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似水年華 - 課程資訊與講義 - 100-2『國共兩黨關係史』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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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國共兩黨關係史』課程講義

 

中華科技大學『國共兩黨關係史』課程綱要                     2012‧3‧6
             授課教師：金鴻文 授課時間：週三8、9節(新竹)
             授課教室：新竹A 305   老師研究室：新竹學務組
                                                                                壹、課程大綱
一、緒論〈1〉‧國共兩黨關係史的產生〈2〉‧國共兩黨關係史的分期
       二、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1〉‧第一次合作的歷史背景與建立〈2〉‧國共兩黨「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期間聯合戰線的發展、摩擦與鬥爭
三、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分裂〈1〉‧國共第一次分裂的原因—「清黨」與「寧漢分裂」〈2〉‧「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時期的軍事圍剿中共與反圍剿
四、第二次的國共合作〈1〉‧「西安事變」與國共的二度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2〉‧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國共關係〈3〉‧抗日勝利前後國共兩黨的談判與鬥爭
五、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分裂〈1〉‧國共兩黨的爭奪日軍受降之戰〈2〉‧國府「戡亂」與「解放戰爭」—中共取得勝利與國民黨敗退台灣
六、49年後兩岸分離時期的國共關係與美國對華(台)政策演變歷程：〈1〉‧49年後國府在台灣重建二元政治體制的原因、內容及其特徵〈2〉‧美國對華政策—u「遏制‧圍堵中共」(扶蔣制共)v「東聯孫吳‧北拒曹操」(聯華制蘇)w「一個中國‧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和平解決」〈3〉‧中共對台政策—u「武力解放台灣」v「和平解放台灣」w「和平統一‧一國兩制」x「兩岸和平發展」階段〈4〉‧國府大陸政策—u「反攻大陸」(軍事)v「光復大陸」(政治)w「三民主義統一中國」x「特殊的『國與國』關係」y民進黨「一邊一國」論「不統‧不獨‧不武」
 
貳、考試注意事項：
一、本學期曠課達8節以上者(含8節)或缺課(含曠課、事、病、公假)達12節者 取消期末考試OPEN BOOK資格。※若同學上課講話影響到老師上課情緒者，經三次警告不聽者取消期末考試OPEN BOOK方式  二、平時成績：共計四次，包括(1)期中考前與期末考前上課出席次數，曠課一節扣10分，請事病假者一節扣5分。(2)期中考成績與期末考成績。三、期中考試：考(一)解釋名詞(30﹪)(二)問答題(70﹪)；考試內容為上課用的講義，採取OPEN BOOK方式。與期末考試
四、學期成績評分比例：平時成績佔40﹪、期中考30﹪、期末考30﹪
 
第一單元 緒論
 
【一】   國共兩黨關係史的產生
1．   產生的過程－1978年中共11屆3中全會的召開，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倡議；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問題」研究。
2．   產生的基礎－(a)兩黨關係是影響中國廿世紀歷史進程的一個重大課題。(b)兩黨關係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且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c)兩黨關係問題不僅直接關係兩岸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影響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二】關於國共兩黨兩黨關係發展的規律問題
      瞭解、研究國共兩黨關係史，首先必弄清其發展的規律，這是國共關係研
   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國共關係的發展有何規律可循？
〈1〉        國共關係在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及再次醞釀合作中曲折發展，合作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2〉        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1﹒兩次合作使國共兩黨都得到極大的發展
        2﹒兩次分裂使國共兩黨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失
〈3〉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決定著國共關係的變化
〈4〉        國際形勢的變化制約著國共關係的發展
【三】國共兩黨關係史的歷史分期
   1﹒第一次國共合作（1922年8月中共二屆西湖特別會議—1927年年底）
   2﹒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分裂（1928年1月—1935年第五次反“圍剿”）
   3﹒第二次國共合作（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47年7月）
   4﹒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分裂（1947.7.15戡亂—1978年年底）
   5﹒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的提出（1979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1994年年底）
   6﹒兩岸對等談判（1995年1月「江八點」—迄今）
 
第二單元 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
【一】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說明省略）
（1）        中國社會經濟半(次)殖民地化的加速
（2）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
（3）        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強和封建主義的專制統治
【二】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
(1)孫中山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於檀香山建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排滿組織－「興中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誓詞，共發動2次革命。1905年，為擴大革命陣營，統一革命步驟，集中革命力量，於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共發動9次起義。1911年，發動武昌起義，終於在立憲派配合下於各省紛紛響應獨立下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中華民國」。1912年，民國成立後，為推動政黨政治及國會選舉，宋教仁將同盟會及其他黨派合併為「國民黨」，1913年，因袁世凱違法亂紀引發國民黨武力討袁—「二次革命」。國民黨兵敗後，孫中山於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1914)，繼續武力討袁。因袁世凱解散國會、實行帝制，遭到來自國內外各界群起反對及西方列強的干涉而失敗，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曇花一現的「聯省自治」運動及護法運動。1918年，因北洋派段祺瑞政府「欣然同意」日本可以繼承德國在山東利權，使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凡爾賽和會遭逢外交上重大挫折，終於激怒以北京大學為首的13所高等院校師生於5月4日展開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愛國民主反帝運動—「五四運動」。孫中山為吸納五四愛國青年加入革命事業，8月8日，決將「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1922年，孫中山的護法事業遭逢最嚴重的挫折—陳炯明叛變，迫使孫再度離粵返滬，苦思今後革命的出路，決定接受蘇俄代表越飛的建議，實行「聯俄容共」—「孫‧越聯合宣言」(1923.1.26)，並展開中國國民黨「改組」工作。
(2)1915年，陳獨秀有感於清末以來知識份子模仿西方不徹底，始終未觸及近代西方立國根本精神是「民主政治」(德先生)與「科學精神」(賽先生)，須掃除阻礙「民主」與「科學」發展的障礙－「專制」與「迷信」。陳認為「專制」與「迷信」是阻礙「民主」及「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尤其對於前者抨擊不遺餘力，一場建立新信仰、新價值、新人生觀的運動於焉展開—「摒棄傳統，徹底西化」。陳獨秀抨擊儒家封建思想是支撐中國二千年君主專制封建意識形態最大支柱，認為儒家倫理學說強調的別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是片面的、不平等的道德禮教，是為少數君主‧貴族服務的學說，與西方強調的自由‧平等‧獨立的民主精神是相違背的。因此，於1915年9月，因「有感於國勢陵夷，道衰學弊，今後救國救民的重責大任要放在青年人身上」，在上海創辦以青年為對象的雜誌—《青年》，發行一年後改為《新青年》，積極宣揚「民主」與「科學」，高舉反儒旗幟，並獲得李大釗、吳虞、魯迅等人支持。李大釗奉勸青年人要衝決二千年封建歷史網羅，作個獨立自主人格的青年人；吳虞則直指忠孝為儒家學說的兩大支柱，孝之義無所立，家庭專制既瓦解，忠之君就無所附；周樹人以魯迅筆名發表短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獨倡諷刺文學或反叛文學的風格，對社會及人性都加以無情的嘲弄與攻擊，直指中國二千年歷史滿篇滿頁講的是「仁義」兩字，從字縫去看卻充滿「吃人」兩字，控訴儒家學說是「吃人的禮教」。新文化運動分為兩個時期：j1915~1918，此時期重心在思想解放(啟蒙)，推動白話文運動為重點k1919~1920，此時期重心在救亡運動，以「五四運動」為導火線。凡是可以救國救民的學說毫不選擇地輸入中國，尤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新鮮刺激，深受青年人喜愛而成為顯學。
(3)五四運動係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反帝國主義列強的學生愛國民主示威運動，起因於巴黎(凡爾賽)和會外交談判挫敗與段祺瑞政府出賣山東主權。由於知識份子認清帝國主義列強的醜惡嘴臉，假「民主」之名，行「剝削」弱小民族國家之實，並受蘇俄十月革命之影響，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救中國，造成知識界壁壘分明，形成兩條救中國路線的鬥爭：j以胡適為代表，堅持繼續走歐美民主道路才能救中國k以陳獨秀為代表，認為只有走蘇俄十月革命道路才能救中國。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理論與幹部條件。
（4）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919年3月，蘇俄列寧為推動「世界革命」，號召世界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鬥爭，於莫斯科成立「第三(共產)國際」—協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建立共產黨以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運動。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胡定斯基(維經斯基，中文化名吳廷康)來華協助陳獨秀、李大釗組建中國共產黨，先成立中共臨時中央(南陳北李)，在主要工人聚集較多城市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展開宣傳及吸收黨員工作。1921年7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家宅舉行，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13人出席，包括北京—張國燾、劉仁靜；山東—鄧恩銘、王燼美；上海—李達、李漢俊；湖北—董必武、陳潭秋；湖南—毛澤東、何叔衡；廣東—陳公博、包惠僧及日本周佛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列席指導，通過黨綱，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決議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實行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收一切生產的資本歸社會共有。1922年7月，於杭州舉行「二大」，陳續任總書記，決議加入共產國際(中國民族支部)，號召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的革命力量參加民族革命，與國民黨暫時聯合。8月，召開中央委員會(西湖特別會議)，因共產國際評估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中國境內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可以領導國人進行反帝運動，而中共仍為幼稚弱小政黨，故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強烈要求下，決議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展開國共第一次合作。
（5）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發表「孫‧越聯合宣言」，重點：j共認蘇維埃制度、共產組織均不適用於中國，蘇俄願贊助中國完成統一，取得完全自由k越飛重申1920年9月蘇俄對華宣言原則，準備拋棄帝俄時代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強奪利權…等等，這是孫中山公開「聯俄」。「容共」為第一步，1922年8月下旬，首准陳獨秀、李大釗入黨。9月，設國民黨改進委員會及改進方案起草委員會，陳獨秀與張秋白均為委員。1923年1月1日，國民黨發表「改進」宣言，已具有反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性質。
1924年1月20至30日，於廣州舉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通過「一大」宣言—「新三民主義」宣言。此宣言是孫重新詮釋三民主義，「前言」部分指出「中國禍亂皆為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以致政治、經濟生命皆為所制奪。……惟有實現三民主義才是中國的生路。」【民族主義】：j對外—中國民族自救解放，惟有國民黨與多數民眾結合反帝，中國民族方能獲得真正自由獨立；對內—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凡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與團體均得享有間接民權與直接民權，反之亦然。【民生主義】：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國民革命運動必待農民工人參加，然後方能決勝，故孫中山不諱言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從此國共雙方共同建立反帝‧反軍閥民主革命統一戰線綱領，展開國共第一次合作。大會通過中共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等議案。1924年，國共合力推動反帝與群眾運動，至1925年達到最高潮，因英、日武力鎮壓而相繼釀成五卅、漢口、沙基等慘案。
【三】   國共兩黨「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期間聯合戰線中的發展、磨擦與鬥爭
