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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興老師的教學歷程檔案 - 113-2 資訊管理 (2025) - 第二章 哲學的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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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哲學的觀點資訊管理導論—— 人文與社會科學取向 羅德興 編著
第二章 哲學的觀點
第一節 哲學的觀點 在這一節中將說明：哲學是什麼、為什麼要談哲學，以及資訊管理學域中主要的哲學立場，本節內容主要摘自羅德興和王明雯 (2015)。 先說哲學是什麼？就語意上而言，哲學（Philosophy）是「愛智之學」（philosophy，源於希臘語「philo」愛，「sophia」智慧），其核心是對根本問題的系統性反思。西方哲學關注自然與宇宙的本質，對問題的思考可透過本體論（Ont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y）來探討，有時還包括價值論（axiology）和邏輯的理念論 (邏輯學，logic）。東方哲學則更關注生命與人性，常用「體、相、用」的框架來分析問題：事物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形貌、外在表現如何？它的功能或用途是什麼？ 從物質與心靈的角度來看，哲學可分為唯物主義（materialism）和唯心主義（idealism）。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構成社會、世界的基礎，而唯心主義則強調心靈或意識的重要性，例如存在主義、笛卡兒 (DeCarte)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如章前案例 1) • 西方哲學：以本體論（存在本質）、知識論（知識來源）、方法論（探索方法）為框架，重視自然與邏輯分析。例如，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從知識論角度質疑客觀真實性。 • 東方哲學：聚焦生命意義，以「體、相、用」分析事物本質、形貌與功能。例如，佛教「空性」概念探討現象背後的終極真實（體），並延伸至行為倫理（用）。 再說為什麼要談哲學？其目的是在培養資訊管理專業工作者與研究者的思考與分析批判的能力。具體而言是： 1. 自我反思—檢視自身對資訊管理的預設，對自己的資訊管理觀點或理念進行反省思考（如「效率至上」是否合理？）； 2. 視野擴展：理解多元觀點，擴展自己原有的資訊管理視野，並學會尊重與理解不同的觀點（如技術決定論 vs. 社會建構論）； 3. 周延決策：對資訊管理系統的「本質」、「目的」、「內容」、「方法」與「評鑑」等議題，能周延、合理的思考與行動； 4. 實踐應用：能對資訊管理現象進行深入的探究，並提出具體可行、具社會影響力的的建議或解決方案。(如章前案例 2)
就西方哲學而言，常以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三種面向來探討哲學。這三個哲學面向，分別反應了人們對本質的認識、對知識的好奇，以及對方法的尋求。研究者的哲學立場是研究者背後的預設與思維的理路，也指導著整個研究的進行。它們要探討的問題內涵說明如下 (陳向明，2004；潘慧玲，2003)： 1. 本體論：真實性之爭 社會實體的性質與形式為何？是人們的世界觀，即對實際上社會實體的信念，要回答的是「真實性」的問題。本體論是有關於「研究對象的本質是什麼?」的討論。於本體論的問題上，便會有本體論的論述(statements)，其形式為「研究對象(資訊系統設計)的本質是……」。廣義而言，本體論所討論的是關於研究對象的所有(可能的)論述有那些？狹義而言，每一個研究者均有其自己的本體論主張以進行其研究。在資訊系統設計的相關研究中，因為採取的本體論預設不同，會影響所關心的課題(研究問題的設定)、進行研究的方式(方法選擇)、與最後獲得的結論。 以資訊系統設計而言，其本體論立場係探討「資訊系統本質為何」，三種本體論立場分別為：(1) 客觀論者將資訊系統視為自變數、(2) 主觀論者之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觀點，和(3) 強調個人行動與組織結構間的互動 (陳宇芬，2002)。
2. 知識論：如何認識研究對象？ 認知者與被認知者（社會實體）間的關係為何？認識論是有關於「我們可能獲得有關研究對象的知識嗎？」的討論，包括：我們可能認識資訊系統及其設計等研究對象嗎？我們做了什麼預設？對其本體之認知為何，或者需透過經驗所建構的世界而討論？主客體之間的關係為何？於此所要探討的問題有：(1) 我們可能認識資訊軟硬體系統嗎？(2) 我們可能發展出一套和組織需求相應的軟硬體資訊系統嗎？(3) 透過資訊系統可能對組織需求有新的認識嗎？(4) 規劃設計是一個求解或者發問的過程？(5) 規劃設計的問題必須先被清楚的定義(well-defined)，是否容許模糊(fuzzy)、多義(ambiguous)的情形？(6) 最後談到主客體之間的關係為何？或者它是一種「反認識」的過程 (林峰田，2004)？ 探討「能否獲得可靠知識」及主客體關係，例如： • 規劃設計是「求解」還是「發問」？ o 傳統瀑布模型假設需求可被明確定義（求解）； o 敏捷開發則接受需求模糊性（發問與迭代）。 3. 方法論：知識建構的途徑 認知者(研究者)如何去探討自己認為可探求的對象（社會實體）？方法論是有關於「認識或建構研究對象(資訊系統設計)的方法」。在人類的歷史上，宗教、巫術、傳說、歸納、演繹、類比、洞見、冥思等，都是建構知識的方法，其中演繹法和歸納法的形式為現今科學方法的主流。資訊系統設計的方法論有以下的幾個議題：有那些資訊科技可用以描述、操作、介入、模擬組織需求？資訊系統透過那些方法來描述、操作、介入、和模擬組織需求？如何規劃設計資訊系統？一般而言，許多開發方法論是從實務經驗歸納整理出來的，每一方法論的背後，其實均蘊藏著它對組織、設計者、以及使用者等的考量，意即與其本體論立場是息息相關的。 從巫術到科學，方法論反映人類對真理的探索： • 演繹法：從通用原則推導特定結論（如邏輯程式設計）； • 歸納法：從案例歸納通則（如用戶行為模式分析）。 二、資訊系統設計理論的哲學立場 由資訊的特性，與從系統與管理的觀點來看待資訊系統，可勾勒出資訊系統之概念為：一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或系統，其應用對象為企業組織，而其目的則在於達成溝通、輔助決策、或降低人類處理資訊時之不確定性，以及回應環境之挑戰等。至於本文所指之資訊系統設計，其範疇可為資訊系統之整體生命週期，其內涵涵蓋資訊系統之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程式開發、建置與維護、以及導入組織的各種行動，並擴及於對資訊系統設計的研究等。 表2-1 資訊系統設計理論的哲學立場 （整理自：陳文賢，2002；林峰田，2004；陳宇芬，2002；Iivari, 1992; Markus & Robey, 1988; Orlikowski, 1992） 【小結】 當人類社會對生活、生存，乃至於整個人類生命有更積極的需求時，便會試圖對該類資訊進行歸納、分析或整理，以有助於人類之決策或執行的活動；或進一步試圖建立資訊系統以遂此目的。當資訊系統被建置後，同樣會對人類社會乃至整個生命環境產生影響。所以，若僅單獨地看資訊系統之設計，便容易犯了見樹不見林的問題；因此需同時考量資訊系統被設計之後對人類社會以及整個生命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資訊管理學域中主要的哲學立場有三種，分別為(後)實證主義、詮釋主義與批判主義，如同Habermas於1968年所說的三種社會學知識類型：經驗分析知識、歷史—釋義學知識，和批判—反思性知識。 1. 後實證主義認為社會事實相對於個人是一客觀自存的實在(reality)，而社會實在有其規律性，對個人的意識及行動具有強制的作用；這類研究強調透過科學方法來發現社會現象的規律性。其研究通常包括架構建立、假設建構、數據收集調查與理論測試。 2. 詮釋主義則認為社會實在(如關係、組織、部門)並非被給予的，而是人類透過其行動及互動所建立的；詮釋主義之研究主要為研究者對研究現象之觀察與詮釋，來理解社會現象的意義。例如，Lee（1994）指出，電子郵件的資訊豐富度取決於接收者的詮釋背景。 3. 批判主義則主張社會實在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的產物，而此種社會實在也一定會回頭去影響那些社會條件，兩者存在著持續不已的辯證關係 (張紹勳，2007；Orlikowski & Baroudi, 1991)。批判主義之研究則偏向研究者對研究現象之觀察與反省思考，並主張透過研究來揭露社會中的不平等與權力關係。例如，Kvasny和Keil（2006）的研究揭示了數位落差計畫的失敗原因 (張紹勳，2004；Benbasat, Goldstein & Mead, 1987; Yin, 1994)。 這些哲學立場反映著人們不同的認知構念與探索興趣與方法(Habermas, 1968；潘慧玲，2003），研究者綜合學者的論點，整理後實證主義、詮釋主義與批判理論等三種典範在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三個向度上，所涵攝的基本信念、研究與分析方法均有所不同 (羅德興和王明雯，2012)。儘管由於旨趣和認知框架的不同，這三種立場相對獨立，各有其對問題無法共量的認知立場(incommensurability)，但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對立或隔絕的。不同的哲學立場，並無一客觀評準加以比較，端視研究者所持的立場而定。前述這些哲學立場雖未必明白敘述於研究成文的描述中，但卻是指引著研究者進行研究的基本假設、理論取向與方法。先於第二節說明這三種主要的哲學立場，第三節再說明其他演進中的哲學觀點，如：現象學、後現代主義，和實務觀點。
