖任政治教官。民國14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隨侍在側,並代草遺囑。民國14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黃埔軍校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出任該校黨代表。民國19年,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聯電反對中央,提出「黨統」問題,乃通電響應;不久與閻錫山、馮玉祥在北平發起「擴大會議」,另組政府。民國211月,出任行政院長;民國228月,兼代外交部長。

        民國24111日,「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汪兆銘在中央黨部遇刺受傷;民國24121日,辭本、兼各職。民國27年,「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舉汪兆銘為副總裁;民國247月,任國民參政會議長。因對抗戰喪失信心,民國271218日,自重慶飛往昆明,轉往河內,民國271229日發表「艷電」,主張對日求和。

    四、南京汪政權的成立

        民國29230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兼任的職務有:中國國民黨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清鄉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長。民國33年,因前遇刺留在體內之子彈存留過久,引起併發性骨髓腫症;民國3333日,赴日本就醫,職務交由陳公博、周佛海代理;民國331110日,汪兆銘病逝於日本名古屋,享年62歲。汪兆銘遺體運回南京,葬於南京紫金山麓之梅花山。民國351月,汪兆銘墓被毀,據聞棺木於墓毀後,運至南京清涼山火化。

     

    貳、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

     

    一、抗日陣營的分裂

        近代以來,中國國勢不振,對外交涉大體採取妥協的態度。民國16年,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分立後,國民政府便致力於全國的統一工作,對外來的侵略則多方隱忍,深恐一旦對外戰爭失敗,損失更重。就九一八事變後的中、日關係而論,亦復如此。當時民間及在野人士大都主張抗日,而國民政府卻認為與其準備不足,憑血氣之勇,一戰而敗,不如保持元氣,以求最後決戰。國民政府中還有另一派人,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無法與日本對抗,與其最後被日本滅亡,不如早些與日本妥協,以免國家遭受無謂的犧牲,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以汪兆銘為首。汪兆銘在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中的地位甚高,其在脫離抗日陣營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在國民政府中曾任行政院院長、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汪兆銘的妥協傾向,影響抗日陣營中的部分人士,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佛海、主任委員陳公博等人。

     

    二、與日本謀和運動的展開

        時以高宗武為主的與日本謀和運動,由於汪兆銘的積極支持,蔣中正未便干涉。汪兆銘本來是主張對日作戰的,從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到民國24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抵抗,並曾因張學良採「不抵抗主義」,通電邀請張學良共同下野。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北口之役中,汪兆銘據前方將領的報告,謂中國武力太弱,無法抵抗日本的侵略,汪兆銘才慢慢的有主和的傾向。民國24年,在蘇俄高唱「民族聯合陣線」的口號下,汪兆銘主和的意志更為堅定,認為中、日兩國若開戰,蘇俄必坐收漁人之利。

        此外,汪兆銘並不贊成國民政府所利用的「焦土」政策,認為如果使用這類的策略,民眾的損失更大,且這類策略並不能阻止日軍的南下。例如民國271113日的長沙大火,長沙城被焚,而長沙卻在6年後才陷落。汪兆銘尤其反對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認為共產黨的最後目標在毀滅國民政府、控制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汪兆銘想運用談判的方式來解決中、日兩國的問題。

        民國2775日,高宗武抵達日本以後,要求日本以汪兆銘為和平運動的中心人物。日本陸相坂垣保證擁汪兆銘為中國的領袖,此後日本即將注意力轉移到汪兆銘的身上。民國2711月初,汪兆銘派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本代表影佐禎昭、犬養毅等人開會,會中決定請汪兆銘在南京另組政府,與日本合作。同時,日本答應在兩日內自長城撤兵;另外,為共同防共,日本駐兵內蒙古。民國271218日,汪兆銘由重慶走河內,並於民國271229日通電,接受日本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條件(此即所謂的「艷電」)。

      