（1）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國民黨中執委會為遵從其遺囑，決議於7月1日於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代理大元帥)遭受排擠。7月9日，國民黨各軍改為國民革命軍。8月20日，發生廖仲愷被刺案，蘇俄駐廣州代表鮑羅廷(國民黨政治顧問)直指胡漢民難脫干係，遭軟禁後以國民黨赴俄代表身分離粵赴俄；許崇智因有意限制蔣介石第一軍的發展而被剝奪兵權，亦被迫離粵。孫中山護法時代所倚為一文一武均相繼被放逐，廣州發生不流血政變，廣州變成汪‧蔣共治局面。1925年11月23日，部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張繼、謝持、居正等人獲戴季陶、孫科、吳敬恆的支持，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一屆四中全會(通稱「西山會議」)，議決：j取消中共黨員的國民黨黨籍k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l懲戒汪精衛。因廣州拒予承認，斥為非法，西山會議派另立黨中央於上海，造成國民黨改組後第一次分裂。1926年1月，鮑羅廷與汪精衛操縱的國民黨「二大」主要目的為打擊西山派，通過懲戒西山派黨員，以懷疑蔣介石與其暗通款曲，發動倒蔣運動。新當選中執委與中央黨部各部負責人多為汪派及中共黨員，汪與鮑之合謀制蔣昭然若揭，彼此裂痕加深。蔣感到「四面楚歌，肘腋生患，陷於重圍，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1926年3月20日，發生「中山艦事變」—國共第一次合作以來，蔣首次武力制裁中共，蔣成為廣州的中心領袖，汪因被疑牽扯其中而稱病請假離粵。中共力主退出，改為黨外聯盟，共產國際力持不可，鮑主張暫時退縮，與蔣商定「整理黨務案」，中共退出國民黨上層權力機構，集中全力於下層群眾工作。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展開北伐，依序討伐吳佩孚、孫傳芳及張作霖，第一期北伐相繼擊敗前兩位軍閥。經過中山艦事變後，蔣介石與中共‧蘇俄的分手是遲早的問題。11—12月，共產國際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現階段中國革命運動將由無產階級領導，中共須留在國民黨內及加入國府，以實現革命的反帝政府。12月9日，鮑隨北伐軍抵達武漢後，成立中央聯席會議，行使最高權力，高呼「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公開反蔣。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決議：j統一黨的領導機構，奪去蔣的黨內職務，削弱蔣總司令權力k統一革命勢力，由國共共同指導群眾運動，共同負擔政治責任，國民黨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會議，推翻「整理黨務案」，正式承認中共對等地位與共產國際的領導。
 
第三單元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分裂
【一】   國共合作的破裂原因—「清黨(反革命政變)」與「寧漢分裂」
（1）爭奪上海的控制權是蔣介石與鮑羅廷、中共決裂的近因，蔣獲得江浙財閥的大力協助【上海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輝德、上海四行聯合儲備庫錢永銘、浙江實業銀行李銘】，列強對蔣果斷處理「南京事件」反應良好，均要求蔣須與其劃清界線。1927年3月28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提出護黨救國案，議決對中共首要份子採取緊急處理，實行清除黨內中共份子，國民黨開始反共。4月12日，蔣執行「清黨」（中共稱「反革命政變」）—蔣二度武力制裁中共，通緝鮑及中共首要190餘人。蘇俄及武漢國府詆毀蔣為叛徒、帝國主義匪幫同盟、革命國民黨的敵人、工人階級的敵人，開除黨籍並免去本兼各職，下令討伐。4月18日南京(寧)國府成立，胡漢民任主席，形成民國史上的「寧漢分裂」。                                             （2）蔣介石清黨為史達林對華政策的重大挫敗，但仍要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合作，變武漢政權為工農革命獨裁政權，國民黨居其名而共產黨居其實。1927年5月，共產國際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訓令中共使國民黨左派成為中共的傀儡。共產國際新任代表魯易將訓令送交汪精衛，汪以為這是消滅國民黨的陰謀，決解除鮑羅廷顧問職。7月13日，中共決撤回參加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共產國際亦宣告武漢政府已為反革命勢力所控制。7月15日，汪下令「和平分共」—通過取締共產黨案，制裁違背國民黨主義政策的言論行動，派代表赴莫斯科討論切實聯合辦法，保護中共黨員個人身體自由，以別於南京的武力清黨。8月1日，中共發動南昌起義，汪下令武力清共，從此國共全面破裂而水火不容。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及紐曼為替史達林推卸在華失敗之責，命中共於8月7日召開「八七會議」，將所有過錯歸咎於陳獨秀—犯妥協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罪名。今後決以群眾力量徹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瞿秋白主持中央局，開始「布爾什維克化」，是為左傾冒險主義。中共接連發動兩湖秋收、海陸豐、廣州等起義，均告失敗。後者因蘇俄介入，南京國府於12月24日對俄絕交，四年來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政策已隨清黨‧分共而結束。
【二】「攘外應先安內」政策期間的五次軍事「圍剿」中共與反圍剿
國民黨取得政權後不久，即相繼爆發國民黨內部之戰(1929—1930，討伐桂系、護黨救國軍之亂、中原大戰)與國軍五次剿共：                                                    （一）第一種內戰—國民黨內部之戰(討逆之役1929－1930，主戰場：黃河流域)
※爆發原因：u國軍編遣(裁兵)方案的不公，加深軍人的相互猜忌，地方懷疑中央假「裁兵」之名，行「削藩」之實v國民黨「三全」大會的召開促成黨人的相互敵視、四分五裂。內戰分三階段：(1)討伐桂系(1929)—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紘，政治運用多於軍事行動，瓦解桂系內部為蔣的主要策略，先以150萬餉銀命唐生智收回原屬唐生智的白崇禧5萬舊部。再分化桂系內部，運動俞作柏、李明瑞歸附中央。(2)護黨救國軍之亂(1929)—馮玉祥，汪精衛的改組派以「護黨救國」為反蔣口號，先是馮部主將石友三、韓復榘採取四年前馮玉祥對吳佩孚倒戈同一策略，宣佈歸順中央；與汪夙有淵源的張發奎、俞作柏、唐生智及石友三均相繼加入「護黨救國軍」討蔣行列，最後遭中央軍及粵軍擊敗。(3)中原大戰(1930)—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此次反蔣運動聲勢空前浩大，以領導人論，軍事方面包括前國民革命軍三個集團軍總司令，黨務方面包括改組派、西山派。此一內戰雙方動員兵力超過140萬，因主戰場在河南(古時中原所在地)，故稱為中原大戰，造成南京．北平兩個國府對峙局面，雙方均欲爭取張學良支持。汪精衛於北平召開中央擴大會議，通過u籌開國民會議v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反蔣軍因未獲民心支持、蔣獲得「江浙財閥」大力支援及張學良以入關調停為名倒向蔣介石而失敗。(4)湯山事件(1931)—胡漢民遭幽禁湯山別墅，因胡漢民只肯同意召開國民會議、反對制定約法(不願拾人牙慧)，與蔣介石發生嚴重齟齬致遭幽禁，再度造成廣州．南京國府對峙，因日本襲擊瀋陽，蔣介石以下野換取廣州取消獨立。
（二）第二種內戰－國軍五次剿共(1930－1937，主戰場：長江流域)，即中共所指國內革命戰爭。                                                       （1）中共崛起的最大原因之一為國民黨內爭(內部之戰)與相互牽制。國民黨初視中共的反抗為癬疥之疾，星星之火不及二年，竟成膏肓之病，紅軍燎原之勢遍佈大江南北、華中腹地，蔣介石遂在1930年10月10日宣佈「肅清匪共」，黃河流域的國民黨內戰方畢，長江流域的戰爭又起，江西及豫鄂皖邊區為主戰場。1927年兩湖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率領殘餘部隊於贛寧岡縣井岡山建立紅軍第一支革命根據地，與當地洪江會王佐、袁文才所部會合，成立工農紅軍一團，展現毛的「統一戰線」；發動土地革命，按口分田，使農民為保衛自身利益、鞏固紅軍基地而戰，展現毛的「人民戰爭」。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力物力在農村而不在城市，不能照搬蘇俄十月革命模式，必須爭取廣大農民同盟軍的加入，中國革命才能成功，故必須在農村建立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先後成立中央蘇維埃區(江西、閩西)、豫鄂皖蘇區、湘贛蘇區、湘鄂蘇區、贛浙皖蘇區等。
（2）1928年7月，中共「六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於莫斯科舉行，清算、批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及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錯誤，決定為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及軍閥國民黨政府而奮鬥，通過建立蘇維埃政府及工農革命軍，立即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貧農佃農，先求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仍為左傾路線。向忠發為總書記，實權握於宣傳部長李立三，確立「李立三路線」。1929年夏秋之間，張學良與蘇聯因「中東路事件」爆發邊界軍事衝突，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等到李立三採取向主要城市及交通道路進攻、變游擊戰為正規戰的軍事冒進路線失敗，中共召開「四中」全會，清算李立三路線及改組中央，以陳紹禹為首的國際派當權。
（3）紅軍反圍剿採取「避實擊虛」的游擊戰、運動戰戰略，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前兩次反圍剿勝利的原因：j紅軍政治訓練有素，官兵一體k民眾組織嚴密，與紅軍通力合作l因國軍進剿為紅軍存亡所繫，必須死中求生m因戰術戰略靈活，處處主動，集中兵力以眾擊寡n因戰場地形複雜易於掩蔽，進剿軍一敗塗地。國軍第三次剿共由於紅軍輕敵而兵敗，卻因「九一八」事變而中止剿共。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於瑞金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一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提出「抗日必先反蔣」口號，以對抗蔣介石的「攘外(抗日)應先安內(剿共)」(1931年7月23日提出)。1932年5月，國軍發動第四次剿共，以政治治本、軍事治標，全力向豫鄂皖蘇區進攻，迫使張國燾率領第一支紅軍長征，為紅軍一大措敗，因熱河失守、日軍南犯長城而中止剿共。1933年4月，蔣準備第五次剿共，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執行嚴密碉堡火網封鎖戰，中共中央先前於寧都擴大會議(1932年8月)商討第四次反圍剿戰略，批評毛澤東路線的不當，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錯誤。今後決實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全線禦敵」、「短促突擊」，打破敵人的「堡壘主義」的進攻路線。瑞金周圍屏障均遭攻陷，迫使中央放棄蘇區，展開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6—8日，中共中央於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紛責中央領導不當、戰略謬誤，張聞天代秦邦憲為總書記，毛補為政治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從此掌握了中央。工農紅軍於陜北大會師，建立陜甘寧蘇維埃革命根據地。
 
第四單元第二次的國共合作
【一】「西安事變」與國共二度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與發展
（1）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利用中國危機加劇、民族意識高漲之際，與任何中國武裝部隊與團體結為共同抗日同盟。因此，1933年1月17日，毛澤東提出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此一宣言可說是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亦是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開始，但未包括國民黨在內，仍認為「抗日必先反蔣」。1934年4月10日，中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攻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民族革命戰爭，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不分黨派、職業、性別，共同對日絕交作戰，停止進攻蘇區，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政策、塘沽停戰協定及中日直接交涉，此應為抗日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大。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共赴國難、一致抗日。1935年11月28日，中共再發出與「八一」宣言內容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1936年8月25日、中共正式致書國民黨，要求國共重新合作。
（2）1935年10月，剿共中心移到西北，張學良身負剿共之責。然東北軍剿共屢遭敗績，因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影響，剿共意志動搖，與其為剿共犧牲，何如為抗戰犧牲？為了東北軍和自己的將來，與中共合作不失為出路，而毛的「抗日救國」宣言或使他更信中共問題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張學良屢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卻遭蔣嚴詞申斥，張決定與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兵諫」蔣委員長—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雙十二事變)。張向蔣提出u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武力抗日v改組政府、排除親日份子、容納各黨各派w積極與英美俄聯合x釋放政治犯、予人民更大政治自由。中共原先主張公審蔣介石，後史達林要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和平解決，毛澤東遂派周恩來飛往西安晉見蔣委員長，提出四項保證：u停止推翻國府之武裝暴動方針v陜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軍，受軍事委員會指導w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x停止沒收土地政策、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綱領。張學良決釋放蔣介石，並親自護送其回南京，卻遭軍法審判判處終身「管束」，張楊集團瓦解，西安事變終獲得和平解決。1937年2月21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共產黨人輸誠受命」通過「根絕赤禍案」，使奄奄一息的中共從此轉危為安，利用抗日趁機坐大。據張國燾云：“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毛認為蔣和國民黨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又說：“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
【二】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國共關係