作業： 1. 請舉例說明你感興趣的哲學思考或問題。 2. 比較三種哲學立場，請整理並比較實證主義、詮釋主義與批判主義在以下方面的差異：(1) 基礎思想：如何看待現實與真理？(2) 研究目標：是解釋、理解還是批判？(3) 方法論：使用哪些研究方法？(4) 應用案例：在資訊管理領域中的具體例子。 3. 三種立場的思考方式舉例說明如下供參考，請另外舉例。(1) 實證主義：例如研究「使用ERP系統是否能提升企業效率？」(2) 詮釋主義：例如探討「員工如何理解並適應新的資訊系統？」(3) 批判主義：例如分析「數位化如何加劇社會不平等？」 讀後心得與提問：
第二節 三種主要的哲學立場 一、實證主義/ 後實證主義 (*) 自十九世紀以降，人類的知識發展邁入實證科學時代，法國實證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創立了實證主義學說，他建構實證哲學以實證原則進行社會研究，並且提供方法論的基礎，影響當代多數的研究者，都將能否掌握實證原則視為學科成熟的標誌。科學哲學上的「實證主義」(或亦稱「邏輯實證主義」（Logic Empiricism）主張透過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人類生活運作的模式和人類行為的法則，進而對人類行為產生預測和控制的功能(Diesing, 1991; 潘淑滿, 2003)。實證主義在過去百餘年的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本節內容主要摘自羅德興和王明雯 (2015) 實證主義所持的是單一世界觀，強調因果模式解釋的演繹律則(Deductive-Nomological, D-N )解釋模式，主要在於呈現被解釋項與對解釋項之間的邏輯關係，對現象提出覆蓋論的解釋 (Covering-law explanation)， 實證主義相信人類的社會現象有獨立恆定、存在於外的實體，人們可以運用客觀且中立的觀察、操弄等科學方法，有系統、有組織地收集資料並分析所研究的現象，最後就可以找出這個真實的本體 (亦即現象的通則)，這素來為眾多研究所學生主要的訓練。Orlikowski與Baroudi (1991)認為實證研究必須具備四項特性為：(1) 正式命題的發展，(2) 可衡量的操作變數，(3) 假設檢定，和(4) 經由樣本的現象剖析推論至特定母體。也就是實證主義強調方法及程序上的科學客觀與中立，特別著重有系統、有組織的實踐研究過程與步驟。 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則源起於波柏 (Karl Popper, 1902-1994)所提出的「否證論」 (falsificationism)，則直接挑戰實證主義所主張的理性觀點。Popper認為：主張擁有某種知識的說法是永遠無法加以證實的，也無法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釋；所以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透過拒絕來接受事實 (Popper, 1934)。對於後實證主義研究者而言，真理無法透過直接驗證的方式來證明，研究者往往只能透過否定的方式來間接顯明近似的真實；因研究者永遠也無法確定真實究竟是什麼，因此至多只能說是研究結果非常接近事實。後實證主義認為社會現象實體是變動且多元的，並無法透過觀察、操弄等方法去發現，而只能說目前有那些現象支持該實體的暫時存在，並等待著後續的發現去否證此實體。 社會科學的精準性並不能與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相提並論；在社會科學中，很少會有具意義的普遍性規律 (Little, 1999)；因此在社會科學中，即使發現理論，也只是暫時存在，而等待著被推翻 (否證)；至此，後實證主義正式取代了實證主義。 社會科學家在解釋所要研究的現象時，發現某些事件間很有可能存有某種關係，但這種因果關係是從或然性的通則中獲得，Markus 與Robey (1988)在探討資訊科技與組織變革時，曾將理論中的因果結構分成因果作用、邏輯結構，和分析層次等三個面向：(1) 因果作用（Causal Agency），即什麼樣的原因造成這種結果？是科技面的、組織面的，抑或兩者間的交互作用造成的？(2) 邏輯結構（Logical Structure），即理論所橫跨的時間長短和原因及結果間的關係，和(3) 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即理論是在哪一個層次進行分析？個體、團體還是兩者皆有？Paré 等人 (2008)一文即根據這三個面向重新審視分析資管領域的文獻，並舉例說明各種面向上的不同屬性。本文以為資訊管理研究中因果解釋模式可以此做為準則，研究者在使用解釋模式時，應該先思考這些面向，如果清楚定義了這三個面向，將對後續的研究策略和技巧有所助益。 以下舉兩例說明這類因果模式的研究。 1. Subramani (2004)一文中(1) 第46頁提到「供應商面臨的問題並非應不應該使用供應鏈管理系統，而是如何能從系統中得到好處，並從使用中獲得利益。」作者認為組織以探索或開發 (exploration or exploitation)來應用科技，並決定了它的衝擊，其因果作用為組織決定的（Organizational Imperative）。(2) 第59頁提到「結構化方程模式的偏迴歸法用以評估品質 [...]和構念的關係」，作者使用變異模式檢驗一系列的假說，此為其邏輯結構。(3) 第56頁提到「從焦點的經銷商收集到的供應商資料顯示他們都使用供應鏈管理系統」，其分析層次為焦點經銷商的供應商組織。 2. Suh 和Lee (2005) 在一文中第677頁提到的假說為「H1a: 與靜態介面相較，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的介面增加了消費者的真實產品知識」。(1) 該文在於研究VR對消費者產品的學習，作者所持因果作用為科技決定的（Technological Imperative）；(2) 該文探討VR在消費者學習和使用態度的因果關係，所持邏輯結構為變異模式；(3) 該文聚焦於消費者，使用的分析層次為個人。
二、詮釋主義 (*) (一) 詮釋性理解 社會科學的個體(object, 即待解釋的社會實體)，是行動的與說話的，係經由溝通所建構，是在研究過程中浮現與發展出的。由於行動與表達的意義無法由主體-客體模式得知，因此主體-客體模式的局外人式的客觀觀察已不再適用於社會現象。此時，植基於對意義的「詮釋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或「領會」(verstehen)的詮釋方法已然成為社會科學的另一種解釋模式(曹志平，2004；參考Giddens於1976年，和Habermas於1983/1990年的論述)。在此類詮釋的解釋模式下，社會現象不再被視為客觀實體，而是由行動者的表現所開展出的規範與意義。於此，研究者並非採取如主體—客體模式的客觀觀察者角色，而是採取參與的觀點，與行動者的主觀意義互動建構，研究者必須去詮釋行動者的詮釋，此即Giddens所提的雙重詮釋 (double hermeneutics)。本節內容主要摘自羅德興和王明雯 (2015)。 現代的詮釋理論已揚棄單向方式，而由對話取徑 (dialogical approach)所取代。此類對話取徑認為意義係由研究者與行動或說話的主體間的對稱溝通過程所構成(參見Habermas於1983/1990年和Steffy與Grimes於1986年的論述)；溝通後達成共識，就是落實人類行為意義之理解。詮釋的研究者並不試圖處理社會衝突的問題，與社會變革的合法化；他們要處理的問題是關於行動者的主觀意義與相應的詮釋過程如何產生特定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對社會現狀(status quo)秩序的解釋與維持，是詮釋的研究者旨趣所在。 詮釋主義認為真相並非絕對性的存在，所有知識均與情境脈絡相互連結，研究者即試圖解釋被研究現象之所以發生的原因，並釐清這些現象對被研究者的意義。使用詮釋主義的研究例舉如下，Lee (1994)以詮釋學的角度說明讀者賦予文件內容的意義，很有可能不是作者原先所想傳遞的意義。引申這個觀念，Lee針對各界對於資訊豐富論 (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的批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電子郵件所傳遞的資訊是否夠豐富，全在於閱讀它的人是以什麼樣的背景在詮釋；因此，同樣的訊息，對某些人可能頗具意義，但對其他人卻了無新意。 Walsham (1995)探討資訊系統研究中詮釋研究觀點之個案研究方法的本質與方法，Walsham首先談述詮釋性研究的哲學基礎，繼而將詮釋性研究的理論使用分為三類；在執行上討論三個議題，分別為：研究者的角色、由訪者來的資料與報告的方法；最後談到詮釋性研究類化的四種型態。Walsham 一文點出詮釋研究觀點之個案研究方法的主要本質與方法上應注意之處，值得進行詮釋研究觀點之個案研究方法的參考。 該文提及詮釋性研究通常使用深度個案研究。而實證主義與詮釋主義的研究方法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可以並存的。如Yin (1984)描述個案研究時採實證主義立場，但以「如何」與「為什麼」探討個案研究時則屬詮釋主義學派。由此說明了可採整合性的觀點來看個案研究。 Walsham 一文中表6.1中藉由與實證主義相對照的不同知識論與本體論，清楚說明了詮釋性研究的哲學立場。