    三、曾仲鳴的遇害

        中國國民黨對黨內要員的分裂行動,最初是採取勸說政策。民國282月,蔣中正派谷正鼎赴河內,將赴英國、法國、美國等各國的護照送達汪兆銘,勸其赴各國遊歷若干時日,再回國服務。在此之前,蔣中正亦曾派蕭同茲赴香港會晤周佛海,勸其返回重慶,然皆不得要領。國民政府至此乃採取為國除奸的手段,民國28321日,國民政府情報人員鄭介民、王魯翹等人在河內謀除汪兆銘,結果汪兆銘的親信曾仲鳴被暗殺。此事使汪兆銘向重慶採取不屈不撓的態度,日本政府遂派影佐禎昭乘專船赴河內迎汪兆銘,民國28425日乘船前往上海,途中汪兆銘向日方人員表示:彼本擬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藉言論之力,與重慶的抗戰理論鬥爭,但見後來形勢,僅以言論勸說對方轉向和平非常困難,不如組織和平政府,使日、華兩國真正攜手。民國2856日,汪兆銘在上海登岸,高宗武、陶希聖、林柏生、李聖五等人亦陸續由香港至上海,汪兆銘即與周佛海等人商定,主張在南京建立政權。

      

    四、恐怖機關的設立

        民國29330日,汪政權在南京成立,南京政權持續了5年半的時間,在國民政府的「除奸」政策下,參與南京政權的人物,生命時常受威脅,他們乃利用上海的黑社會,建立起特殊的恐怖機關組織。民國28年夏,汪兆銘初抵上海時,周佛海即與李士群、丁默村有所接觸。此後李士群、丁默村兩人即在上海霞飛路76號設立恐怖機關,機關名稱為「七十六號」,成為南京政權人物的有力保護者。與「七十六號」恐怖機關對抗的是中國國民黨的「青幫」及「藍衣社」兩組織。在「七十六號」與「青幫」、「藍衣社」的競爭報復中,許多支持汪兆銘及反對汪兆銘分裂運動的人士遭到殺害。「七十六號」、「青幫」、「藍衣社」三個組織,所使用的手段為刺殺、綁架、折磨等方法,使上海陷入恐怖狀態中。

     

    叄、南京汪政權的結束

     

    一、對同盟國宣戰

        民國3012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此舉對於汪兆銘是一個打擊,因為他認為日本與蘇俄是敵對國家,希望日本會向援助中共的蘇俄宣戰,而反對與同盟國作戰。然而迫於日本的要求,汪兆銘不得已乃於民國3219日對同盟國宣戰。南京政權對日本的貢獻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日本「以戰養戰」的策略,與日本合力開發中國資源,並搜刮民財,以供日本軍需。其二是積極實行「清鄉運動」,破壞國民政府「以敵人後方為前方」的戰略,穩定了淪陷區的秩序。

      

    二、靜待接收

        汪兆銘於民國331110日病逝,其職位由陳公博代理。日本宣佈投降以後,南京汪政權所屬的機關都靜待接收,雖然汪政權尚有60萬軍隊。南京汪政權靜待接收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這個政權是日本統治下的傀儡政權,日本既已投降,這個政權沒有不投降的理由。其二是這個政權中的部分人士,希望用「妥協」的方法與日本周旋,避免中國人民受到直接的迫害,日本既然投降,他們當然希望國家統一。他們之中,部分人士曾經掩護過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自認為有功於抗戰,希望能夠再回到國民政府的懷抱。不過就國民政府和人民的立場而論,他們都是「漢奸」,故自民國349月下旬,軍事統計調查局人員即開始在南京、上海地區逮捕參與汪政權的分子,至民國353月,被捕者達5455人。這些人有的利用各種方法買通承辦人員,得以脫罪;有的則分別被判處死刑或徒刑。部分曾經掩護國民政府工作人員的汪政權官員,雖然自認為可以「將功折罪」,但由於一種痛恨與日本合作的「除奸」心理,致使南京汪政權的人士,都受到嚴厲的懲罰。

     

        促使汪兆銘接受這麼一個悲劇性角色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汪兆銘個人對「理想主義」的信念,對民族國家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責任感,但是他實踐這種道德責任感的方式,卻是一種「英雄式」的自我犧牲。因此,在民國成立以前,他曾攜帶炸彈謀炸清攝政王載灃,被捕以後仍然慷慨陳辭;在民國政局極為艱難的時候,他亦能勇於負起最艱鉅的任務。

    二、民國以來政治史上的兩極化,即極左和極右的傾向,而汪兆銘本身為溫和派的文人,實難立足於其間,故鋌而走險,企圖從其中走出第三條路來。

    三、民國以來的內憂和外患,尤其是日趨不利的國際局勢,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傷害。

    四、由於上述三項因素,造成他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即傾向和平、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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