（1）國共兩黨為了相互為用，而有為期三年餘的第一次合作，終以立場不同，齟齬時生。雖曾共同北伐，未待完成即全面決裂，成為死敵，經過十年廝殺而有西安事變，雙方和解，中共渡過了存亡關鍵。抗戰軍興，國民黨以為大敵當前，中共力量有限，可望從此就範；中共則認為良機已至，不僅不再憂懼國民黨的壓迫，且可於戰中組織農民大事發展，國民黨自難容忍。第二期的合作不及二年，衝突復表面化，有如第一期合作的重演。毛澤東篤信政權得之於馬上，一開始就建立自己的武力。國共和解之初，中共僅允將紅軍名義上改為國軍，受國府指導，實際是獨立自主，抗戰爆發，毛澤東指示共軍相機建立敵後根據地，取得地方武力的指導地位，並在政府軍中取得指導地位。1937年10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抵延安，力主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國民黨在國府及軍中的領導權，自是史達林的指示。毛不以為然，要在抗戰中儘量擴充黨的武裝力量。毛雖說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但必須實踐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由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絕對領導八路軍，不受國民黨的任何限制和阻礙，放手發展。史達林為不令蔣為德國調停所動，陳紹禹在12月政治局會議中重申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統一戰線。25日，中共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擁護蔣委員長貫徹抗戰到底主張。1938年9月，毛於中央全體會議中發表《論新階段》，強調統一戰線及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共同抗戰建國，中共的方針是「既統一，又獨立」，反覆指出「中國的問題，離開武裝就不能解決。」「槍桿子裡出政權」……。除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外，八路軍新開闢的根據地有冀中區、冀東區、冀南及冀魯豫平原區、晉綏邊區、山東區，合計華北八路軍控有二百餘縣、兵力約30萬，主要領導人為聶榮臻、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江南新編第四軍建立淮南、淮北、蘇南、蘇北區、蘇皖豫魯邊區、豫鄂皖邊區及湘浙粵部分，合計兵力十萬餘、控有五十餘縣，主要領導人為葉挺、項英、陳毅、張雲逸、李先念。大致而言，中共的武力以在山西、河北、山東的八路軍及江蘇、安徽的新四軍為大。中共既大力擴張，雙方衝突在所難免。1939年6月，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及《異黨問題處理方案》，政府軍實行封鎖陜北。毛澤東態度強硬，對記者宣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國共的武裝衝突接踵而至，中共稱為「反磨擦鬥爭」，為抗戰期間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12—1940‧3)。毛指示幹部：「對於頑固派鬥爭，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團結並不是停止一切鬥爭。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軍九千人在皖南涇縣遭政府軍包圍，軍長葉挺以下五千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皖南事變(新四軍事變)」。中共稱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陳毅為新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並要求恢復番號、懲辦與事變有關人員、撤退華中政府軍、平毀陜甘寧邊區封鎖線、廢除一黨專政、要求承認中共抗日政權、維持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現狀、八路軍．新四軍編為六個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國共代表分任正、副主席。政府拒絕，申明對違令部隊須加制裁，中共不能有特殊地位，切望共守「抗戰建國綱領」，八路軍服從命令。輿論對於新四軍事變至為痛心，說是一個國家不應有兩個政治軍事系統，軍隊必須國家化。在華蘇聯顧問團長崔克夫、大使潘友新勸蔣勿起內戰，蔣答稱此為整頓軍紀，絕無其他問題。美國羅斯福總統亦派居里前來，盼國共密切合作，蔣告以中國抗戰：一為抵制日本侵略，一為阻止中國赤化。（2）中共為了種種原因，對皖南事變不得不暫時忍耐：u實力尚不夠強大，各方仍認國民黨為領導抗戰中心v1941年6月，蘇聯突遭德國閃電攻擊，斷無力為中共之助。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珍珠港事變)爆發，中共再強調鞏固國共合作w以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尚未十分確定，準備趁蘇聯無暇干預中共內部之事的機會，打擊以陳紹禹為首的國際派。1942年2月，於延安開展「整風」運動：j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k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l反對黨八股主義以整頓文風，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建立毛的一元化領導，這可說是中共的「安內」m1941—1943年之間，華北日軍對根據地進攻掃蕩，實行「三光(殺光、燒光、搶光)」政策，解放區人口由1億降至5千萬、八路軍由40萬降至30萬、新四軍由13萬降至11萬。同時華北災荒嚴重、政府軍對陜甘寧邊區封鎖加緊，中共自認是極端困難時期。新疆盛世才輸誠國府，對中共亦屬不利。毛澤東派黃埔軍校出身的林彪至西安見蔣，轉達毛見解：「今後兩黨應求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中共雖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行之於中國。……目前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盼於委座領導之下，奠立鞏固基礎，以底於最後成功。」（3）國府未對新四軍事件採取進一步行動的另一原因為顧慮美國的反應。美國駐華大使館秘書戴維斯、謝偉思在向國務院的報告：謂不可忽視中共力量，國軍士氣低落、長官貪污、政治派系紛爭，無意抗日。惟有由美國干涉，要求國府解除共區封鎖，分配租借法案物資予中共，方能改善情勢。中共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民族意識甚強，受到人民擁護。代辦艾奇遜對蔣著《中國之命運》亦多訾詆，指有排外偏見。美國太平洋學會人士甚至說兩個中國定必實現：j國統區的封建中國k解放區的民主中國，中國之不滿現狀者多傾向中共。美國當局之所望為國共合力對日，責於國民黨者嚴，認為國民黨欲坐待美國擊敗日本，而不肯寬容中共。1943年5月21日，共產國際解散，中共深感不安，毛憂慮國民黨以為中共已遭蘇聯遺棄，乘機壓迫。蔣宣稱中共問題純屬政治問題，應以政治方法解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戰事結束後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希望中共切實遵守諾言。
（4）1943年，中共軍拒退華北日軍的掃蕩，復以美國對中共具有善意，而與國府齟齬，時機對中共有利。1944年1月，毛澤東提議重開國共談判。2月，羅斯福正式向蔣要求由美國派員赴陜北，聯合政府運動亦漸揭開。5月，政府代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國民黨宣傳部長王世杰與中共代表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相會，雙方立場與過去無大出入。中共又提出新條件，除了毛澤東原先列舉的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承認中共領導的地方政府及共軍防地外，並要求編共軍為16個師、分配同盟國援助中國的武器藥品。政府允編10個師、陜甘寧邊區須實行中央法令，中共可與其他政黨享受同等待遇。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的重要任務：j勸蔣委員長對蘇聯讓步k對中共讓步(6月24日離開重慶)。謝偉思報告國務院謂國民黨已失去人心，蔣固執偏狹，美國應停止支持蔣政府，而與自由進步分子保持友誼，裝備地方部隊抗日。華萊士因受隨員范宣德、拉鐵摩爾的影響，致書羅斯福謂蔣無統治戰後中國的知識，中國應成立聯合政府。7月，謝偉思隨巴雷德到延安，設立觀察團，會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認為國民黨已死亡，中共為一新生政權，共軍遠較國軍精壯，再建議國務院主聯合國民黨內自由派及共產黨改組政府。事後一再稱道中共成就和民主精神，中共並不反對美國在華利益。美國不必顧慮國民黨的態度，可直接裝備訓練共軍。國民黨需要美國方能生存，只有追隨美國。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注意共產黨、自由分子、地方人物。國民黨內批評黨政腐敗、庸懦無能者多為政學系；為眾矢之的者是控制教育人事的CC派、掌握財經的孔祥熙、主管軍事的何應欽。新四軍事變後，國共兩黨磨擦日烈，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農工黨、鄉村自治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為形成一種緩衝力量，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要求國民黨公開政權。稍後救國會加入，漸與中共接近。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以個人資格參加，不再以政團為單位，與中共同唱結束一黨專政，在昆明各大學最為活躍。
【三】   抗日勝利前後國共兩黨的談判與鬥爭
（1）1945年8月14日，日本戰敗投降，保證實施《波茨坦公告》規定的條件，八年中日戰爭告終。促成國共和解，統一中國武力，一致對日作戰，為美國的主要願望。羅斯福特使赫爾利於1944年11月7日飛延安，與毛澤東議定五原則：j國府改組為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k聯合政府一本三民主義，創設一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提倡進步與民主，保障人民各種自由權l聯合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一切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服從其命令m所有中國得自友邦的供應品應公平分配n聯合政府承認國、共與一切抗日政黨的合法地位。蔣拒不同意，另提三項對案：j整編共軍，列為正規國軍k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應全力擁護國府抗戰及戰後建國，將一切軍隊交國府軍事委員會管轄，中共將領得參加軍事委員會l國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國家，除為對日作戰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對於人民自由均加保護。因中共不滿，國府另擬三項具體辦法，作為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j在行政院內設置戰時政務委員會，容納中共及其他政黨代表，構成戰時內閣，為決策機構k在軍事委員會內容納中共人員，由政府、中共與美方代表組成三人委員會，商討共軍改組及補給問題l對日作戰期間，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指派一美國軍官為總司令，政府及中共各一人為共軍指揮官。中共不接受政府提議的參加政府辦法。
（2）1945年4月，中共於延安召開「七大」，24日，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團結的破壞者、抗日失敗的負責者、內戰的禍胎，必須立即廢止，及由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聯合組成政府，發佈民主的施政綱領，然後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正式聯合政府；如此方算是真正的統一、民主的統一，方能建立一新民主的國家，一切的軍隊都屬於國家，成為人民的軍隊。5月，國民黨舉行「六大」，議決於11月召集國民大會，通過政綱及促進憲政的必要措施、限期撤銷軍隊及學校的黨部，制定政治結社法，給予政黨合法地位，中共問題由談判解決，又通過保全領土及行政權的完整，與蘇聯友好合作。凡此均視為對中共要求的部分反應。7月1日，部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褚輔成、左舜生、傅斯年、冷遹、黃炎培、章伯鈞飛往延安，中共要求取消11月召集國民大會之議，先行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復對左、章說：「蔣先生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不僅要與蔣一較高下，對於赫爾利的美國不以武器給中共，只支持國府的談話尤為憤激，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先把赫爾利趕走再說。」不僅可見毛意氣之盛，亦可見其恨惡赫爾利之深。
（3）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爭奪接收淪陷區。蔣介石為便於解決與中共的歧見，8月14日，電請毛澤東前來重慶共商國是。24日，毛願與蔣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毛的態度之所以一變：j鑑於國際情勢。美國的願望是國共合作使中國的統一實現，成為東亞的安定力量，絕不願重起內戰。毛如堅拒蔣的邀請，必不為美國所諒解，可能對國府的援助可能益加積極。蘇聯縱令支持中共，終有其限度，因其尚無原子彈，決不敢冒大戰危險。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定，如國共關係全面決裂，蘇聯所得的極大權益將難順利享受。如國共能達成協議，不僅一切安然無恙，甚至可能再有其他收穫，特別是有關東北經濟事項k鑑於國內情勢。戰後舉國殷望和平，中共若閉門不納，必失去民心；若接受邀請，茍談判不成，可將責任推於國民黨，最少為雙方共負，中共不致完全輸理。若談判成功，中共有了合法地位，不僅現有解放區可保無虞，且可擴張，並名正言順的在全國展開政治活動。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及抗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凡此均為日後國共談判的中心問題。8月28日，赫爾利與國府代表張治中陪同毛澤東、周恩來抵重慶，次日蔣主席接見。國府代表張群、張治中、王世杰、邵力子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開始會談，10月10日，簽訂三個《會談紀要》，中共稱為《雙十協定》：j關於建國基本方針，雙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k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關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等問題均由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國共會談紀要中關於受降問題等於懸案，毛澤東所說的解放區問題沒有解決即指此而言。此問題攸關國共今後勢力消長極大，因中共拒絕而未列入會談紀要，遂成為國共衝突的最大原因。毛所爭取的是人民的支持，蔣所重視的以軍隊為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未料到《雙十協定》已簽字，國共衝突依然不斷。11月14日，赫發表聲明，責中共武裝部隊違背《波茨坦公告》及遠東盟軍統帥的日軍向國府投降的規定，東北接收被阻使他愈加難有作為。27日，再聲明抨擊國務院、重慶美國大使館、東京遠東盟軍總部的職業外交官對其努力從中作梗、蓄意破壞，致不能行其所志，憤而辭職。杜魯門總統改以馬歇爾為駐華特使，決定緩撤在華陸戰隊，加運國軍赴華北、東北，設置駐華軍事代表團，協助中國整軍，支援國軍接收東北、防衛華北。
（4）1945年12月15日，馬歇爾來華，杜魯門發表聲明闡述對華政策：j希望國府與中共軍隊停止衝突，由主要政治份子代表共同參加之全國會議，促成統一（國共停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k承認國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如其基礎擴大，容納其他政治份子，必能促進中國之和平統一與民主改革，一黨訓政似須修改（改組國府為聯合政府）l共產黨的自主軍隊的存在實與中國政治團結背道而馳，在廣泛代議制的政府建立之際，所有武裝部隊應歸編國軍（共軍改編為國軍）m中國按照上述途徑向和平之道邁進之際，美國即協助國府從事建設、改善經濟、建立軍事體制（美國給中國以經濟援助）n重申有關《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東北歸還中國，清除日本在華勢力，在華美軍協助國府解除日軍武裝，並促其撤退（東北應交還中國）。1946年1月5日，政府代表張群、中共周恩來與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商討停止衝突、恢復交通辦法。10日，議定如下：j國軍及共軍立即停止一切戰鬥行動（13日起生效）k軍事調動一律停止l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障礙物應即拆除m由政府、中共、美方三人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所有訓令及命令應由三方一致同意n國軍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受影響。
（5）1946年1月5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參加者含國民黨8位、共產黨7位、青年黨5位、村治派1位、第三黨1位、中國民主同盟7位、無黨無派9位共38位代表。31日通過決議：
一、政府改組：(1)國府委員40人，半數為國民黨員，餘由黨外人士充任。涉及變更施政綱領議案須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贊成。(2)行政院各部會長官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中之7至8人請黨外人士充任，中央及地方政府用人不得有黨派歧見。