分別是知識論為非實證主義(Non-positivism)/規範主義(Normativism)；本體論為內在實在論(Internal realism)/主觀唯心主義(Subjective idealism)。 不論哲學立場為何，研究者均在乎其研究中理論的角色為何。文中以Eisenhardt (1989)所提三種在組織研究的情境中的理論用途，舉例說明在詮釋性研究中均可見到各種理論用途的蹤影。該節末並以紮根理論方法(Glaser & Strauss, 1967)為例與三種理論用途相比較。作者應是刻意以今日社會科學中最廣為使用的詮釋策略—－紮根理論方法為例，以凸顯詮釋性研究中理論的用途。 Walsham將Yin (1984)對個案研究類化的想法，擴充至詮釋性研究的四種類化型態，並分別舉例說明。作者認為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些具體可遵循的原則，使資訊系統研究中詮釋性研究的深度加深但不致過度推論。 (二) 釋義學循環 (Hermenutic cycle)。 這些循環，就是去了解意義的時候，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釋義學循環大致上是說如果我們要了解一個東西的話，我們無法一下子了解他整體的意義，因為我們必須了解它每一部分 (component)的意義，在了解部分的意義時，又需要對整體的意義有所了解，要不然我們就不能真正了解部分的意義，這就變成一個循環，就是所謂釋義學循環 (Hermenutic cycle)。 事實上釋義學循環分成三部份，第一個部分就是個體跟整體之間，舉個比方說，一篇文章，詞跟作品本體之間，這個之間我們要了解詞的意思，這個詞的意思是能指跟所指之間的關係的意思，整個作品的意思跟時代作品裡的意思，又是典範 (paradigmatic)的意思，就是所謂社會方面的意義，那麼這兩個就有一個釋義學的循環，我們對單字的了解，我們對意義的了解，對整篇文章意義的了解，依靠對單字的了解；在整篇文章裡面一個單字的意義，又跟整篇文章的意義有關，所以這個變成有名的釋義學循環。這個釋義學循環從哪裡規避，怎樣解這樣的弔詭，這個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二個方面，釋義學循環講的是作品本身跟作者心理狀態的循環，我們要了解作品本身就必須要知道作者的心理狀態，但是我們去了解作者心理狀態的時候，唯一的途徑就是去了解作者的作品，所以這個中間又構成另外一個循環，這也是釋義學循環中講的另一個循環，作者跟作品之間的循環。第三個就是作品跟它所屬種類類型的循環，這個地方就牽涉到一個文學理論中文本之間互相參照的關係 (intertextuality)。意思是說，任何一段文字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孤島，任何一段文字它一定跟其他的文字之間有互相參照的關係，那麼因此這個中間又包括了一些釋義學循環。
三、批判主義 (*) 批判理論發軔於實踐性的政治意圖，企圖經由歷史檢視社會中潛藏的階級、種族與性別的不平等權力關係等，即是透過研究過程得以去除社會的「虛假意識」，進而達到解放弱勢之目的。批判理論也認為社會真實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因此無可避免的反應了人類的價值立場與意識形態；即批判理論的研究取向不但將「個體主觀」納入思維之中，也顛覆了價值中立的研究精神，即強調研究者的價值觀會影響到被研究者。這類研究是一種行動型、帶有強烈政治和道德傾向的研究。本節內容主要摘自羅德興和王明雯 (2015)。 批判理論強調解放旨趣，認為科學研究並非價值中立，而是由研究旨趣所驅動 (即Habermas於1968與1971年所提的「知識建構旨趣」)，因此批判理論批評前述自然主義與詮釋主義對社會現狀的維持。如規範批判主義(normative criticism)即質疑主體-客體模式的社會哲學基本假設只反映了社會中具最大權力的利益群體之旨趣，其他旨趣也只有在功能上能維持權力分配的現狀時，才會被考量。故演繹律則解釋模式並非滿足中性(客觀)的研究旨趣，而通常隱含著世界是被技術所支配的(technically controllable)旨趣。 這種社會批判的論述在1970年代時開始大幅影響組織研究，不但發掘出其他研究在方法上的缺失，也開始懷疑技術研究旨趣的合法性。社會科學解釋之所以能夠具有批判與解放的作用，乃在於：(1) 當社會科學解釋是對於社會現象的真實描述，則對於那些持著錯誤信念的人們而言，便是批判造成其錯誤信念的來源，還要從一種反面的（negative）態度來反省經驗現象中所蘊含的內在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可能的出路。(2) 有時某些社會制度的存在，以及人們對此所持有的錯誤信念之間，有一種功能性的關係(這是指該錯誤的信念，正是該結構或制度所以能存在的條件)，社會科學解釋可指出這種錯誤。(3) 陳述社會現象事實的社會科學理論，可以解釋社會虛假意識，導致人們評價現存的社會結構、制度、安排等，並產生後續行動。(4) 社會科學解釋不僅必須讓我們得以看清虛假信念與社會結構之間，有著何種功能的或因果的關係；還要成為能夠指向實踐解放行動的社會科學，也必須能透露出何者為人類的需求、這些需求上所受到的挫折、壓抑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移除此種障礙的方法；如此才能驅動人們轉變認知為實踐行動。 綜上可知，此類批判理論的解釋模式可視為以詮釋的解釋模式為主，加上規範的向度 (參考Habermas於1981、1984與1987年的論述)。此時，社會科學家的角色為批判的詮釋者，他可藉由對稱式的談話 (理性對話)質疑行動者所說的真實性與合法性，最後直到達成解放的目的為止。在資管學域中此類研究最為著名的是源自於Max Horkheimer和Jurgen Habermas的批判社會理論 (Critical social theory, CST)。批判社會理論假定社會真實 (social reality)是歷史構成的，且為人們所產生與複製。雖然人們能有意識地行動以改變社會與經濟環境，但批判的研究者認為這些改變的能力受限於不同形式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宰制。批判研究聚焦於當代社會的對立、衝突與矛盾，其主要任務在於指出現狀的限制與異化 (alienating)情形，旨在協助解放異化與宰制的原因。 批判社會理論的研究並不關心一般常見的概念如：有用性、效能，與生產力；他們著重在解釋這些影響如何引導個人的行動，並且視個人為環境中社會與情境建構的行動者；資料並非用於證實或否證理論，而是用於瞭解程序的規範性而非斷面的差異 (Orlikowski and Baroudi, 1991)。 在資管學域中使用批判理論的研究例舉如下： (例一) Ngwenyama和Lee (1997)曾以批判社會學的關鍵人物Habermas 所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探討電子郵件所傳達的資訊豐富度，他們認為資訊豐富度的認定，不只是實證主義者所相信的完全理性客觀，也不只是詮釋主義者所相信的完全在於訊息接收者的詮釋和理解。Ngwenyama和Lee認為行動者會視溝通所要達到的目的，反省批判自己所使用的溝通方式是否能夠完成目標，如果能夠達成目標，那種溝通方式便具有高的資訊豐富度。這種對於訊息的反省和批判的能力，未曾見於其他觀點的研究中，凸顯了批判理論的特色。 (例二) 另外一個例子為Kvasny和Keil (2006)以個案研究法探討美國喬治亞州的Atlanta和LaGrange兩個城市推動弭平「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計畫，在表面上看似成功、實則應是失敗的。這兩個政府為弭平數位落差，其中Atlanta採取社區技術中心的方式，讓民眾接觸網際網路；而LaGrange則採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是提供數位機上盒到家中，讓民眾享用免費的網路。作者以Pierre Bourdieu的理論構念指出兩個計畫雖然都讓接受計畫的民眾接觸到了新技術，但因為沒有妥善規劃下一步，也就是說兩者都沒能解決當初造成數位落差的問題 (如貧窮、未能上大學、缺乏合格的技術等)，使得該計畫再度複製了數位落差。Bourdieu的理論不但解釋了社會現象，更提供了一種「解放」的旨趣。 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除了表現為人們解決問題的工具或是對外部環境的控制力量之外，資通科技且與人們的互動同時形塑而成社會的環境，進而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之ㄧ；於此更要提出的是，ICT同時也是對人們內部的控制力量，這亦可說是ICT的權力。進一步說明ICT的權力於下：ICT表現為一種進步與解放的力量；實則卻同時與政治或經濟的權力與權威密切契合。它表現為一種中性的工具；實則卻同時與社會互動形塑到某種特定的方向。ICT做為一種生活方式，已經內化成為人們的思考與行為的一部份，而我們卻不易察覺這樣的權力。 自然科學典範轉移如Kuhn（1970）所提具有前後替代的特性，社會科學研究至今則仍呈現著多元典範並存的現象。資訊管理研究中素來以實證的研究取徑為主，但1960 年代以降，由於知識論的爭辯與後現代批評，近來採取詮釋研究取徑者已漸多，也有批判研究取徑者。研究者運用相同的研究方法時，其背後的思維典範也可能相同或不同。如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即是後實證主義典範的產物；以資訊系統研究領域中使用的個案研究方法而言，它可以是實證主義取向 (Benbasat, Goldstein & Mead, 1987; Yin, 1994)；也可以是詮釋主義取向 (Walsham, 1993, 1995; Boland, 2001)；也可以是批判主義取向 (Ngwenyama, 1991; Forester, 1992; Ngwenyama & Lee, 1997)；其他如行動研究也可以有這三種不同的研究典範或思維取向。 