二、和平施政綱領：(1)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2)在蔣主席領導下，建設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3)確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之途徑(4)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
三、軍事問題：(1)軍隊屬於國家(2)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以政治軍，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爭工具(3)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內設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4)軍事三人小組應即商定軍事整編及共軍編入國軍辦法。
四、國民大會：定於本年5月5日召開，制定憲法，舊代表外，增選台灣、東北代表，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若干名。
五、憲法草案：組織審議委員會，於六個月內修正國府在抗戰前公佈之憲法草案。
（6）1946年3月5日，軍事三人小組議定「軍隊整編及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u根據方案決定具體辦法，由軍事調處執行部執行，限18個月完成。v最高統帥撤免中共軍官，應由中共代表提名之軍官補缺。w使用陸軍鎮壓國內騷亂，須經國府委員會同意。x第一期12個月內，政府軍整編為90個師，共軍為18個師；第二期6個月內，政府軍整編為50個師，共軍為10個師。y第一期統編4個集團軍，每一集團軍由政府軍及共軍各一軍編成；第二期統編6個軍，每軍由政府軍與共軍編成。z各省保安部隊以1萬5千人為限。
 
第五單元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分裂
【一】國共兩黨的爭奪日軍受降之戰
（1）中共對「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甚為滿意，周恩來向馬歇爾致謝，提及中共準備對地方性及全國性事務與美國合作，美國式的民主將在中國開始。目前中國尚未具備社會主義的必需條件，中共並不欲在最近的將來使之實現。中國應走美國的道路，致力於民主、科學，特別是農業改革、工業化、自由企業，發展個性，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繁榮的中國。國民黨的表示似頗審慎。十餘年來，國民黨內派系傾軋頗烈，以CC派與政學系之間為甚。勝利後收復東北、台灣為政學系所得，負責對蘇交涉的幾盡為政學系。政學系對中共問題傾向妥協，對蘇不惜遷就，CC派則不願中共參加政權。1946年3月1至17日，國民黨舉行六屆二中全會，對於財政、經濟、外交問題，猛烈攻擊負責人，主張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於「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要求懲辦國民黨代表，發言者多為CC派。會議通過下列各案：j力謀中蘇真正親善，遵守兩國友好同盟條約，迅速撤退東北蘇軍，由國府派兵接防。k信守「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並盼中共切實履行軍隊整編及統編共軍為國軍方案。l依照孫中山之《建國大綱》、《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擬定憲法草案。m國府委員由國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大會宣言申明如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貫徹「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貫徹軍隊國家化。所謂還政於民即是不能交與各黨各派，軍隊國家化亦即中共不能擁有軍隊，國府委員由國民黨選任即是暫不放棄黨治。
（2）中共對政府組織案的實施不久就生疑慮。因國府委員有決策權，涉及施政綱領變更的議案須有三分之二同意。中共為保有否決權，要求與民主同盟合佔13名，國民黨不允。國民黨二中全會結束，周恩來指其決議違反「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莫斯科亦說國民黨反動派份子囂張，反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並受外國支持，進行反蘇運動。4月1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報告指出「政治協商會議」並非制憲，《訓政時期約法》為國家大法，在《憲法》頒行前不能廢止。擴充國府組織在集中力量，並非推翻國府基礎。東北主權行政必須完整，決不承認所謂中共之「民主聯軍」及民選政府，接收完成前無內政可言，希望中共部隊接受統編。6日，中共《解放日報》發表《駁蔣介石》社論，毫不留情的抨詆「喪失東北有罪，收復東北無功」、「通敵賣國」，大有不惜關閉談判之門之勢。1945年11月，因蘇聯大開後門，，讓林彪率領共軍取道熱河疾馳遼寧，與舊有的東北抗日聯軍、民主自衛軍、自治軍合組「東北民主聯軍」，採取政治運用關係爭取東北民心，利用蘇軍撤兵佔領重要大城市。21日，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責國民黨堅持訓政約法、一黨專政，始終不同意中共在國府委員中佔10名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中佔4名的提議，否決權發生動搖。加以東北內戰嚴重，有牽入關內之勢。只有以上問題全部解決，中共方能考慮參加政府及「國民大會」。國府允延期召開「國民大會」，對於周恩來的東北停戰要求則予拒絕。5月5日，國府自重慶遷回南京。16日，國軍在東北邊防司令長官杜聿明指揮下總攻四平街，與林彪統率的共軍激戰，國軍獲勝，共軍向東北地區退卻。23日，國軍入長春，未再積極北進，主要原因為補給困難、戰志不揚，力有未逮。蔣主席接納馬歇爾的勸告，宣佈自6月6日起，東北停戰15天，撤回進向哈爾濱的國軍，此為第二次停戰令，滿期又延8天。6月30日，東北停戰期滿，一無所成。
（3）關外衝突激化，關內戰火亦未因停戰令而止息。6月起，戰鬥轉烈，毛澤東指示中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約在此時，共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政府軍約出動90餘萬人，共軍數目大致相當。政府軍的武器優於共軍，三分之一為美式裝備，多取攻勢，側重於城市佔領，即重點進攻，損失較大。毛的戰略為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配合地方武力，選擇適當機會，包圍較弱或少援助的政府軍，以殲滅個別力量為目標，不重城池的一時得失。對於土地問題由減租減息復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並組織民兵、游擊隊，使農民與共軍站在同一邊，採行長期的「人民戰爭」。1946年3月以後，中共漸不信任美國，認為其態度不公。共軍退出長春雖為四平街之敗，亦由於馬歇爾的勸告。及為國軍進佔，中共對其愈加不滿。《解放日報》一再發表《美國應立即停止助長中國內戰》及《反對美國幫助屠殺東北人民》社論。美國繼續軍援國府，助編60師，其中共軍10師須統編後始能裝備。毛澤東公開指責美國援助國府為干涉中國內政，要求立即停止，並撤退在華美軍。中共宣言主張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拒絕美國援助，抨擊美國對華政策。莫斯科《真理報》指美國武裝援助國民黨為中國內戰原因之一。美國則以支持國府使其統治權力及於全國為政策，惟不出以直接武力援助，所希望的是國民黨對中共讓步，中共遵守約束，即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然而因史迪威事件、國民黨頑固派有意破壞「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上海各界和平請願代表在南京被毆辱及民主同盟首領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遭暗殺，無一不加深馬歇爾的反感。是年5月以來，政府在軍事上居於優勢，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準備施行憲政以抵制聯合政府。不久，蘇北國共之戰爆發，蔣介石有意避免與馬歇爾接觸。馬雖對於調處已悲觀，尚不欲放棄，與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屢次往返南京、廬山之間，續作努力。蔣主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周恩來以蘇北共軍不利，要求先行停戰，再商政府改組。蔣以軍事得手自然不允，延安及莫斯科續對美抨擊，美國陸戰隊在天津、北平間的安平遭共軍襲擊，死傷十餘人，馬為之震動。8月5日，馬歇爾以蔣不肯停戰，建議由政府代表2人、中共代表2人、美國代表1人，先組成5人會議，商談改組政府問題。蔣雖同意，惟要求中共須於6星期內將蘇北、山東、熱河、東北、山西共軍後撤，恢復交通，整編軍隊，實施「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周恩來仍堅持停止衝突，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改組政府，承認共區行政權。馬歇爾以雙方條件相去甚遠，與司徒雷登聯合聲明，謂戰事已有不能控制之虞，國共軍隊之重行部署，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性質為基本爭執點，無法達成停戰協議。杜魯門函蔣，希望中國在一真正民主政府之下，完成永久和平及穩定之經濟，否則將重定美國對華政策。《解放日報》開始指名斥責馬歇爾不能保持公平不偏態度，中國內戰不能停止，馬氏不能辭咎。延安總動員的號召亦於此時播出，毛澤東指美國準備反蘇戰爭，美國帝國主義只是紙老虎。復因中美簽訂《收受太平洋美軍剩餘物資合同》，及國軍進佔熱河，再詆美助蔣作戰。因國軍又攻下蘇北基地淮陰，周恩來聲稱暫時退出南京談判，譴責美國政策，並謂中共決繼續作戰。10月1日，馬歇爾以備忘錄致蔣主席，如停戰不能獲致協議，將終止調解工作。蔣允許中共及民主同盟可共推國府委員13名，如中共參加「國民大會」、實施整軍方案、共軍限期進入規定駐地，即停止軍事行動。周恩來要求恢復第一次及第二次停戰令生效時關內、關外共軍位置，無條件停止對張家口的攻勢，其他問題可經商談解決。同日，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青年黨代表出面調解，建議停攻張家口，緩開「國民大會」，召開協商綜合小組。同日，國軍佔領張家口。蔣提出恢復交通，華北、華中國、共軍暫駐現地，關內地方政權由改組後的國府委員會解決等8點，俟中共同意即下停止衝突令，召開5人會議，協議改組政府，召開3人會議，協議軍隊駐地及整編事宜。中共中央聲明必須承認停戰、政治協商兩協定的效力，未提軍隊整編及統編協定，這是因為共軍已大量擴編，不願照原協定統編。11月8日，蔣頒布第三次停戰令，另聲明「國民大會」不再延期，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在大會應有名額，根據10月16日所提8點，商談停止衝突等辦法。中共謂政府單方面宣佈停止軍事行動，事先未與中共協商；政治方面所提辦法與「政治協商會議」決議違背，要求停開「國民大會」、恢復1月間軍事位置。政府宣佈國民大會延期3天舉行，中共堅持停開。11月15日，「國民大會」開幕，出席的為舊有代表及青年黨、民主社會黨代表，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參加。會中對憲法草案、定都北平等問題爭論頗烈，終以蔣的影響，國都仍為南京，憲法草案仍照政府所提於12月25日通過。
（4）中共以國民黨經濟艱困日增，人心惶惶、士氣萎靡，中共在軍事上雖未佔優勢，然亦屢挫國軍，假以時日最後必勝。周恩來謂6個月內可破壞國軍攻勢，1年以內政治與經濟結構將有重大變化。馬歇爾向蔣痛陳經濟軍事危機，共產力量非軍事行動可以消滅，必須使之納入政府。蔣謂共軍可望於8至10個月內全部殲滅，中國經濟以農村為基礎而無崩潰危險。參謀總長陳誠稱1年內肅清共軍。中共自6月以來，再三指責政府，同時民主同盟發動反美運動。9月23日起，上海等地舉行美軍退出中國運動週。12月24日，北平發生美軍姦污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數千學生罷課示威，部分教授提出抗議，要求美軍撤退，全國各地學生繼起響應，組織「全國學生抗暴聯合會」，由是而有「為敦促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全國學生簽名運動」、「抵制美貨運動」、「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國民大會」閉幕後，馬歇爾應蔣之請發表談話，指中共對政府極端懷疑，政府軍人對剿共之樂觀估計，均犯錯誤。政府改組應仍予中共及民主同盟以參加機會，新憲法須真正實行，少數黨應參加政府，仍盼政府與中共談判。1947年1月，馬歇爾於學生反美聲中離華返美，發表報告謂中國和平的最大障礙為國共兩黨的猜疑，最有力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對於促成聯合政府的一切努力無不加以反對，極端的共產黨人不惜任何手段以達其顛覆政府的目的。挽救目前局勢有賴於政府與少數黨中的自由及優秀份子組成一良好政府，「國民大會」已制定一民主憲法。1月19日，司徒雷登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美國的調處徹底失敗。1947年1月1日，蔣主席宣佈維護和平統一方針決不變更，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政府決不關閉和談之門。政府人士向民主同盟、青年黨、民主社會黨表示，願與中共竭誠商談停止衝突、改組政府等問題，準備派張治中赴延安接洽恢復和談、立即公佈停戰令，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中共答稱必須取消國民大會所制憲法、恢復1年前停戰時的軍事位置，如政府接受，和談可在南京恢復，政府不允。
【二】「解放戰爭」—中共取得勝利與國民黨敗逃台灣
（1）1947年1月，陳毅的華東人民解放軍、劉伯承的中原人民解放軍分向魯西南、魯南猛攻，國軍損失約6萬人，徐州吃緊。2月，又大敗國軍於魯中萊蕪，俘虜總指揮李仙洲以下官兵約5萬人。5月，國軍進攻沂蒙山區，最精銳的張靈甫師被陳毅困於蒙陰孟良崮，全軍約2萬人盡滅。聶榮臻的華北人民解放軍連下平漢鐵路兩側各城，威脅保定、北平。至是國軍已犧牲25個師、約30萬人，山西的大部分已入於解放軍徐向前、賀龍之手，綏靖主任閻錫山坐困太原。陜西之戰最受中外矚目，胡宗南部隊攻下延安，毛澤東北退。東北戰局國軍亦處於不利地位，四平街收復後，參謀總長陳誠不准再增新軍，兵力漸感不足。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與軍長孫立人不睦，地方人士對熊式輝不滿，士氣低落、人心動搖。6月，共軍攻下四平街，本溪不守、營口被圍。
（2）1947年7月4日，國府宣佈全國總動員，戡平共黨叛亂。就全盤戰局而論，國共兩軍已攻守易位。政府為統一華北指揮、兼支援東北，以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設總部於北平。熊式輝在東北窮於應付而一再求去，由陳誠代之，並裁撤保守司令長官部。陳誠意氣風發，聲言不許共軍再有第六次攻勢。國軍因求功心切，措置操切，反失軍心民心。10月，林彪發動秋季攻勢，國軍損失頗鉅，12月又發動冬季攻勢，敗國軍於白旗堡。政府召回陳誠，以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1947年10月，毛澤東以人民解放軍總部名義，發表政治宣言，號召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華僑，組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的獨裁政府、逮捕懲辦內戰罪犯。對於蔣方人員並不一概排斥，而是採取分別對待的方針，希望他們立功起義。重行頒布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2月，毛指出目前形勢是革命戰爭的轉折點，是一百多年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是一個偉大的事變。認為勝利在望，意氣之豪有如1926年北伐軍底定兩湖時的蔣總司令。1948年1月，政府改採分區防禦戰略，黃河以南分為20個綏靖區，聲稱一年內可消滅共軍有形力量，一年或二年內可予肅清。共軍的攻勢愈為凌厲，延安又為解放軍所有。山東除了濟南、青島、煙台等城，東北除了長春、瀋陽、錦州，幾盡為解放軍佔領。總計二年以來，國軍折損近百萬人，解放軍則增加一倍，國軍由430萬人減至365萬人，解放軍由130萬人增至280萬人。解放區面積約為230萬方公里，人口約16800萬，黨員300萬。
（3）一年來因內戰蔓延，物價波動不已。黃金、美鈔猛漲，人心極端浮動。參政員傅斯年痛斥豪門資本，發表一篇轟動一時的《這個宋子文非走開不可》。3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蔣介石宣佈中共問題政治解決途徑絕望，會中以對蘇外交失敗、台灣二‧二八事變嚴重，抨擊外長王世杰、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政府改組，蔣續任國府主席，孫科為副主席，張群為行政院長。國府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包含青年黨、民社黨及無黨派人士，算是一個聯合政府。時軍事經濟更為危急，學潮洶湧，部分參政員、立法委員主張恢復國共和談。1946年7月29日，美國為使國府對中共讓步，開始施行對華禁運軍火令10個月，削弱國軍戰力。11月4日簽訂的《中美商約》，美國享有的經濟權利獨享，違背了平等互惠原則，影響了政府的聲譽。美國務院復宣佈在中國大局改善之前，不貸款與中國。莫斯科與延安詆責美國干預中國內政，指國府為美國利益出賣中國。遲至1948年7月，國府僅得到美國經濟援助17500萬美元、特別贈與(軍事援助)12500萬美元。共軍在戰爭中之所以常佔上風，軍民一體、士飽馬騰為重大原因，國府文武官吏營私為己、傾軋妒忌、社會動盪，秩序幾不能保持。計劃作戰的機構與負責軍官，復於有意無意之中受中共利用，共軍對國軍的一舉一動大都明瞭，故無往而不利。1947年11月，政府舉辦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絕大多數的當選者屬於國民黨的CC派，落選的青年黨、民社黨人有絕食抗議、以死相爭者。政府強國民黨人退讓，又引起內部滋鬧。1948年3月，「國民大會」開幕，蔣介石當選總統。覬覦副總統者多至6人，蔣屬意孫科，坐鎮北平的李宗仁則志在必得，相爭不下。反李者謂李「加官」後將繼之以「逼宮」，攘奪總統。李憤而退選，指有人壓迫統制。經四次投票，李宗仁終償其所願，蔣極為不懌。
（4）日本投降後，人民以為戰爭已了，封鎖解除，今後物資供應無虞，於是屯積的貨物湧入市場，物價突然回跌，黃金美鈔下瀉。未料兩個月後又復回漲，私營銀行錢莊為之倒閉，工商業為之停歇。一因內戰轉烈，中共以種種手段困擾政府，阻斷鐵路及攻奪礦區、鄉村，煤炭及農產品與消費中心隔絕。二因軍用浩繁，逃入國統區的難民又須救濟，開支增大。三因重工業重心所在的東北為蘇聯佔據，華北大半為中共控制，向該地區挺進的國軍給養悉賴後方。四因接收混亂舞弊，日本企業或被肢解或陷停滯，復有不少民營工廠被軍政及特務人員指為偽產而擅行封閉，以致工人失業、坐吃山空、原料被盜、機器銹蝕。加之輪船、火車、工廠缺乏燃料，無法照常行駛、生產。特務機關間有借口肅清漢奸而搜刮勒索，其他擅作威福者亦多，人民怨憤莫名，尤令社會痛心的為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之不合理。政府規定法幣與「中儲券」的比率為一對二百，法幣與「聯儲券」的比率為一對五，均以四個月為期。收復區的人民爭以偽幣購買實物，後方法幣又大量流入收復區，物價上漲，法幣發行額增加，收復了土地卻失去了人心。
（5）抗戰時期淪陷區備受日本的榨取蹂躪，未淪陷區苦於軍糧、兵役、差徭，物力、勞力、畜力大減，農村殘破。戰後元氣未復，內戰又起。農村凋敝，無力供給工業原料，亦不能作工業成品的市場。政府的稅收僅當支出的百分之三七，不足之數小部分賴出售黃金、美鈔及偽敵產彌補，絕大部分仍靠增發法幣。2月26日，政府宣佈經濟緊急措置方案，禁止黃金、美鈔買賣，重施物價管制，凍結薪水、工資。一個月後，黃金、美鈔黑市出現，商品亦流入黑市，物價如脫韁之馬，特別是糧食紗布。政府對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以為短期內即可以軍事解決，然後再處理經濟問題，戡亂只是一時的事。未料戰事延長擴大而欲罷不能，惟有一切不顧，悉力以赴。當局亦承認經濟戡亂重於軍事戡亂，然為時已晚。1948年8月19日，政府為挽救經濟財政危機，正式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以金元為貨幣本位，發行金圓券。但是不改革財政經濟，僅以一種新幣制代替舊幣制，斷難有成。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收復區的接收盛行「五子登科」，即劫收金子、銀子、房子、車子、料子；又有「有條(金條)有理，無法(法幣)無天」及「三陽開泰」之說(「罵東洋、捧西洋、抓現洋」)。中共的基本經濟政策為發展農工生產，注意商貨流通。農業由減租減息而復實行分配土地，同時提倡開荒、整修水利。工業側重輕工業、手工業，低利貸款、減免稅收，工資的一半為實物。商業為集中與分散並行，對外管理、對內自由，不令不必要的商品流入，而運進必需的物資，一切在求自籌自足、保障供給，軍民兼顧。1947年後財政金融日漸統一，1948年成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人民幣，物價頗稱穩定。
（6）民變與層出不窮的學潮—抗戰後期，甘肅、四川為徵兵徵糧均曾發生過民變，以甘肅最為嚴重。勝利後，四川亂事又起，眾至十餘萬，不久平定。西康以不堪省府主席劉文輝橫徵暴斂，大規模的暴動繼之而來，眾至五十餘萬，組織「政治革新委員會」，歷時三個月。1947年2月，新疆維吾爾人受蘇聯煽動，要求中央軍及中央機關退出，與哈薩克人、東干回、漢人衝突，迪化閉市。7月，所謂「東土耳其斯坦革命青年團」、游擊隊在各地滋擾，省主席因之去職。受日本壓迫50年的台灣人民在光復後歡天喜地，新任行政長官陳儀剛愎自用，壟斷經濟利益，居要職者多為外省人，台人大為不平。1947年2月28日，事變起於台北，不三日及於全省，襲擊官署、搶奪武器、毆打非台籍之人。政府調兵彈壓，登陸後肆行報復，台人死傷不計其數。國防部長白崇禧前來宣慰，允改革經濟制度、調整人事，始行無事，是為「二二八事變」。民變以邊遠地區為劇，學潮均起自通都大邑。大學教授學生久已對政府不滿，1941年起情緒日益高漲，至戰後而更甚，中共與民主同盟從而鼓動。1945年11月，民主同盟號召反對內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首先響應，學生隨之罷課，要求制止內戰、撤退在華美軍、成立聯合政府。12月1日與軍人衝突，死傷廿幾人，1946年1月，重慶學生為東北問題舉行反俄示威，與各大城市的反內戰、反美運動形成兩個壁壘。國共戰爭擴大後，上海有「爭取和平聯合會」組織。6月，學生舉行反內戰遊行，要求統一與建設，與反內亂的學生發生衝突。7月，民主同盟要人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被暗殺，更激起知識份子的憤怒。9月起，中共公開攻擊美國援蔣內戰，學生反美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軍警實行壓制，不斷捕人，教授要求保障人權、學生罷課抗議，這是學生運動的一次高潮，以反美為主題。1947年5月，因米價飛漲，學潮如排山倒海而來，名之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罷課請願，領導的是中央大學學生。政府允將公費提高，學潮反越洶湧，遍及南北。政府宣佈維持治安臨時辦法，不准團體請願。5月20日，南京、北平學生與警察衝突，數十人受傷，學生更為激動，定6月2日為「反饑餓、反內戰、反暴行日」，要求取消維持治安臨時辦法，懲辦「五二○」事件負責人，震撼中央政府的學潮告一段落。這是學生運動的又一高潮，以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為主題。學生運動的第三次高潮以「反美扶日」（反對美國扶助日本、搶救民族危機）為主題，1948年5月起於上海、南京、北平，張貼污辱蔣總統漫畫，親共與反共派互毆。6月，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警告，倘繼續進行反美運動，可能導致不幸結果，受到教授學生的駁斥。此後戰局急轉直下，中共勝利成為定局，學潮方告緩和。
（7）中共的勝利—國共大決戰 自1947年6、7月間，各地人民解放軍轉取攻勢後，一年之間，國軍處處不利，士氣愈加低落，中共決心進行決戰，奪取大城。1948年9月，陳毅統率的人民解放軍進攻濟南，國軍吳化文師2萬餘人不戰而降，24日佔領濟南，俘虜省主席王耀武以下6萬餘人，為國軍的一次重大挫敗。林彪統率的解放軍則進向遼西，謀斷關內關外交通。10月16日佔領錦州，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以下7萬人被俘。被圍半年的長春援斷糧絕，21日，另一副總司令鄭洞國以下6萬餘人投降。10月27日自瀋陽西進的廖耀湘兵團被圍，10萬餘人覆沒。解放軍直趨瀋陽，衛立煌出走。11月2日瀋陽不守，國軍10餘萬人由海道撤出者不過3萬。東北全部為解放軍所有，國軍被殲共約40餘萬，中共稱之為遼瀋戰役。自國軍奪得大批美國武器如虎添翼，對解放軍而言可說是決定了全局的勝利。11月初，共軍編組西北、中原、華東、華北、東北五個野戰軍，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林彪分任司令員，全部兵力超出三百萬人，國軍則不足三百萬。1948年10月起，華東、中原野戰軍分向徐州東西前進，兵力約60萬，民兵民工約200餘萬人，採取攻勢。國軍約50餘萬人，由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副司令杜聿明指揮，以邱清泉、黃伯韜、黃維三兵團為主力，採取守勢。解放軍採取「圍點打援」戰術，先圍黃伯韜兵團，阻擊來援的邱清泉兵團，看住準備逃脫的黃維兵團。戰役歷時兩個月，造成黃伯韜、邱清泉相繼自殺，杜聿明被俘。規模最大的另一決戰結束，國軍又損失40餘萬人，中共稱之為淮海戰役，政府稱為徐蚌會戰。同時，東北、華北野戰軍則與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展開另一決戰即平津戰役。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國軍13萬人被俘，22日，林彪與傅作義訂立和平協議，所部25萬人由解放軍改編。平津戰役與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合稱為三大戰役，國軍折損共約150萬人。
（8）國民黨求和與中共全國進軍—1948年8月，司徒雷登曾建議國務院設法使國共停戰，分劃中國為若干地區，採行聯邦制，儘可能使無中共參加的各邦保有最大部分的領域，由美國給予援助，批評蔣不能引進才能之士及實施改革。但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已無作調人之意。司徒續向國務院明白請示：可否勸蔣退休，讓位於李宗仁，或其他政治領袖，俾與共軍繼續作戰或停戰言和，馬歇爾仍主暫不過問。12月下旬，孫科繼任行政院長，宣稱政府用兵的最後目的為爭取和平。24日，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電張群、何應欽轉蔣，謂人心、士氣、物力已不能再戰，主邀美英俄法大使斡旋，與中共謀和。跟著河南省主席、參議會請蔣下野，湖南、廣西應之，司徒暗中支持。1949年元旦，蔣發佈文告，願與中共商談恢復和平方法，不計個人進退出處。中共攜戰勝威勢，1948年12月25日宣佈自蔣以下43人為戰犯。30日，毛澤東聲稱將革命進行到底，對於蔣的元旦文告說是「戰犯求和」，決心完全消滅國民黨反動份子，將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逐出中國。1949年1月14日，發表時局聲明，願根據8項條件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國民黨地方政府進行和談：懲辦戰犯、廢除舊憲法及舊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國民黨「反動政府」及所屬各級政府權力。最後指示人民解放軍在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絲毫不可鬆懈戰鬥努力，對於任何反抗的反對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之。1月21日，蔣總統正式宣佈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職權。解放軍時已進至長江北岸，南京官民紛作逃亡之計。外交部通知各國使館自2月5日起，政府改於廣州辦公。中共堅拒先行無條件停戰，李宗仁允以中共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基礎。3月，何應欽代孫科為行政院長，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紘為和談代表，中共派周恩來等為和談代表。4月初，雙方代表開始於北平交換意見。中共的「新華社」再三聲明解放軍定要解放全國，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蔣與國民黨的主張為軍隊各守原防，就防區整編，如共軍渡江，和談即停，李宗仁尤望能與中共「隔江分治」。北平廣播解放軍正積極準備渡江，依照八項條件實現和平。4月13日，國共代表舉行正式會議，周恩來提出和平協議草案，計八項廿四條，要點為：南京政府之一切武裝力量實行改編為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向南京政府所轄區開進和接收。15日草案略予修正，限4月20日簽字。政府拒絕接受，白崇禧反對更力，李宗仁請中共重新考慮。政府求和目的在保有長江以南、爭取美援及重整軍備，中共定要摧毀國民黨，不令死灰復燃。和談期間，劉伯承、陳毅的第二、三野戰軍陳兵長江準備南渡，林彪第四野戰軍自平津南下直驅武漢，彭德懷第一野戰軍及賀龍部進向西安，徐向前部加緊圍攻太原。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命令各野戰軍前進，突破安徽荻港、江蘇江陰要塞，百萬雄師渡長江。23日解放南京，蘇、皖、浙間十餘萬國軍潰滅。5月3日入杭州，27日佔上海，國軍損失十萬。8月17日佔福州，10月17日佔廈門，26日攻金門，為國軍拒退。至9月下旬，整個華北與西北為解放軍所有。6月，閻錫山代何應欽為行政院長，7至10月，蔣往來廣州、重慶、成都、昆明，策劃保衛西南，調胡宗南軍入川，命白崇禧部入黔，拒共軍於四川境外。10月15日，第四野戰軍佔廣州，國府遷重慶，12月9日，四川綏靖主任鄧錫侯、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雲南省主席盧漢投降，蔣赴台北，留胡宗南部守成都。李宗仁以一切絕望，先去廣西再走香港，最後飛往美國。1950年3月27日，攻佔國軍在大陸最後據點西康西昌。總計1949年4月起，11個月內，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
（9）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的「中華民國」—1948年5月1日，中共提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及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黨派通電擁護。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毛澤東宣稱「民主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的工作重點將是肅清反動派的殘餘，鎮壓反動派的搗亂，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7月1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說是中共的武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必須倒向社會主義一邊。中國需要國際援助，但不屬於美、英方面，而屬於蘇聯。中國需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專政，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由新民主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9月，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21日至30日在北平正式舉行會議。27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國都定為北京。紀年採用公元，國旗為五星紅旗(分別代表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29日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30日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為政務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當大陸炮火連天、國軍失利之時，台灣算是較為安定的省份。1947年4月起，國防部在台灣設陸軍訓練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構，由美國顧問協助。1948年12月，陳誠任台灣省府主席，將中央銀行黃金移存台灣。1949年前期，台灣有不少興革，如實行減租、改革幣制。和談不成，國民黨人多主蔣復職。12月7日，政府宣佈遷設台北，李宗仁赴美不歸，蔣再起的呼聲愈高，1950年3月1日，終復任總統，以陳誠為行政院長，嗣後台北成為中央政府所在地。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內附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函，為美國政策辯護。謂中國反共政策失敗係由於中國政府無能，中共效忠蘇聯，致使中國民族慘遭一以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為前提的政黨所壓制。中國的悠久文化與民主、個人主義終將發揮其力量，擺脫外國桎梏。美國對於以此為目標的發展應予鼓勵。但在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將先待亞洲塵埃落定。此一表示對於朝不保夕的國府固為一重大打擊，毛澤東亦一連發表五篇駁斥文章，指美國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要仇視、鄙視、蔑視它。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蘇聯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次日，即予承認。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又再度聲明，美國無意以軍事援助台灣的國府，台灣屬於中國，只可盡力於經濟援助。2月14日，周恩來與蘇聯外長維辛斯基簽訂三個外交文書：j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k蘇聯貸款三億美元協定l蘇聯允將中長鐵路移交中國，撤退旅順軍隊，大連行政權歸中國管轄協定。毛澤東在莫斯科訪問期間，艾奇遜發表演說，謂蘇聯的目的在併有外蒙、華北，美國的基本信念為中國如由一外國控制，實違反中國人民利益，蔣介石失去人民擁護，已非中國領袖，美國將支持由自由民主力量領導的中國，並保衛日本、菲律賓、台灣，朝鮮不在其內。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北韓欲使用武力統一南韓。美國認為南韓如失，不只日本難保，其他接近蘇聯的國家亦將如骨牌效應般為其所囊括。6月27日戰，一面命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並要國府停止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宣佈「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於是台灣的安全無憂，國民黨亦得以在台灣繼續保持它的政權。台灣某要人私下謂韓戰是國民黨的西安事變，意思是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
 