在科學哲學中，實證主義旨在歸納研究的現象以達成穩定的預測或解釋，所持的是單一世界觀的立場；而詮釋主義則在於覺察不同情境特色以獲得多方理解，強調的是多元的世界觀，這兩種本體論、知識論立場本是不可共量的 (incommensurable)；他們對於研究的看法有根本的差異、矛盾，如：什麼是真實、研究者自我、研究關係等，要在同一個經驗研究中並行時，研究者應注意避免研究典範的錯置與混淆，且清楚交代。 舉例而言，有些研究強調結合運用兩種研究取徑以深入探究問題，藉由綜合運用不同的研究取徑，以盡可能窺得研究問題的全貌。如Trauth 與Jessup (2000) (簡稱TJ 文)即在同一個研究中同時使用了實證和詮釋兩種方法。TJ 文為一個案研究，研究在一大學中支援員工討論性別平等議題與解決方案的群體支援系統(group support system, GSS)的使用情形。TJ 文主要目的為：「對GSS討論的瞭解，以及GSS 使用的詮釋分析是否會與實證分析有所不同？」TJ 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1) 結合運用實證和詮釋兩種取向分析GSS 資料。藉由比較兩種研究取徑的結果發現實證分析當然提供了有用的資訊，有助於讀者對GSS 討論的理解；以及(2) 詮釋分析則對相同的證據提供了不同的瞭解，還有在群體討論的實證分析中所未發現的新資訊；還有(3) TJ 文中表列比較實證和詮釋兩種研究取徑的目的、分析方法、假設、編碼、決策觀點、觀點，與編碼假設等，值得後續研究者採用，本文改寫並整理於表2-2。對同一文本而言，詮釋分析與實證分析分別提供了不同的資訊，可豐富讀者對問題現象的理解；而且經由詮釋分析的三角驗證確實加強了對討論中各議題的瞭解、也確實提供了實證分析所無法提供的洞見；有時甚且可對實證分析所得的看法提供不同的看法，提供了互補的作用，作者認為這是相當值得觀摩的作法。 表2-2 實證和詮釋兩種研究取徑的比較 (整理改寫自Trauth 與Jessup, 2000)
多元典範並存的資訊管理研究 資訊管理研究領域中，實證主義、詮釋主義與批判主義並非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補的。例如，Trauth和Jessup（2000）在同一研究中結合實證與詮釋方法，發現兩種取徑能提供不同的洞見。這種多元典範並存的現象，反映了資訊管理研究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無論採用哪種立場，研究者都需清楚交代其哲學基礎，並避免典範混淆。透過多元視角的整合，我們能更全面地理解資訊系統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作業： 1. 請彙整比較資管領域中三種主要哲學立場的基礎思想、認知興趣、價值論，研究視野與目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與評價 (可參考 Orlikowski & Baroudi, 1991；黃瑞祺，2001；林千乃；2003；Deetz, 2001)。 2. 請舉例說明三種常見的哲學觀點：實證主義、詮釋主義與批判主義對問題的思考。
第三節 其他各類的哲學觀點 在前節所述的三種主要哲學的交互影響之下，也演進與產生了其他的哲學立場，本節敘述幾種在資訊管理研究中常用的哲學觀點如下。本節內容主要摘自羅德興和王明雯 (2015)。 Marx Weber (1864-1920）採取反實證主義，強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本質上的差異，不可能用自然科學的方式加以研究。他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行動，當具備以下兩個條件時，個體的行動才可稱為社會行動：（1）行動者個人賦予其行動以意義，也就是行動者個人採取行動的動機，(2）行動者所採取的行動包含著以他人的行動為目標，也就是行動者主觀意識到與他人的聯繫 (石計生，2006；蘇國勛，1989)。 當我們對一個行動進行理解時，有可能是直接觀察的理解，也常會是根據動機而來的詮釋性理解；後者主要是把行動放入一個更大的意義脈絡中去理解（黃厚銘，1999)。Weber指出所有的詮釋性理解都希望達到意義上的確認；也就是說，抑或以擬情式的體驗來理解研究對象的行動，抑或希望達到知性或理性的理解，尤其是以目的理性行動來理解行動在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連（黃厚銘，1999)。 與前述強調因果模式不同的是，這類哲學立場著重於行動與社會制度的相互關係上的解釋，此類模式不同於主體-客體模式的主客體對立，但並不強調主體-客體模式在方法論與規範上的議題，而是強調社會秩序的問題，亦即社會、制度與社會行動的鑲嵌上，或說是行動與社會制度的相互關係上。 這類強調行動與社會制度間因果的立場可有以下三種模式：(1) 探討人們所預期結果 (intended consequence)，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2) 探討非人們所預期結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如：功能論(Functionalism或holism)解釋 (Scherer, 2003)；以及(3)歷史解釋 (historic explanation)，此類解釋常為折衷前述兩種結果的探討；以下分述這三種模式。 (一) 對意圖或預期結果的解釋模式 此類解釋模式以人類的理性選擇為基礎，旨在解釋人們的意圖或預期的行為與結果 (intended consequence)，此以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為代表。理性選擇理論對行動的解釋是說明行動者在其信念、欲求下、根據某種合理性標準或效用最大化原則，如何就可能的方法中選擇一個滿意的方法來行動。理性選擇理論可說是一種解釋人們在限制下如何做選擇的行動說明，因限制的來源不同，概分為兩個領域 (魏中平，1994)：分別是來自於情境的「決策理論 (decision theory)」，與來自於其他行動者之選擇的「賽局理論 (game theory)」。以Li, Zhang, 和Sarathy (2010) 一文為例，即是以Li, Zhang, 和Sarathy (2010) 一文為例，他們從理性選擇理論探討網路使用政策的遵守情況，發現當組織提供明確的政策指導與激勵措施時，員工較可能遵循規範。 (二) 對非預期結果的解釋模式 科技的設計與實作都是目標導向的活動，科技改變原先工作乃至社會系統已存在的情況，都是意圖介入的結果；此處所指非預期的結果係指科技介入後的情境的確與介入前不同，但它並非原先所預期的效果。舉例而言，試算表軟體雖然增加了白領階級分析活動的速度與正確性；但實質上，分析的量卻也同時增加了 (Markus & Robey, 2004)。 這些非預期的結果是直接或間接因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使用而起，但並不必然意謂著IT使用直接導致這些非預期的結果。IT使用的非預期結果可能是正面的、負面的，或是兩者同時發生的。在理論與實務上對非預期結果的關心層面有二：(1) 正面與負面結果兩者 (dual)必然同時發生；或正面與負面結果是可以分開的，使得負面結果得以被去除。(2) 非預期結果的發生是否因IT使用模式總會發生非預期使用或濫用而起。 人與科技間的互動間所產生的非預期結果可能發生在IT使用時的工作實務、組織常規或組織間流程的改變，如在醫療領域中，電子病歷系統的導入原本是為了提升病患照護的品質，但實際上卻讓醫護人員花費更多時間記錄資料，進而影響患者互動時間。這些非預期結果可由以下四種不同分析單位的理論加以解釋 (Markus & Robey, 2004)： (1) IT設計中的理論—係解釋由於IT的特性或能耐 (affordance，即科技會影響使用者能做什麼與不能做什麼)，而不同的使用模式，會帶來不同的結果。這個概念可以用幾個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 例 1：導航應用 vs. 傳統地圖 想像你開車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如果你用手機上的導航應用程式（如 Google Maps），它會自動幫你計算最快的路線，並且在塞車時提供替代路徑，讓你更快到達目的地。這就是 IT 提供的「能耐」——讓你更輕鬆找到最佳路線。 但如果你只使用紙本地圖，那你得先規劃路線，開車時可能需要頻繁停車確認方向，甚至可能迷路。因此，同樣是「找路」，因為 IT 工具的不同，使用方式不同，結果也不同。 例 2：社群媒體與人際關係 社群媒體（如 Facebook、Instagram）讓我們能夠輕易聯繫朋友，分享生活點滴。但它的「能耐」也影響我們的行為，例如，有些人沉迷於滑手機，反而減少了與家人面對面的交流，甚至產生比較心理，導致焦慮。因此，科技的特性影響了使用方式，而不同的使用模式（適度使用 vs. 過度依賴）會帶來不同的結果（促進社交 vs. 影響心理健康）。 例 3：電子支付 vs. 現金交易 過去，我們買東西必須帶現金，付款需要找零，交易比較麻煩。現在有了電子支付（如 Apple Pay、LINE Pay），付款變得快速又便利，甚至可以遠端購物。但這種科技的「能耐」也帶來一些風險，例如，如果過度依賴電子支付，當手機沒電或系統故障時，可能會陷入無法支付的困境。 這些例子都顯示，不同的 IT 工具提供不同的「能耐」，而使用方式不同，結果也會不同。因此，在使用科技時，我們需要理解其影響，才能做出最佳選擇！ (2) 使用者徵用 (appropriation)的理論—係解釋使用者在使用IT的實務上如何再發明 (reinvention)、即興使用 (Improvisation)與創建 (enactment)、適應、改進、學習，以及藉由IT來行動 (此即人類能動性，human agency)。