第六單元兩岸分離時期的國共關係與美國對華（台）政策之演變             【壹】國民黨在台灣重建二元政治体制的原因及其內容、特徵        
大陸失敗後的嚴峻形勢、島內外各種政治力量的交互作用，都迫使國民黨採用一種不同於在大陸時期的完全專制的二元政治体制。原因：(1)二‧二八事變：前車之鑑—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府未照大陸各省通則設省政府，而是特設「行政長官公署」，由中央任命的行政長官陳儀全權負責。根據1945年9月20日國府公佈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行政長官綜理台灣全省政務、發佈署令及制定台灣單行法規，實際上兼有行政、立法兩權。第三條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對於在台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導監督之權」的規定，台灣省各級日據時期司法機關的接收工作，也是由「行政長官公署」法制委員會和台灣高等法院共同進行的。因此，行政長官對於省內的司法權也有絕對的影響力，此外，亦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由此可見，台灣的行政長官制是一個集行政、立法、司法和軍事大權於一人的高度集權的體制，難怪當時台灣人民稱這是日據時代總督制的復活，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這個類似日本總督制的行政長官制並未將台灣治理好，反而使台灣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情況日益惡化。首先，國府對台灣的接收，使大批內地的軍政人員到了台灣，一部分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帶著大陸國府腐敗作風和貪財心理到台灣搞“劫收”。其次，國民黨軍警紀律鬆弛，經常持槍橫行，欺壓魚肉台灣同胞。第三，「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實行經濟統制政策，結果造成大批生產者破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最後，國府和行政公署當局對台灣人實行歧視政策，以“台灣人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把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務之外，致使台灣人民在日據時期就不斷提出的民主自治要求倍受壓抑和打擊。因此，台灣人民對它就從希望變為失望，不滿的民眾就以打油詩嘲諷「狗去豬來」。為了收攬民心、緩解台灣同胞的不滿，行署當局決定建立各級參議會民意機構，試行代議政治。自從台灣省各級參議會成立後，台灣的政治體制開始發生變化，在原本的行政公署之外又多了一個由民選代表組成的各級參議會，這樣台灣的政治體制形成了二元結構：一個是由國府任命的、幾乎全部是由大陸人組成的行署及其下屬分支機構；另一個是由民選的、全部由台灣人組成的各級參議會。一個具有政、經、軍全部統治權，且不需向參議會負責；另一個只具有諮詢和質詢權，沒有對行署官員的選罷權；前者是主結構，後者是補結構。台灣民眾的不滿情緒以及選舉和議會所激發出的政治熱情正開始越過議會講壇，向街頭擴散，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風暴正迅速來臨。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專賣局查緝人員在天馬茶坊查緝私煙時，毆打攤販林江邁婦人，並開槍打死路人陳文溪，結果引起市民公憤。28日，台北市民舉行遊行請願，提出懲凶、賠償、取消專賣局等要求，又被槍殺3人，激起全省人民的憤怒，此即為“二‧二八”事變。台北與台灣省其他地方發生群眾性騷亂，29日，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省參議員等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後改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吸收了工商學等方面的代表參加。該組織很快從一個處理事件的委員會演變成為一個要求在台灣進行政治改革的團體。3月5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開委員大會，通過組織大綱，並草擬政治改革綱領八條。組織大綱第一條便明確指出：該會“以團結全省人民，處理二‧二八事件及改革台灣省政治為宗旨”。政治改革綱領的要點為：行署秘書長、民政、財政等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應由本省人充任；立即實行縣市長民選；人民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7日，該會再次開會，由宣傳組長省參議員王添燈提出“處理大綱”32條，內容分為“目前的處理”7條、“根本的處理”25條。其中最要害的部分：政府在各地的武裝部隊應自動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和憲兵隊共同保管；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即刻廢除《人民團體組織條例》；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等等。該會已發展成為一個全島性的有組織、有綱領的政治團體，實際上已具有準政黨的性質。國民黨政權之所以在台灣建立民意機構和在一定限度內允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存在，是以不危及國府對台灣的統治為前提。一旦超越這個界限，國府就要毫不留情地鎮壓。3月8日，從大陸調來的國軍開始在全島各地進行鎮壓，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台灣。“二‧二八”事變充分說明國民黨政權從一開始踏上台灣土地，就面臨兩難局面：（1）國民黨為了維持對台灣的統治，必須加強集權，甚至襲用類似日據時期總督制的行政長官制（2）國民黨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在台灣紮下根，為台灣人所接受，又必須對台灣人強烈的參政要求做出一定的讓步。這樣台灣的政治體制便出現了二元結構：j與國民黨統治相應的專制獨裁體制k與台灣人民自治相應的某種代議選舉體制。二元政治體制是國民黨尋求台灣政治平衡的一種不得已的產物。但是這種政治形式卻未必能保住台灣政治穩定，二元政治體制內在的矛盾性常常打破二元政治體制所力圖維持的政治平衡，致使台灣出現政治和社會的動盪。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潰敗，使敗退台灣的中央政府將直接面臨一個更為複雜的兩難困局，並迫使國民黨政權再次採用一個更為複雜的二元政治體制。(2)大陸失敗後的二重反省—蔣介石下野後已意識到國民黨在大陸的大勢已去，開始反省在大陸的失敗問題。1949年1月11日，在電告台灣省主席陳誠的治台方針中，要陳誠“j多方引用台籍學識較優、資望素孚之人士參加政府k特別培植台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l收攬人心、安定地方m處事穩重，對下和藹，切不可急躁，亦不可操切，毋求遠功速效，亦不必多訂計劃，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力地做事，而不多發議論。n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究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道。”治台新方針的核心思想是收攬民心以補救國民黨失敗之大道。陳誠一上任便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號，在台灣進行一些重要改革。隨著大陸的徹底失敗，國民黨開始進入全面的反省和檢討。49年5月，蔣介石將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至台北草山（即陽明山），10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始連續發表演講，中心內容都是檢討反省在大陸的失敗。它們基本上是按兩個方向進行的：j按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專制主義方向進行k按蔣介石治台新方針中收攬民心、擴大民意基礎方向進行。依據j，蔣介石認為在大陸的失敗不是因為國民黨行專制獨裁與人民為敵，而是因為「我們徒有完美的主義、高尚的哲學，而不能實踐篤行。」「沒有力行的精神與組織的力量，實為我們過去失敗的原因。」因此，蔣特別強調在台灣實行復興的重大任務，「非有實踐的精神與堅強的組織，決不能完成。」對於實踐與組織的強調，的確形成了國民黨政權重建中的兩個特色：Œ積極行動，「一切設計亦朝向『挽救國府危機、重建國民黨政權』的唯一迫切目標邁進。」加強組織建設，包括黨、政、軍和各種社會團體。重建後的國民黨政權無論是組織的嚴密性，還是權力的集中性，和大陸時期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依據k，蔣介石並未承認國民黨在大陸失去民心，而是從正面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他說：「現在我們台灣本省黨員應該以大陸失敗為前車之鑑，積極地推行地方自治，鞏固三民主義的基礎。」蔣介石從兩個方面檢討大陸失敗的教訓，預示國民黨在政權體制重建中，一方面要克服“組織渙散”、“失去信仰”、“內部派系紛爭”等大陸時期的痼疾，進一步嚴密組織和強化控制；另一方面為了收攬民心、加強民意基礎，又必須對台灣人民的政治要求做出一定的讓步，實行相應的改革。國民黨的二重反省為其在台灣重建一個不同於大陸時期完全專制的二元政治體制提供了思想基礎。(3)黨內自由派抬頭—在國民黨政權內部一片混亂、人心離散之際，出現一個堅決反共擁蔣卻又極力宣揚西方民主的黨內自由派，主要代表人物便是胡適、雷震、殷海光和吳國楨等人，胡適是這批自由派的精神領袖。1949年4月，胡適在給《自由中國》雜誌撰寫的發刊詞中，表達倡言民主與自由的活動宗旨。國民黨內這批既反共擁蔣又要西方民主的自由派，給國民黨自身帶來了難題。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人心惶惶之時，這批人士可以在反共宣傳和安定人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是蔣介石所必須倚重的一支力量。此外，黨內自由派的存在有助於國民黨政權改善國際形象，並且通過他們和美國的關係爭取美國對台灣的援助。但是另一方面，自由派所宣傳的多黨制、軍隊國家化和要求國民黨放棄以黨領政等又是國民黨所不能接受的，國民黨必須設法解決這個難題。50年代初，面對島內外的嚴峻形勢和內部的一片混亂，國民黨不得不對黨內的自由派做出一定的讓步、妥協和容忍，這為台灣二元政治體制的建立創造了一定條件和氣氛。(4)島內存在的危機—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重建，從島內來說未遇到大規模的、強有力的抵抗。在1949年之間，台灣老一輩的知識份子和政治精英被摧殘殆盡。同時，台灣沒有資本家和金融家可以在經濟活動方面向國民黨挑戰。台灣沒有軍閥，農民也不會被人煽動起來要求土地改革，台灣沒有組織的政治運動會威脅到國民黨的霸權。國民黨政權敗退到台灣後，所面臨島內的最大危機是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仇恨。1947年的“二‧二八”事變中殺害了2萬多名台灣人，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與其子張宗仁、張果仁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即被國軍槍決於花蓮公墓旁；台大文學院院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林茂生、省參議員及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參議員王添燈等廿幾位台灣知名人士被捕後失蹤，至今屍體下落不明。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給台灣人民的身心留下了巨大創傷。1949年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和1945年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不一樣了。後者以勝利者姿態接收台灣，前者以失敗者的身分逃亡台灣；後者視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個邊陲小島，前者視台灣為“離此一地，別無死所”的最後陣地；後者自恃擁兵百萬，前者只有潰退到台灣的殘兵敗將。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一方面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必須加強對台灣人民的控制，強化專制機器；另一方面，為了“易地生根”，彌合因“二‧二八”事變給台灣人民留下的創傷和重新整合台灣本土政治人士，又必須對台灣人民的政治要求做出一定的讓步，至少滿足台灣人民最強烈、最持久的地方自治要求。(5)海峽兩岸的對峙—自從國府退逃台灣後，海峽兩岸長期處於嚴重的軍事對峙狀態。這種對峙狀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無不產生重大影響，尤其對國民黨退台初期政權體制的重建。1949年12月31日，在大陸(除西藏)全境解放後，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提出解放台灣、海南島、西藏，實現統一中國的大業。隨著海南島、舟山群島相繼解放後，就在解放軍解放台灣的攻勢隨時都有可能發動的情況下，1950年6月25日，韓戰(朝鮮戰爭)突然爆發，國民黨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韓戰的爆發使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從不理會轉為空前支持並開始堅決反對中共政權。“美國恢復了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支持，這給蔣介石帶來新的活力與希望以反對共產黨在大陸的統治。”1953年初，美國艾森豪政府轉變「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為「放蔣出籠」的政策。在美國的支持下，蔣介石開始發出「反攻大陸」的口號，國軍加強了對大陸沿海地區的武裝活動和海空襲擊。與此同時，國軍也擴大了對大陸海上運輸線的封鎖，不斷地攻擊大陸的漁船和船隊，還時常襲擊前往大陸的外國商船。1954年7月26日，中共政府正式宣布要解放台灣，並提出挫敗美國侵略和顛覆中國的活動是中國人民當前「最重要的任務」。1954年9月3日及1958年8月23日，中共解放軍連續兩次炮擊金門。海峽兩岸的嚴重軍事對峙的狀況是決定台灣政局發展的首要決定因素。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後，不論是為了對抗中共的攻勢還是為了積極反攻大陸，都必須加強集權和強化控制，以便於能隨時動用各種資源投入海峽兩岸的對抗中。因此，其政權體制必然要向更加專制獨裁的方向發展。所謂的“革命精英”和“軍事精英”將被奉為主流，成為其政權建設的一個特色。另一方面，在完全斷絕了從大陸獲取任何資源的可能性後，國府無論是抗拒中共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壓力，還是企圖反攻大陸，都必須借助台灣人的力量。要取得台灣人的合作就必須對台灣人的政治參與要求做出一定的讓步。因此，在政權的重建中就必須有一定的台灣人所長期要求的民主和自治的政治形式。(6)美國的二重性政策—美國對台灣當局的政策是複雜而多重的，複雜性表現在：美國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政策不能等同於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後者包括前者，前者只是後者的一部分。美國對台政策不僅包括對國民黨當局的政策，而且包括對反對派的政策。美國對國民黨當局政策的複雜性和多重性是由下列幾方面的因素決定的：u美國的全球戰略和遠東戰略—按照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構想：一個“穩定的”、對美國“友好的”中國是不可缺少的，它將作為美國最密切的盟國，對付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大國，如俄國、英國以及東山再起的日本。因此，“美國的遠東政策應以中美兩國政策的緊密合作為基礎。”但是，國民黨的失去大陸使美國的如意算盤落空。面對新的全球和亞洲戰略格局，美國不得不把它的戰略基點從大陸轉移到台灣，企圖把它在大陸未得到的東西部分地從台灣得到，這就是美國視台灣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原因，並由此產生美國對台灣的一個基本政策：台灣不能落入中共手中，而使美國失去這一戰略基地。v美國對新中國的政策—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當時美國對華政策思想是極度混亂的，提出兩種設想：j促使中國國內的反對勢力起來與新中國政府對抗，組織「自由中國」社團，由美國提供援助，選擇適當時間和機會進行武力示威等等。k讓時間發生作用，在中國出現狄托式人物，使中國脫離「莫斯科僕從」的地位。杜魯門總統贊成後者比較明智的設想，然而終究並未成為明智的政策。韓戰的爆發和中國的參戰，使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美國開始由視蘇聯為亞洲第一號對手變為視中國為第一號對手，對中國進行了長達10餘年的“遏制圍堵”與“孤立”政策。w對亞洲新獨立國家和地區的影響—1950年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一次關於亞洲政策的演說中明確指出，美國在亞洲的真正利益並不是“阻止共產主義蔓延”，而是通過在這些地區“阻止共產主義蔓延”，幫助新興國家按照美國的要求發展。1966年3月，美國國務卿腊斯克在政策演說中也聲稱，美國要繼續援助亞洲國家建立具有廣泛基礎的有效的政府和獻身於進步的經濟和社會政策。與美國此一外交政策相應的是美國援助計畫和援外集團的出現，以及學術界關於亞、非、拉美新興國家和地區發展的現代化理論的興起，促使其走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美國對台灣的大量經濟援助和文化影響，就是想促使台灣成為東亞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樣板。x台灣國民黨當局自身所擁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美國之所以不能、也拋棄不掉台灣國民黨當局，是因為它還有一定的經濟、軍事實力，而且事實上牢牢地統治台灣。總之，美國對台國民黨當局的二重性政策是其對大陸時期國民黨政權二重性政策的繼續，而且這種政策本身依然是自相矛盾，只不過美國對台灣國民黨的二重性政策似乎發生了在大陸未曾有過的效用。台灣國民黨建立了不同於大陸時期的完全專制的二元政治體制結構，並且逐漸從軍事到經濟再到政治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貳）二元政治體制的內容—台灣的二元政治體制十分特殊，它是由上層國民黨專制獨裁體制和下層公職選舉體制兩個部分構成，由此形成了台灣特有的兩種政治體制共存一島的狀況。上層政治體制是由戒嚴體制、執政黨體制和憲政體制三大構件組成，下層政治體制是由地方自治體制和選舉體制兩大構件組成。前者是主結構，後者是補結構，前者對後者實行強控制。                        【一】、上層政治體制構成要件
（一）‧戒嚴體制—它為上層政治體制的建立鋪墊基礎
1949年5月20日，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簽發戒嚴令，台灣實施戒嚴。從此，台灣步入戒嚴體制長達38年之久，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嚴為止。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後，為使戒嚴長期化，1949年11月2日，行政院政務會議決議「全國包括海南島及台灣一併劃為接戰地域，實施戒嚴。」並在1950年3月14日由立法院追認。1950年元月，蔣介石又把在大陸實施的《戒嚴法》搬到台灣，並在形式上經立法院同意通過。此後，台灣雖未變成真正的作戰區，卻置於《戒嚴法》的管制之下。戒嚴令的頒布和《戒嚴法》的實施，意味著台灣進入戒嚴時期的軍事管制體制。自從《戒嚴法》實施後，台灣警備總部即開始執行與《戒嚴法》有關的各項任務，包括人民出國旅遊的核准，物品入境的檢查、集會結社的核准、書刊雜誌的審核及懲處、維持社會秩序等等。1970年，國防部又頒發命令，擴大警備總部對人民的控制權，包括對出版、秘密通訊、傳教、言論自由、集會、請願和學術演講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力的限制和干預。此外，有10種罪行須送軍法審判，又剝奪憲法賦予的禁止平民受軍法審判的權利。戒嚴令是懸在台灣人民頭上的利劍，使台灣人民雪上加霜的是1951年行政院以一紙行政命令繼續沿用《國家總動員法》。戒嚴原本是一種特殊的保證社會秩序和穩定的手段，通常是一個社會處於戰爭狀態或突發性事變時才採取的緊急措施。國府當局以兩岸處於戰爭狀態，為了防止中共侵犯台灣，藉以鎮壓異己、抑制民權以便於維持獨裁統治的一種手段而已。國民黨不僅用黨政機構和社會團體對台灣實行全面控制，而且用戒嚴體制強化對台灣的軍事管制控制。這種強控制看似有效、迅速便捷，但是一旦超常使用，必定使其他社會穩定機制相對萎縮和失效，整個穩定機制開始變形，社會動亂的出現最終避不可免。
（二）‧執政黨體制—它是上層政治體制的核心部分，起著聯結、領導和監督的決定性作用。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以後，蔣介石吸取教訓—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嚴重，便通過1950—1952年的“黨務改造”重建國民黨。重建後的國民黨終於完成了以蔣氏父子為中心的執政黨體制，其組織之嚴密、權力之集中、控制之廣泛，都是大陸時期國民黨所不可比擬的。第一、黨內在絕對排除非蔣嫡系的基礎上，組成從基層黨小組到區分部、縣黨部、省黨部和中央黨部的權力金字塔結構，頂端為蔣氏父子。該組織結構有兩特點：u它有多個層次，層次愈高人數愈少，組織愈嚴密，權力愈大，是有利於組織的穩定與決策的集中v每一層次都分為權力機構（各級黨員代表大會）與執行機構（各級委員會），這種結構形式有利於黨內民主與黨內的工作效率。第二、決策權高度集中（中央常務委員會），執行權分工細密（中央黨部）。第三、國民黨憑藉其龐大的黨員人數、嚴密的組織和高度的集權，建立了以黨領政、以黨領軍和以黨領社的執政黨體制，實際上就是一黨專制體制
（三）‧憲政體制—它是上層政治體制的最高形式，使其具有國家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1946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本有限制總統權力的規定，因國共內戰加劇和實行獨裁統治，於是1948年3月，在國民黨控制的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予總統緊急處分權，不受憲法第39、43條的限制，總統權力開始突破憲法限制，向獨裁方向演變。1960年3月，蔣介石企圖連任第三屆總統，遇到《憲法》第47條連選得連任一次的限制。於是，國大再次修改臨時條款，新增一條「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終身總統制有了法律依據。1966年國大再度修改《臨時條款》，又給予總統「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設置動員戡亂組織和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人事機構及其組織」的權力。終身總統獨裁制終於形成。由於總統權力惡性膨脹，中央政府機構的權力嚴重萎縮，尤其是行政院制約總統的權力早已消剝殆盡，幾乎成了總統的執行機構。國民黨政權退台後，三個中央民意機構（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在台灣遇到一系列憲政危機。為了表示退台後的國府仍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即所謂法統），國民黨必須使三個中央民意機構的代表來自全國各地，具有全國的代表性。但因任期屆滿需要重新改選時，退縮台灣的國府無法從全國進行改選，只好搬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來解難。根據《釋字第31號》解釋，只要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之前，自應仍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職權。國大代表任期屆滿也應按此司法解釋予以解決。
※上層政治體制特徵—j個人獨裁體制：台灣上層政治體制的本質特點不在於它的集權、有無一黨體系、強人政治或威權主義，而在於它的最高權力歸屬的確立，即掌握最高政治權力的人是位於權力結構的中心還是就是這個中心。台灣的實際狀況是蔣介石和蔣經國都是政權的中心而不僅僅位於這個中心，是一種類似君主專制的個人獨裁體制，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共和民主的政治體制。k權力結構的封閉性：首先，以蔣氏家族為中心，一切最高黨政領導權均集中在蔣氏父子手中，在最高權力的繼承上實行家族世襲、搞終身制，從血緣上排斥了一切非蔣家人員，這種權力結構是一種最原始、最封閉的結構。其次，台灣三個中央民意機構自從停止改選後，日益退縮為自我封閉的法統象徵。民意機構的最大特點便是通過選舉與選民交流，實現民選機構的自我更新和調整，否則便蛻變成最封閉、最僵化的機構。最後，在權力結構中，黨政上層職務對台灣人基本封閉和完全封閉。l構成要素的單一性：此構成要素的單一性又突出表現在黨政軍上層職務主要由大陸籍官僚把持。m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法》、《國家總動員法》等非常法律，架空和取代《中華民國憲法》等正常法律n放大和強化控制機制：蔣氏父子用黨、政、軍、特、社五大系統全面控制台灣社會，並且彼此之間又形成相互控制的關係。
【二】、下層政治體制構成要件
（一）、地方自治體制—主要包括民選縣市長和由民選議員組成的各級地方自治機構。民選縣市長和民選議會的重要性可能還不在於它們所具有的一些地方自治權，而在於它們的權力來源發生了變化，從而使它們與上層權力相對脫離，能夠作為一種不同性質、不同特點的下層政治體制而存在，並使台灣出現兩種體制並存的特殊狀況。
（二）、選舉體制—是下層政治體制的生命來源和活力所在，是和上層體制發生分離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區別於上層體制最根本的標誌。1972年之後，台灣三個中央民意機構開始在台灣通過民選方式增補代表，仍應看成是下層體制的一部分，是下層體制在上層體制中打開的一個缺口。
※下層政治體制的特徵—j體制的民主性、開放性、合憲性‚體制運行方式的協議性和法制性ƒ人員構成以台灣人為主。
    【兩種政治體制共存一島】：第一，上層與下層政治體制在許多方面有重大差異，並且高度對應。從體制的權力歸屬上看，前者是一黨專制、個人獨裁體制，後者是代議選舉體制；從體制的結構上看，前者是高度封閉型，從而導致僵化、老化，後者是開放型，導致不斷流動和多樣化；從體制的運行方式上看，前者是強控制命令型，後者是協議妥協型；從體制的法源上看，前者是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戒嚴法》等非常法律，後者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從體制的人員構成上看，前者是以大陸人為主，後者是以台灣人為主；從體制所佔據的位置上看，前者處於上層，後者處於下層。第二，兩種政治體制共存一島是台灣政治的獨特現象，並且對台灣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在於中央和地方管轄範圍相同，設置的機構重疊，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而主要在於：u兩種政治體制分別代表不同階級、政治力量的利益，而兩種政治體制的關係實際上是不同階級、政治力量相互關係的反應。v兩種政治體制共存一島的情況常常使不同政治力量間的鬥爭激化。w二元政治體制的建立對各種政治力的對比關係又有反作用，它既可以用於補充國民黨的力量，也可以用於發展反對派的力量。
【下層政治體制：一把雙刃劍】國民黨透過地方選舉收編地方精英，而地方精英也因新建的政治體制而得勢。因此，他卻也是新政權的支持者，使得國民黨遷台初期完成重整社會力量的工作。其次，下層政治體制逐漸將台灣各種政治力量的行為納入非暴力的軌道。但是，下層政治體制的功能絕不會僅僅只有補充性，而無異質性、對抗性和破壞性：j選舉日益成為台灣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反對派力量發展的強大推進器。k議員日益成為各種社會集團爭取自己權益和各種政治力相互較量的場所。l民選縣市長日益成為國民黨保持基層權力和黨外力量奪取基層權力的焦點所在。
【上層體制對下層體制的強控制】：下層體制被置於上層戒嚴體制的大控制框架中，一旦下層體制的行為突破這些禁區，國民黨當局便有理由採取鎮壓措施。上層體制對下層體制各個方面分別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加以控制—上層體制對下層選舉體制的控制主要分限定性與主動性兩種控制形式：前者是指對選舉的地域、時間、方式加以種種限制，國民黨不斷分化地方政治勢力，造成地方政治勢力的派系化和零碎化，以確保上層專制體制對台灣地方政治勢力的控制與支配。後者是指國民黨積極介入選舉，通過各種手段使國民黨籍候選人當選，以確保對選舉的控制。例如：u利用地方派系爭取選票，國民黨給予的回報是土地投機、貸款特權、開設地下酒家和賭場等非法特權v發動軍公教人員及其家屬投國民黨候選人的票w由檢調單位誘脅黑社會勢力為國民黨候選人助選與拉票x由戶政單位調配幽靈人口配票y地區檢調單位隨時準備逮捕在選舉中較具威脅性的黨外候選人。
 
【貳】49年後美國對華及對台政策的演變歷程
（前言）：二戰後美、蘇、中三角國際關係與中國國內國民黨和中共的矛盾交織在一起，構成一組“大三角”中套“小三角”的極其複雜微妙的多重關係。“台灣問題”的最終出現與這種多重關係是有著密切聯繫的。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產生了後來被稱為「雅爾達體制」的戰後世界政治格局，認可了由美國擔任領導的國際集體安全體系，同時又體現了新的勢力範圍的劃分。例如巴爾幹半島成為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與英國(希臘、土耳其)的勢力範圍，蘇聯在東歐(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東北亞(外蒙古、東北、北韓)擁有領導地位；美國則確立其在拉丁美洲的霸主地位後，又隨著其對日本的托管和國民黨中國與美國的夥伴關係的建立，可望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至亞太地區。「雅爾達體制」的設計及以後在該體制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兩極格局，對戰後美國處理中國國內的國共關係和對台政策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1946年初，隨著美蘇因東歐及巴爾幹半島各國戰後政府重組問題發生嚴重齟齬之際，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喬治．肯(凱)楠發回國務院關於蘇聯對外政策的分析的“長電報”重要報告，給美國政府確定對蘇聯的“遏制”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肯楠強調指出，對於這樣一個旨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以確保自身安全的“集權主義”政權，美國決不能心慈手軟，對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美國應該針鋒相對地以實力與之抗衡。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敦發表題為《和平砥柱》(後被稱為“鐵幕”演說)的演講，稱「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在這條線的後面，座落著中歐和東歐所有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和索非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主題就是反對“共產主義威脅”，在“遍佈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裡，共產黨第五縱隊已經成立。它絕對服從來自共產主義中心的指令，完全協調地工作著”。1947年2月21日，英國政府照會美國政府，希臘和土耳其正面臨共產主義擴張的嚴重威脅，鑒於兩國的重要戰略地位，西方國家不能坐視不救，希望美國能承擔重任。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杜魯門主義」，稱當前世界局勢嚴重，涉及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希臘面臨由共產黨領導的恐怖主義的威脅，如果美國在此關頭不行使自己偉大的責任，任其失陷，那麼必定會對世界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杜魯門攻擊集權主義政權試圖通過直接侵略和間接侵略將其制度強加於自由國家人民，而這一點不僅破壞了國際和平的基礎，從而也破壞了美國的安全。要求國會授權對希、土提供4億美元援助。杜魯門主義的實施標誌著美蘇“冷戰”的全面展開，而美蘇關係的惡化構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國際大背景。