要理解「使用者徵用」（appropriation），可以想像 IT 工具就像一件衣服，設計師本來有特定的用途，但穿上它的人可能會用自己的方式來改變、調整，甚至發明全新的用法。以下幾個例子可以幫助理解這個概念。 例 1：社群媒體的「新玩法」 Facebook 最初的設計目的是讓人聯繫朋友、分享近況，但使用者卻發展出許多原始開發者沒預見的用途。例如： - 「社團」變成線上市場：許多人用 Facebook 社團來販售二手物品，甚至發展成專門的購物社群，這與 Facebook 當初主要做社交連結的設計理念不同。 - 「按讚」變成暗示訊號：原本是表達喜歡的功能，卻被用來暗示「已讀不回」、表示認同，甚至在某些情境下變成一種「社交壓力」。 這些例子說明了使用者如何即興發明新的使用方式，而不是僅按照設計者的初衷來使用 IT 工具。 例 2：短影音平台的爆紅現象 TikTok 最初的設計是讓使用者錄製短影片並加上背景音樂，但使用者的創意讓這個平台變成了： - 學習工具：有老師用 TikTok 來教數學、語言學習，甚至物理實驗，這完全超出了娛樂應用的原始目的。 - 社會運動平台：許多社會議題透過 TikTok 爆紅，例如環保運動、政治運動，甚至集體發起行動來影響現實世界（如發起募資活動或抵制行動）。 這些使用方式不是 TikTok 設計團隊一開始計畫的，而是使用者透過即興發明、適應和改造 IT 工具來滿足自己的需求。 例 3：WhatsApp 和 LINE 的多功能轉變 WhatsApp 和 LINE 本來只是設計來發送訊息，但用戶發展出了各種新用法： - 公司內部的簡易通訊工具：許多小企業用 WhatsApp 來管理訂單、協調工作，甚至當成客戶服務平台。 - 學校的遠端學習工具：老師透過 LINE 群組傳遞課程資料、進行課堂問答，甚至進行考試提醒。 這些應用方式超越了開發者的想像，顯示出人類的「能動性」（human agency）——人們不只是被動接受科技，而是會根據需求來創新使用。 「使用者徵用」理論告訴我們，人們並不會單純按照設計者的規劃來使用 IT，而是會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改變、適應、甚至重新發明 IT 的用途。無論是社群媒體、通訊軟體，還是影音平台，許多 IT 工具的成功都來自於使用者不斷創新，而這正是人類能動性的最佳體現。 (3) 心智模式和工作間複雜互動的理論—科技的影響超越了技術層面，與組織文化、政治系統及工作流程相互作用。這類理論較前兩者更為巨觀，除了科技與IT使用模式之外，它們關心IT使用與使用情境的複雜互動，如：人們所做的工作、組織激勵的實務、文化信仰系統，與組織的政治系統等。 要理解這類理論，可以想像科技就像一顆石頭投入湖面，它的影響不只是水花四濺（技術層面的變化），還會產生一圈圈擴散開來的漣漪，影響整個環境，包括組織文化、決策模式、權力結構等。以下幾個生動的案例，幫助說明這個概念。 例 1：電子病歷系統的導入 * 背景：某醫院決定從紙本病歷轉向電子病歷系統（EHR），本來以為這只是讓醫生和護士用電腦記錄資料而已，但影響遠比預期的深遠。 * 影響： - 工作流程改變：以前醫生習慣用手寫病歷，現在必須適應新的輸入方式，還要學習如何查詢病患資訊。這導致部分資深醫生感到挫折，影響診療效率。 - 組織文化衝突：年輕醫生適應得較快，但資深醫生可能抗拒改變，形成世代落差，甚至出現「我們以前都這樣做，為什麼要改？」的對立心態。 - 政治權力結構變動：以前，資深護士憑經驗處理病歷、分配藥品，但電子病歷使所有資訊透明化，醫生可直接查看藥品紀錄，護士的角色被弱化，部分人感到不滿，甚至抵制新系統。 這顯示科技不只是技術改變，而是與人們的習慣、權力結構、組織文化緊密交織，產生複雜的互動。 例 2：遠端工作的衝擊 * 背景：某科技公司因 COVID-19 大規模轉向遠端工作，員工可以在家用 Zoom 開會、使用 Slack 溝通。 * 影響： - 心智模式的轉變：原本主管認為「員工必須待在辦公室才算在工作」，但現在看到員工在家仍能完成任務，開始改變對生產力的看法。 - 組織文化變遷：公司文化從「朝九晚五」轉向「成果導向」，開始評估員工的產出，而非打卡時間。 - 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動：過去高層主管可以透過面對面會議影響決策，但在遠端環境中，發言機會變成「誰能有效利用線上工具」，有些平常不善於在辦公室發聲的員工，反而能在 Slack 或 Zoom 會議中展現影響力，改變了權力分佈。 這說明科技帶來的影響不只是「在哪裡工作」，而是改變了組織的管理方式、文化信念，甚至權力關係。 例 3：企業導入 AI 決策系統的挑戰 * 背景：某銀行導入 AI 信貸審核系統，希望提高審批效率，減少人為錯誤。 * 影響： - 員工角色的重新定義：以前是人類審核員決定是否放貸，現在 AI 負責初步篩選，員工變成「監督 AI」的角色，這讓部分員工擔心自己會被取代。 - 道德與文化挑戰：AI 系統的決策透明度不高，當被拒貸的客戶詢問原因時，銀行人員無法清楚解釋 AI 的判斷標準，導致客戶不信任。這也挑戰了銀行原有的「以人為本」服務文化。 - 政治與權力變化：決策不再由個別信貸員負責，而是由 AI 設計團隊、數據科學家主導，導致傳統信貸部門對技術部門的不滿，甚至內部出現權力爭奪。 這個案例顯示，科技的導入不只是「更快、更準確」，而是會影響組織文化、倫理觀點，甚至內部權力結構。 這些案例說明，「科技影響的不只是技術層面」，它還會與組織文化、政治系統、工作流程產生複雜的互動。當新科技進入組織，可能改變人們的心智模式、職責分工，甚至影響誰擁有話語權。因此，在導入 IT 時，不只要考慮技術功能，還要思考它對整體環境的深遠影響。 (4) 社會與科技的複雜互動—此源自於社會學，又更為巨觀。常見以下四類解釋：(a) 功能論解釋，(b) 行動者網路理論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的解釋，(c) 辯證 (dialectics)的解釋，以及(d) 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的解釋。 (a) 功能論解釋（Functionalism）：科技如何服務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功能論認為科技的發展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穩定。科技被視為一種工具，能幫助社會更有效率地運作。例如，交通號誌的發明是為了改善交通秩序、減少車禍，這是科技為社會帶來的正向功能。關鍵概念：科技是社會發展的「工具」，有助於維持社會穩定與效率，並且會與社會機制互相適應，以確保社會不會因科技變革而崩潰。 * 故事：自動駕駛汽車的社會功能 在一個高度擁擠的城市，交通事故頻繁發生，導致醫療資源緊張、經濟損失嚴重。政府於是大力推動「自動駕駛技術」，認為它能減少人為錯誤、提高道路安全，並改善交通流量。這就功能論的觀點——科技被視為一種社會的「工具」，可以解決問題、提升效率。 然而，在政策推行過程中，一些計程車司機與貨運業者抗議，擔心失去工作。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開始推動「自動駕駛與人類共存」計畫，例如培訓司機成為自動駕駛監控員，讓他們仍能參與交通系統。 (b) 行動者網路理論 (ANT)（Actor-Network Theory）：科技與人類共同塑造社會 ANT 認為科技不是單獨影響社會，而是與人類、政策、基礎設施等各種「行動者」共同構成一個動態網絡，彼此影響；即科技與人類共同塑造社會。例如，電動車的普及不只是技術進步，還涉及政府補助政策、充電站建設、消費者的接受程度等多個因素。 關鍵概念：科技不是單方面影響社會，而是與人類、政策、文化、基礎設施等各種元素交織在一起，共同塑造新的社會關係與行為模式。 * 案例：電子支付如何改變市場生態 在某個傳統市場裡，小販們一直習慣使用現金交易，但隨著行動支付（如 Apple Pay、LINE Pay）的普及，年輕顧客開始要求支援電子支付，否則就轉向其他店家。幾位生意較靈活的攤販決定跟上潮流，結果發現不僅交易更快速，甚至吸引到更多不喜歡攜帶現金的顧客。 然而，也有部分年長攤商不願接受電子支付，因為他們擔心不會操作手機，或對數位交易缺乏信任。在這過程中，科技（行動支付）、使用者（顧客與攤商）、市場環境（競爭壓力）、政策（政府的數位支付補助計畫）共同形成一張複雜的網絡，彼此影響。 (c) 辯證解釋（Dialectics）：科技帶來矛盾與衝突 辯證理論認為，科技帶來的影響往往是雙面的，可能帶來進步，但也會產生矛盾與衝突。例如，社群媒體讓資訊流通更快速（正面效果），但也助長假新聞與資訊操控（負面效果）。社會會在這些矛盾與衝突中不斷調整與演變。 關鍵概念：科技發展不是單純的進步，而是會同時產生正面與負面的影響，社會則會在這些矛盾與衝突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促使社會持續變革。 * 故事：社群媒體的民主化與操控風險 社群媒體（如 Twitter、Facebook）一開始被視為民主化的工具，讓每個人都能自由發聲、討論公共議題。例如，許多公民運動透過社群媒體發起，成功推動政治改革或揭露社會不公。 然而，隨著社群媒體影響力增強，假消息與演算法操控*成為重大問題。一些政客或不肖組織利用社群媒體來散播不實資訊，影響選舉結果或激化社會對立。人們開始質疑，這些平台究竟是促進民主，還是破壞民主？ 這就是辯證的概念——科技既帶來進步，也產生反作用力，社會會在這兩股力量的拉扯中不斷變化與調整。例如，當假消息問題變嚴重，社群媒體公司可能會加強審查，但這又引發「言論自由受限」的爭論，形成新的矛盾。 (d) 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科技與社會結構如何相互形塑 結構化理論認為科技與社會結構（如文化、權力關係、組織制度）是雙向互動的。科技可能改變社會的運作方式，但社會也會影響科技的應用方式。例如，遠端工作工具改變了工作模式，但企業文化與管理方式也會影響員工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關鍵概念：科技不只是影響社會，而是與社會結構（如組織文化、權力關係、規則）形成雙向互動。科技可能改變社會，但社會也會影響科技如何被使用與適應。 * 案例：遠端工作的挑戰與適應 某公司在疫情期間全面採用遠端工作模式，起初員工覺得很自由，可以彈性安排時間，避免通勤的壓力。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問題逐漸浮現： - 高層主管認為員工在家「看不到就不放心」，開始要求頻繁的視訊會議，導致大家更累。 - 年輕員工適應良好，但部分年長員工不擅長使用遠端協作工具（如 Slack、Trello），導致溝通效率下降。 - 公司的「工作文化」從以前的辦公室交流變成線上會議為主，甚至影響了升遷機會——因為主管更容易注意到主動發言的員工，而非安靜努力工作的人。 這說明：遠端工作這項科技改變了組織內的權力關係與文化規則，但同時，員工也會反過來影響這項科技的使用方式。例如，有些公司開始制定新規則，限制視訊會議的頻率，並提供數位技能培訓，以調整這種變化。 【小結】 這四種解釋方式各有不同角度，彙整如下表： - 功能論：科技幫助社會維持穩定，解決問題。 - 行動者網路理論 (ANT)：科技與人類、環境等共同形成影響力網絡。 - 辯證理論：科技帶來進步，但同時引發矛盾與衝突。 - 結構化理論：科技與社會結構互相形塑，形成動態適應。
(三) 歷史解釋 歷史解釋的方法最早源自於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 1831）所倡的辯證法與三定律；在十八世紀時，德國歷史主義的思想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主流，主張「歷史發展是一切精神事實的根源」，提倡以純粹經驗的態度觀察歷史事實，關注歷史過程中的細節，狄爾泰（Wilhelm Dilthy, 1833-1911）由此建構出「歷史解釋批判」，試圖從人類認識本身歷史存在的能力進行分析。到了二十世紀以後，由於1942年Hempel (1905-1997)發表《普遍規律在歷史中的作用》一文之後，歷史解釋的方法出現了分歧，此分歧即為以Collingwood (1889-1943）為代表的「合理性解釋模型」與以Hempel為代表的「覆蓋論模型」兩種歷史解釋方法論之爭。此兩派共同的興趣在於回答「歷史解釋如何可能」這個問題，也就是試圖在理論與邏輯上確定決定一種歷史解釋合法性、正當性的內在根據及方法論要素，此外，還有倡折衷兩派的「敘述解釋」者。
國內資訊管理的研究中，使用歷史解釋者為數不多，如：洪世章 (2002)從歷史觀點看制度環境對台灣無法成功發展硬碟機工業；以及尚榮安 (1997)使用歷史分析探究資訊服務業廠商技術創新與組織成長之關聯性。國際期刊MIS Quarterly中有一篇歷史研究法的文章相當精彩，Mckenney, Mason, 和Copeland (1997)說明了美國銀行在IT管理的戲劇性歷史。他們指出美國銀行利用資訊創新作為手段達到策略與結構的調準，從已往處理危機時尋求科技的奧援 (1950-1953)，測試初始的解決方案 (1954-1956)，到實施第一個IT解決方案 (1956-1958)，創造了事業的高峰 (1958-1964)；再到後來的失去動力跌進谷裡，再度尋求新科技的承諾，再次化危機為轉機 (1964-1968)；嘗試趕上新潮流，但仍然失敗了 (1969-1977)，最後搜尋適合的領導者，最後到當時的現代化銀行結構 (-1992)；這些戲劇性歷史相當值得玩味。 二、現象學 (*) 「現象」一字是由希臘文phainomenon而來，此字意為「顯示在經驗事物中者」；而現象學（phenomenology）是一門對現象（phenomenon）進行探究的哲學，現象學主要的領導者Edmund Husserl (胡塞爾，1859-1938）使用「現象學」一詞來指稱一種學說，同時也是一種方法（Klaue held, 1986）。他認為現象學是：「對於人們如何描述事物，且透過其感覺來經驗事物之研究。」就現象學而言，方法與內容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人們無法完全脫離內容，而僅抽象地談論純粹的方法論原則。 Husserl的現象學理論指出（裘學賢，1993）：(1) 宇宙並不是一個存在，而是一個單純的現象；而現象是意向行動（intentional act）的對象，故意識是一切現象的本源和母體。由此可看出意識性推翻了傳統哲學存有的主體與客體之爭、或思想與存在之別。Husserl認為意識並不是為了建築客體而是在揭露客體。現象學是「無預設」（presuppositionless）的探討，也是描述的，它不做任何理論上的肯定，只有實踐行動－－仔細檢視一切現象，直到這些現象被詳細闡釋與描述。另外，現象學也特別關心的是未賦予屬性以前的經驗（prepredicative experience）。 現象學的研究重點，在於我們如何將所經驗的現象結合在一起，以理解這個世界，並藉此發展出「世界觀」（worldview）。對人們而言，這其中並無分離（或客觀）的現實，而是人們經驗了什麼和他們如何詮釋其世界。現象學方法著重於研究者拋棄先前概念與預設立場，透過不斷的提問、訪談、對話與反省，澄清生活世界的本質結構（essential structure），並且透過意識活動來理解世界如何被經驗、及現象與意識之間的必然關係（張汝倫，1997）。 簡之，現象學是個哲學也是個方法，其在於澄清生活世界的本質結構（essential structure），透過意識活動（conscious acts）了解世界如何被經驗，以及現象與意識之間的必然相關（張汝倫，1997）。Husserl認為生活世界是以主觀的生活經驗為基礎，藉由現象學研究可以穿透不同的生活世界，指出一切最原始的，非歷史性的意義建構（畢恆達，1996）；這種最絕對的顯明性，期能提供科學及理性意義的基礎。至於客觀的科學，其目的旨在幫助實現人們的計畫，它僅是生活世界許多個不同的轉換之一。
再回到現象學：現象學的創立者胡塞爾認為，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生活世界」中，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主觀經驗所建構的。透過現象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穿透表象，探究這些最原始、最純粹的經驗。無論是日落、音樂，還是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小細節，現象學幫助我們理解的是：我們如何在意識中建構這些經驗，這些經驗又如何構成我們的世界觀。總之，現象學不僅僅是在談論「日落」這個物理現象，而是在問：「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我們的世界是如何顯現出來的？」 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現象學關心的不是外在的物理事實，而是每個人如何從自己的意識中經歷並理解這些事實。透過這樣的理解，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生活世界的結構，還能夠理解每個人獨特的經驗是如何塑造他們對世界的認知。 在資訊管理研究中，現象學的哲學立場應為以描述現象學取向的實務研究方法，其研究聚焦於下述問題：「對於資訊科技進入組織 (或與資訊科技相關)的成員而言，其現象經驗的結構和本質為何？」組織成員所經驗的現象，可能是一種情緒―冷漠、愉悅，與抗拒；也可能是一種關係、一件工作；也可能是一項方案、一個組織或一種文化。姜瑀青 (2005) 便採用現象學與詮釋學的觀點了解大學資管系女性畢業生的生涯發展脈絡，即是其在選擇行為表象下的意義。 現象學方法對資訊管理研究提供了以下觀點： (1) Van Manen（1990）認為現象學研究是對現象進行科學性的研究，它對人們的生活經驗進行系統性（systematic）、明確性（explicit）、自我批判性（self-critical）及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研究，這點符合資訊管理研究的科學化要求。 (2) 現象學研究在於探索生活經驗的本質，也就是在瞭解現象或萬物因何而在。運用在資訊管理研究上，可幫助研究者深入瞭解組織成員對某些資訊科技的使用經驗。 (3) 現象學方法強調「存而不論」，提供了資訊管理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反省自我偏見或開放程度的機會，可激發深度思考、增加人類主體間的交流與理解；以新的思維去正確瞭解資訊管理實務，以及去反思實務背後隱含的意義與存在的可能性。 讀後心得與提問：
三、後現代主義 (*) 前述詮釋主義與批判理論對「主體—客體模式」在方法論上的批評，可源自於科學哲學的「歷史轉向」與哲學中的後現代運動。後現代主義可視為一種新的知識論形式(後現代哲學)，它不但開啟了社會科學揚棄客觀科學的懷疑主義，也強烈質疑科學力持理性的適當性。
略談Derrida與Foucault的觀點： Derrida的文本建構：Derrida主張，語言不僅是傳遞訊息的工具，它本身就構成了我們的現實。每個文本、每段對話都不斷地被解讀和重構，這樣的過程使得現實本身變得模糊和多變，就像電影《駭客任務》中的虛擬世界一樣，是可以被重建和改變的。 Foucault的知識與權力：Foucault則進一步指出，知識並不是中立的，它與權力密切相關。誰擁有知識，誰就擁有控制的權力。這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無論是科學的還是文化的）都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例如，醫學界對疾病的定義，其實不僅是科學事實，還與社會的權力結構有著深刻的聯繫。 結語：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後現代主義者如何看待「現實」和「知識」的本質：現實不是固定的，它是通過語言、文化、信仰和權力的交織建構出來的。就像電影《駭客任務》中的世界一樣，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可能是由我們的社會背景、語言和文化所塑造的，並且這一切都不斷變化。後現代主義要求我們放下對「真實」的固有觀念，開始質疑和反思我們所接受的知識與現實。 資管領域中使用後現代主義的典型研究例為Robinson, Hall, Hovenden, 和Rachel (1998)，他們討論軟體工程的例子，並說明現代化軟體工程在當時世紀末困境的本質，他們認為當前在軟體工程回應軟體危機的努力不夠充分；因此需要一個更新、更謙卑的軟體開發方法。作者視「軟體危機」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且在多樣式的工具下，是後現代主義的表現。 後現代主義說明了我們社會世界的規範結構的表淺，如Derrida於1973和1976年提出解構方法 (deconstructive approach)用以辨識出文本中隱含和固有的矛盾，他也提出「延異」(differánce)以說明符號指涉(能指，signifier）一特定物體(所指，signified)，但與該物體不同。由此看來，後現代主義並非是用於產生知識的新式解釋模式；而是用於批評既成知識與反身性 (reflexivity)的新式對話形式，Foucault (1986)提出知識體系 (episteme)和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的概念，說明真理係在不同時期經由不同知識體系所產生的，其中包含了複雜的控制運作系統。Foucault感興趣的，並不是「什麼是真理」；而是產生製造真理的權力/政治關係。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踰越」，即是找出必然性在當代的限制。就社會學知識而言，這表示我們發現的法則，往往不是被另一個研究推翻，而是會因研究對象的行為變化而變得不再具有效力。 (一) 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性 「後現代主義」最初只是一個文學批評的概念，不久便蔓延別建築學、繪畫、繼而影響到社會學，最後在哲學上也出現「後現代主義」，它基本上是一種對「現代文明」的反思，因而基本上是屬於「文化哲學」的範疇。「後現代主義」的特徵有五：（1） 在世界觀方面，反對「現代的機械世界觀。（2） 在認知方面，反對整體性與「基礎主義」，容許同一個事件可從不同的觀點給與不同的意義。（3） 在真理的概念來說，後現代主義者利奧塔認為無所謂「真理性」，因為一項論証不在於真或假，而在於論証是否有「力」。（4） 在歷史觀方面，反對歷史理性說。（5）認為啟蒙運動強調的主體性只是虛構的，真正的主體性是表現在欲望與生命本能的衝動。 (二) 後現代主義的建設性 以上所闡述的，似乎把「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哲學視作消極的、否定性的、或解構性的，但是後現代主義的「否定」基本不是一般意義的否定，而是辯證性的否定。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尚有另一條「建構性」的思維方向，因比，格里芬 把後現代主義學派分為兩個類型，「解構」（deconstruction）與「建構」（construction）或「重建」（reconstruction）。綜合言之，後現代主義的基本出發點是針對現代文明作為反省的對像。現代性（modernity）的精神是立足在主體性上，強調「個人主義」。在這個觀點下，社會便被理解為只是達至個人幸福的工具，而人類也便視為自然世界的主人。在宗教方面，現在性徹底地取消了上帝，甚至宣佈上帝死亡，輕藐任何神杺主義。在思想上強調科學主義、實証主義，把理性限制在「工具理性」上，韋伯就以「工具理性」視為現代性的核心 。在經濟生活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允許人們在市場上，以追求個人利益為依歸的經濟活動，並以所謂「一隻看不見手」，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的「自我調節」原理。但是，經濟發展也同時帶來生態失調與環境污染。不斷的戰爭，無法使人的主體性無法開展。「個人主義」把人與及人，及人與自然的關係，視作「外在關係」。後現代主義則希望把這種關係扭轉過來，提出「機體主義」作為對治，以「內在關係」取代現代性的「外在關係」說。在社會生活上提出開放與多元性。這些思維，不僅是對文明的往復反省，而其基本的動機，乃出於「人文關懷」。 讀後心得與提問：
四、實務觀點 (*) 近來，資訊管理學域已開始重視「實務觀點的研究」，使研究與實務得以緊密結合。由於資訊科技與資訊系統的快速進步，帶來組織的多元變化，資訊管理學域中的實務與學術研究如何攜手並進，遂成為重要的議題。Dobson (2006)認為由於資訊管理研究為強烈的應用導向 (如資訊系統於企業之應用)，因此這領域的研究較少著墨在特定研究方法背後的本體論或哲學推論，而相當強調實務或方法論的議題。Lee (1999)提到資訊系統領域面臨的挑戰之ㄧ為須再思考研究與實務的關係，也說明了資管領域中研究與實務彼此互動的重要。這樣的互動將使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均保持警覺，可增進對動態的社會或組織之資訊技術管理本質與現象的瞭解 (Orlikowski and Barley, 2001)。 就實務觀點的研究的特性而言，其研究旨在嚴謹觀察分析資訊系統實務，進而提出實務指引或行動建議；而不論是否有明確的理論進行預測或解釋，或後續是否探討理論性意涵。因此，「實務觀點的研究」其哲學立場較偏向詮釋性或批判性的立場。在科學哲學上，實務觀點認為管理現象並非一恆定不變的實體，其所稱實體即為動態的實務，隨著組織、科技、全球化、時代和制度等而流變。Markus (1997, pp.17-18)對資訊管理學域中「實務觀點的研究」之定義為：「爲資訊管理學者所出版的刊物中，旨在描述、衡量、評估或詮釋實務的學術研究。」為了建立「實務研究」的地位，Markus (1997, p.20)還強調「實務觀點的研究」即為資訊系統實務的科學性觀察 (scientific observation) (Markus, 1997)。 許多學者均主張應改善資訊管理學域中研究與實務脫節的現象，如Galliers 與Land (1987)認為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s, IS)的研究雖內部一致符合學術規範；但通常無法應用於實務上。雖有學者如此極力強調，但在已往，研究與實務脫節的現象仍舊存在；也因此Markus (1997)於賓州IFIP 8.2研討會中再度提出應重視「實務觀點的研究 (practical research)」，此也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這些討論如：1997年學域內頗富盛名的研討會ICIS中，Kumar強調「資訊系統研究與實務的關係」；1999年MIS Quarterly在一專刊中強調應揉合嚴謹的研究與經理人、顧問與業界等相關的元素，除了有Allen Lee撰寫的兩篇文章外，Benbasat與Zmud，Applegate與King，以及Lyytinen等人均為文呼應「實務觀點的研究」的重要。 因此資訊管理學域中也有許多實務觀點的研究 (practical research)強調對實務現象的理解、批判乃至改變。這類研究著重實務現象的研究，其研究內容為嚴謹觀察分析資訊系統實務，進而提出實務指引或行動建議 (Markus, 1997; Davenport & Markus, 1999)；而不論其是否有明確的理論進行預測或解釋，或後續是否探討理論性意涵。
這兩個實例都展示了「實務觀點的研究」如何將理論與實際情境結合，並且強調在現實運作中的挑戰和解決方案。這種研究的重點在於理解並詮釋實際的操作現象，並針對當前的情況提供切實可行的建議，無論是關於技術導入、流程變革，還是員工適應等問題。 作業： 1. 您對本節各類的哲學觀點有哪些感到興趣？為什麼？ 2. 請就本節各類的哲學觀點選擇兩種各舉一個實例加以說明。 3. 本節實務觀點中的兩個實例，若是以前節實證、詮釋，和批判三種觀點會是如何進行研究的？
第四節 資訊哲學與科學哲學 由於資通訊技術變化迅速，在管理上的應用也更多樣，因此從前兩節各類的哲學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資訊社會的種種現象；如果再從現象中抽繹出來，從資訊和研究的本質去看的話，便要談到資訊哲學與科學哲學。 有學者將近代世界的構成，區分為三種要素的觀點：其一是物質的、其二是能量的，再者則是資訊的觀點 (路甬祥，2002)。前面兩種物質與能量的觀點，認為世界是由具體的物質所構成，以及世界是由能量所構成的，這兩種觀點已多為大眾所認知和接受，本節主要談論資訊的觀點，其中最著名者即是資訊哲學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I）。 綜觀哲學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其研究背景的幾次大轉向：先是從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使哲學家將其注意力由可知客體的本質，轉移到客體與認知主體之間的知識關係，因此從形而上學轉向認識論，即從探討「存在」轉向「知識」。接下來則是「語言轉向」，即從探討「知識」轉向「意義」，企圖通過分析語言達到對世界的認識。資訊科技革命與資訊社會的發展，已經使資訊上升為一基本概念，與「存在」、「知識」、「意義」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故可預見資訊哲學將對基本的哲學觀念產生很大的影響 (劉鋼，2003a；Adams, 2003)。
根據Floridi的研究，資訊哲學提出了五大領域的問題，這些問題深入探討了資訊的各種層面。讓我們以「智能」這個問題來舉例。現代的人工智能技術，像是自駕車或語音識別系統，已經能夠做出類似人類的決策，但它們的智能到底該如何界定呢？它們的「智慧」是否能夠真正理解世界？這些問題不僅是技術問題，還涉及到哲學上的反思——什麼才是「理解」和「知識」的本質？ 資訊哲學不僅是一門探討資訊如何運作的學科，它還深入到我們如何理解、利用、處理資訊，並探討這些過程對我們的價值觀、知識體系和社會結構的深遠影響。從語音助理到自駕車，從數位權利到社會變革，資訊哲學幫助我們思考這些新興技術如何塑造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自己。這些問題不僅是學術性的，它們與每一個使用科技工具的人息息相關，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甚至思維方式。 以下簡述資訊哲學的起源、理論旨趣、研究範疇與取徑，及其可成為資訊管理研究主軸的理由。 (一) 資訊哲學的起源 資訊哲學的興起突顯了形式傳統。根據《牛津英語辭典》（OED）的語源學考證，information（資訊）的「根」可以追溯到形式 (form）。所以資訊哲學本身即具有形式的傳统。實際上，與「形式」相關的一系列哲學理論均可歸於形式傳統，如皮爾斯 (Pierce)的符號學、胡塞爾 (Hurrsel)的形式本體論、現代的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人工生命、網路結構以及基因工程中的計算機塑模等問題，這些都是傳統哲學未能涉及的領域，因而資訊哲學可說將哲學探究的疆域拓展了，為人類的理解做出了新貢獻 (劉鋼，2003b)。 (二) 資訊哲學的理論旨趣 資訊哲學的理論旨趣有以下四個方面 (劉鋼，2003b)：（1）核心。尋求统一資訊理論，此為其主要綱領，即對資訊本質進行反思；同時對資訊的動力學和利用進行分析、解釋和評價，重點關注在資訊環境中引發的系統問題。（2）創新。其主要目的是為各種新舊哲學問題提供資訊理論的哲學方法（IPM）。創新是資訊哲學最具特色之處，也是使資訊哲學得以在哲學殿堂確立地位的關键所在。（3）體系。屬於原資訊哲學理論體系的根基。它為上述創新目標的各個分支提供理論分析架構。利用資訊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術來對傳統和新的問題進行塑模、闡釋和提供解决方案。（4）方法論。此一目標屬於傳統的科學哲學，它對資訊與計算機科學和資訊與通訊技術及其相關學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論進行系統整理，為其提供元理論分析架構。 (三) 資訊哲學的研究範疇與研究取徑 資訊的理論和計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術已經開發出，並且在許多哲學領域得到了應用，其目的為：(1) 擴展對人和動物的認知和語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 (人工智慧哲學、資訊理論語義學、資訊理論認識論、動態語義學)；是分析推理和計算過程 (計算哲學、計算科學哲學、資訊流邏輯、情境邏輯)；(2) 解釋生命和代理的組織原則(人工生命哲學、控制論和自動機哲學、決策與博弈論)；(3) 發明新的方法為物理為物理和概念體系塑模 (形式存在論、資訊系統理論、虛擬實境哲學)；(4) 闡釋科學知識的方法論 (以模型為基礎的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計算方法論)；(5) 研究倫理學問題 (計算機和資訊倫理學、人工倫理學)；(6) 美學問題 (數位多媒體/超媒體理論、超文本理論以及文學批評)；還有(7) 體現資訊社會以及在數位環境下關於人類行為的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現象 (劉鋼，2003b)。 (四) 資訊哲學可成為資訊管理研究的主軸之一 資訊哲學被定義為批判性研究的哲學領域，它涉及資訊的概念本質和基本原理，包括資訊的動力學、資訊的利用，以及科學與哲學問題的資訊理論和計算方法論的精煉和應用。歐美及大陸對其之研究正方興未艾，我國亦宜注重其發展，方能在科技發展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因為(1) 對已經邁進資訊社會的國家，資訊管理學域有必要從企業電子化轉向資訊社會所衍生之生產、人際互動、生活、傳播、思維乃至文化等問題之研究，因為這些問題改變了哲學探索的背景與情境，也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哲學回答的新問題。(2) 資訊管理學域涵蓋層面廣泛，較其他單一學科，如資訊科學或資訊工程等提供了更適合資訊哲學之研究環境。 作業： 1. 資通訊科技的應用上，如企業電子化、資訊社會所衍生之生產、人際互動、生活、傳播、思維乃至文化等問題，請舉例說明資訊哲學提供了那些思考？
二、科學哲學 (*) 科學是對所觀察的現象，形成探究的問題，使用方法進行推理、解釋，或是歸納、總結；科學注重理論，也發展事物運作的理論。在社會科學領域，將用於科學研究和理論建構的概念稱為構念 (construct)。理論是「在對價值、時空、情境因素的假定下的邊界內，一組構念 (constructs)與變量 (variables)的系統，且在抽象層面經由命題 (propositions)將構念相互關聯起來，而在操作層面經由假設 (hypotheses)將變量相互關聯起來。」 (Bacharach, 1989)。理論做為觀察的透鏡 (lenses)，導引研究中的命題、方法，還有分析工具。資料描述所觀察到的為哪一種實徵 (empirical)模式，而理論則解釋實徵模式為何被如此觀察到或期望被觀察到的 (Bacharach, 1989)。
以上的故事說明了科學哲學如何影響研究與方法論選擇，當我們在學術研究或實務觀察中，選擇研究方法時，我們其實就在進行科學哲學的思考。例如： l 我們應該使用質性研究來理解人類行為的意義，還是應該用量化研究來尋找數據模式？ l 不同的研究哲學（如實證主義、詮釋主義、批判理論）是否可以融合，還是相互衝突？ l 當AI被用來決策時，它的運作模式是否符合科學知識的標準？還是我們應該重新定義「科學」？ 透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哲學不只是抽象的思維，它直接影響我們如何設計研究、如何解釋結果，甚至如何說服他人接受我們的觀點。學習科學哲學，能讓我們的思維更嚴謹，研究更具說服力，也能讓我們在學術與實務世界中，走得更穩、更遠。 【小結】 1. 科學哲學提供了我們思辨的嚴謹性基礎，以及由思考的本源，能有所本。因為瞭解了科學哲學的來龍，對於探討的主題，就能夠言之有據；瞭解了科學哲學的去脈，便能瞭解社會科學是如何看待知識的。 2. 讀了這些科學哲學，要思考的是如何將這些理路回饋到我們一般研究上的方法論探討，也去重視研究方法論應有的判準是什麼，而我們探索社會活動的方式又有哪些？對於各種科學哲學如何彙歸到自己研究的本身，各種不同的哲學是否相互衝突而無法共通；也同時去理解到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實務上廣泛質與量的兩套研究方法，在抽象層次上應如何整合？ 3. 體會到科學哲學的了解是對思維的鍛鍊，也是對於表達形式，包括語言、文字甚至多媒體等精準性的要求，同時也思考到如果西方科學哲學是如此重要的，那中國的科學哲學，又是怎樣的情形？ 作業： 1. 請標註出資通訊技術發展里程碑與各類哲學相關的觀念或議題 【第二章參考書目】 Bacharach, Samuel B. (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496-515. 羅德興與王明雯 (2015)。資訊管理研究的哲學觀點。中華科技大學學報，61期，頁123-146. ISSN: 1812-7185，2015年1月出版。 資訊技術革命 (Castells, 1996, 夏鑄九、王志弘譯，2000, p. 31) 林千乃 (2003)。組織溝通之領域探討。台大資管所博士班資格考領域口試報告(未出版)。 黃光國 (2003)。社會科學的理路。台北市：心理。 黃瑞祺 (2001)。批判社會學。台北市：三民。 Deetz, S. (200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In F. M. Jablin and L. L. Putnam (eds.). The New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dvances in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Sage, Thousand Oaks, CA, 2001, pp. 3-46 Orlikowski, W. J. & Baroudi, J. J. (1991). Study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assump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 1, 1-28. In Myers M. D. Avison, D. (2002)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systems. pp. 51-77. Sage Publicati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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