              1948年9月，為因應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正以雷霆萬鈞之勢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了調整對華政策的審議。原先確定扶蔣制共‧阻止中共取勝的政策修訂成盡一切力量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及從中國內戰脫身。1948年9月12日開始，國共相繼展開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徐蚌會戰)及平津戰役，解放軍取得全面勝利，國府面臨著在大陸的失敗，而且美國內部政策分析報告也已表明共產黨有可能滲透入台灣，並且進而取代國民黨在該島的統治。美國要不要介入台灣呢？這個問題逐漸提上華盛頓的議事日程。美國決策層最後認為：有必要將台灣問題與中國大陸問題分開來處理，探討直接插手台灣，使之成為美國在遠東推行“遏制”戰略的一個基地的可能性。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的結論是：“如果能夠防止共產黨對台灣的控制”，這將“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最為有利”。但是，考慮到美國全球戰線過長，力不從心，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未建議政府出兵，而是提出“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共產黨統治台灣”的方針，國務院批准了該項建議。按照國務院指示，國家安全會議通過一份制定了一系列關於“防止台灣失陷”之具體方針的報告，距離蔣介石“下野”僅兩天。為了尋找介入台灣問題的藉口，推翻《開羅宣言》台灣主權歸屬中國的決定，以中國和日本之間尚未簽訂和約，因此台灣的歸屬並未有所謂的“法律依據”，那麼美國就可以以“台灣地位未定”而對台灣採取必要的行動了。故該報告最後將“台灣目前的地位”界定為：“台灣為日本帝國之一部分，其最後歸屬有待和平條約而定。”報告將美國戰後在台灣問題上的所作所為都說成是“促進並認可了中國人對該島的事實上的(de facto)佔領”。報告此處之所以要特別強調中國對台灣的佔領僅僅是“事實上的”，而非“法律上的(de jure)”，其目的就是否定中國對台灣行使主權的法律性。關於美國對台灣可能採取的“行動方案”，報告列舉了四種：j按照日本投降的條件佔領台灣，或通過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或在政府垮台之後採取直接行動；k同國民黨政府談判達成協議，使美國獲得在台灣的治外法權和設立基地權；l在台灣支持國民黨政府或一部分餘黨，作為美國所承認的中國政府；m支持台灣當地所得以維持下來的非共產黨的中國人的控制。報告特別補充道：一旦台灣出現自治運動，如果美國認為其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就應予以支持。報告總結道：“美國的根本目的，是拒絕共產黨對台灣和澎湖的佔領。但要實現此目的，在目前最現實的途徑是使該島嶼從中國大陸脫離，而我們自己單方面則不為其承擔任何公開的責任或掌握權力。”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這份報告，將美國分離台灣、分裂中國的企圖暴露無遺。在美國政府考慮從大陸脫身，同時秘密醞釀對台舉措之時，美國官員還與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接觸，探討台灣自治可能性，並試圖通過魏力諫蔣介石不去台灣。1949年2月至3月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已擬定的對台政策進行了補充修訂：j在觀望等待何種力量最終在台灣掌權時，美國應該“努力扶植和支持當地的非共產黨中國政權”，並運用美國的影響，“阻止大陸中國人進一步湧入台灣”。美國應該保持與台灣當地領袖的聯繫，以備在“將來於美國國家利益有利的某個時候”，實現並利用台灣的自治運動。k美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可以“十分謹慎和明確地”告知給“台灣行政當局”。l美國政府應該“以最靈活的方式”對台灣積極實施一個“經濟援助計劃”，以“幫助台灣人發展和保持一個能自立和自給的經濟”。上述第k立場包括下列五點：u“美國不想看到大陸的混亂局面擴展到台灣和澎湖列島”v“美國對於中國政權在台灣的政績印象不佳，如果中國當局聽任這種治理不當的現象發展下去，將不但無法獲得世界輿論的支持，而且可以預料的是，輿論可能轉而支持台灣自治”w“美國對於台灣統治當局的支持將不可避免地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該政權的效能，它對台灣人民的福利和經濟需要之貢獻，以及它是否允許和鼓勵台灣人積極在政府擔任要職”x“美國不能無視由於大批大陸難民湧入台灣可能造成的後果，及由此引起的各種事態發展，包括該島經濟負擔的加重。美國對中國人下述想法感到不安：台灣本身軍事力量的建立足以有效防止共產黨的滲透”y“美國希望中國當局能從大陸事態的發展和台灣人從前對中國統治的反應中汲取教訓，並在其解決台灣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台灣人民打交道時，能引以為戒”。國務卿艾奇遜強調：若要想美國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美國必須謹慎從事，設法“掩蓋我們想使該島脫離大陸控制的願望”。他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備忘錄，提出了當前美國對台灣應採取的措施，包括：j派一高級官員赴台，“加強同台灣當局的聯繫”k改善台灣當地的經濟狀況l儘量掩蓋美國的真實意圖，“縮小美國在台灣的官方活動的色彩”m盡力“阻止大陸難民向台灣湧入”。因此，國安會形成了NSC37—5號文件，重點包括：u國務院應加強其與台灣的聯繫，應儘快擬定派員赴台的具體計劃v該官員抵台後，應按NSC37—5號文件精神與台灣長官聯繫w在獲取台灣長官對美國的“保證”後，美國代表可向台灣方面表露“美國政府準備向台灣提供經濟援助”，以幫助台灣發展“自立自給”的經濟x在獲取台灣方面上述保證後，美國可著手安排美國駐華經濟合作管理組派員赴台進行勘察y該組隨後向國務卿提供對台援助的總體計劃z在開始階段，應“千方百計儘量少暴露美國官方在台活動”，同時“不遺餘力地阻止大陸難民進入台灣”{原擬議中的美國小規模艦隊現將“不予駐紮”台灣港口，以配合美國上述政治和經濟措施的執行。
              1949年4月中旬，關於台灣的地位問題在華盛頓與台北又掀起一次風波。美國國務院新聞事務特別助理邁克爾．麥克德莫在4月15日講話時卻將“台灣的地位”與“戰時的庫頁島”相提並論，聲稱：“其最後地位將由一項和約決定。”這是美國政府所密謀已久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首次公開亮相，台灣輿論界一片譁然。此後直到韓戰爆發前，美國暫時未讓“台灣地位未定論”公開出籠。但華盛頓此時由於其扶植“台灣當地非共產黨中國人政權”的企圖失敗，轉而開始醞釀新陰謀，即所謂由聯合國來“托管”台灣。然而隨著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前景，對美國政府來講，意味著扶蔣反共政策的徹底失敗。華盛頓此時所面對的難題已不再是怎樣防止國民黨的全面崩潰，而是如何為自己的失策進行辯護，《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著重於1844年至1949年時期》白皮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表的。《白皮書》於1949年8月5日發表，它是一部全面為該時期美國對華政策辯護的文件。從1844年《望廈條約》談起，重點在於闡述1944年以後的五年，目的是為了說明國民黨垮台並非美國援助不力所致，而是國民黨本身腐敗無能，失去人民的支持，領導人對其所面臨的危機無能為力，軍隊喪失鬥志。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則由於嚴酷之紀律和瘋狂之熱忱，試圖將自己宣稱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白皮書》一發表，立即掀起美國國內反對派更高的怒潮。國會親蔣集團領袖諾蘭和周以德批評杜魯門對華政策的失敗；國民黨方面因仍有求於美國的援助，其反應的低調甚至出乎美國人意料，提出五原則：u關於《白皮書》中認定中共是蘇聯的工具和蘇聯違背《中蘇友好條約》兩點，表示贊同v對《白皮書》中對中共問題的其他觀察及論據，發表聲明表示“嚴重異議”w國府不願因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影響中美關係和雙方共同的反共目標x關於《白皮書》公布若干事實的真相，國府將在適當時間更詳盡地發表意見，此時間以能“增進中美兩國間之友誼”、“無損於共同鵠的”為重y過去雙方的分歧應“不致影響中國人民對於美國所予道義上、物質上援助之謝意”。中共方面的反應極為憤慨，新華社發表題為《無可奈何的自供狀》的評論，毛澤東又親撰《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史觀的破產》等文章，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                 （一）、遏制‧圍堵中共——扶蔣制共（49年後美國對華政策第一階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對台政策進行了審議。中央情報局(CIA)對中國情勢分析報告與英國方面提供的情報均指出遲至1950年底前，共產黨對台灣的最終控制是“不可避免的”。這兩個分析報告對10月6日形成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國安會選擇了不冷不熱的援助台灣的計劃—暫不中斷美國現有的經濟合作和農村復興項目，以便進一步觀察形勢的發展。10月底，國務院召開會議，形成了若干要點。關於美國對國府的政策，會議作出取消對國府和軍隊提供的軍事援助決定。關於大陸“新政權”，美國擬採取的行動是：j設法使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逆轉k不考慮給予中共經濟援助的問題，但可由民間商業或團體保持同中國大陸人民的接觸l不把“承認”中共作為壓其讓步的籌碼。關於台灣，不通過武力手段防止台灣與中共控制的大陸分離。然而，一旦因第三者因素引起台灣的衝突，美國可參照聯合國憲章原則，同其他會員國商議如何平息事端。在此行動中，不排除引用“民族自決”原則。12月23日，國務院發出一分關於台灣政策的宣傳指示。其宗旨是：“擬定宣傳政策以儘量減少美國的威望與其他國家因為台灣可能陷於中共部隊而遭到的損害。”文件要求外交部門盡力宣傳以糾正下列四項“錯誤印象”：u保持台灣便能拯救中國政府v美國對該島懷有特殊興趣或野心，或在台灣保有任何軍事基地w該島的喪失將嚴重損及美國或其他反共國家的利益x美國無論如何有責任或者有義務採取行動以拯救台灣。其次，文件要求各部門掌握以下口徑：j“台灣完全是中國政府的責任”k“台灣沒有特別的軍事重要性”l美國對台灣的經援，“沒有為美國取得特許權利的想法”m對於堅持要求美國在台灣採取行動的人，要向其解釋美國的軍事介入，一來對中國的國民黨無益，二來可能將美國捲入戰爭，三來使美國遭受“猛烈的宣傳攻擊”，四來由於此舉分散美國的力量，反而“合乎蘇聯的目的”。最後，文件提出在宣傳中的幾個“避免”：u避免對於國民黨是否能夠守住該島或者共產黨何時會佔領該島作出過分關切的猜測v避免提及該島的戰略意義，避免將其視為一個政治實體w對中國的宣傳中，避免強調國民黨統治下的糟糕情況，對其他地區則可以提及國民黨在該島所表現出來的一貫弱點x避免提及台灣的最後地位須待《對日和約》來決定y避免稱該島為台灣，應稱之為“福摩沙”。從這分文件可以看出美國決策集團已經認識到“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防止台灣失陷”的方針是不能奏效了，國民黨已經失去整個大陸，台灣進一步落入共產黨手中也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了。於是，決定面對現實，準備從中國大陸和台灣“脫身”。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在1943年12月1日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英國首相、中國主席曾申明他們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的領土，如台灣歸還中國。美國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簽字國。《波茨坦公告》稱：《開羅宣言》條款應即執行。日本投降時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規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灣交給蔣介石委員長。過去四年來，美國及其他盟國亦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主權。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捲入中國的內爭中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在美國政府看來，台灣的資源已足能使中國軍隊獲得他們認為是保衛台灣所必需的物品。美國政府擬依照現有的法律權力繼續進行目前的經濟合作署的經濟援助計劃。”然而，時隔不久，事態就開始變化。1950年6月25日，韓戰(朝鮮戰爭)爆發，北韓金日成決定用武力的方式統一朝鮮半島。27日，美國政府借韓戰爆發之際，作出了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的決定。為了不讓國際社會形成“美國入侵別國領土和領海”的負面輿論，杜魯門總統公開拋出了密謀已久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我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作為這一行動的應有結果，我已要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海攻擊，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至此，美國武力干涉台灣政策形成，意圖推動台灣海峽「中立化」陰謀。28日，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不管美國帝國主義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且已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後的現狀所肯定。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的中國人民，必能勝利地驅逐美國侵略者，收復台灣和一切屬於中國的領土。”國府同一天召開軍政首腦會議，經過反覆權衡利弊得失，認為：由於美國政策對“日益危險的台灣安全頗有裨益”，遂決定“原則接受”。葉公超外交部長發表聲明，宣佈國府對於本月27日美國政府關於台灣防衛之建議，在原則上已予以接受，並已命令其海空軍暫行停止攻擊行動。國府的上述決定是基於以下四個方面的考慮之後作出的：j在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前，美國政府將與國府共同負擔台灣的保衛問題k台灣係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乃為各國所公認，美國政府的上述聲明與建議，當不影響開羅會議關於台灣未來地位之決定，亦不影響中國對於台灣的主權l美國政府的建議與政策只是針對亞太地區當時遭受共產主義之侵略或威脅所採取的緊急措施。國府期望的是上述侵略與威脅能在短期內予以消除，否則，國府及其盟邦自仍有採取其他步驟以抵抗此種侵略或其威脅之共同責任m國府接受美國的建議自不影響中國反抗國際共產主義侵略及維護中國主權領土完整之立場。
美國利用韓戰契機打出遏制新中國的台灣牌，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加快了其在亞太地區擴大冷戰和強化遏制政策的步伐，簽訂一系列雙邊或多邊的軍事防禦條約，從亞洲到歐洲形成新月形的遏制‧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略。就區域而言，這些名為防禦體系，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包括《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紐安全條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等等。1951年9月8日，同盟國在舊金山簽訂《對日和約》(蘇聯、波蘭、捷克拒絕簽字)，飽受日本侵略之苦難最深重的中國兩岸雙方未參加和約的簽訂。根據條約，日本放棄其對台灣和澎湖列島所擁有的主權，但並未決定這些島嶼的歸屬，美國巧妙地將「台灣地位未定論」聲明落實在《對日和約》裡。9月18日，中共周恩來總理發表聲明：認為該條約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也是絕對不能承認的。1952年4月28日，國府與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在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地位問題上，屈從美國的壓力作出了重要的讓步。條約僅承認在舊金山會議上，日本放棄了它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和領土要求，而未提這些島嶼的歸屬。
【“放蔣出籠”與“大規模報復”戰略】——1953年，艾森豪入主白宮後，調整美國對外政策整體戰略，宣佈改變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使命。艾森豪在國情咨文中表示：美國政府將奉行“一個嶄新的、積極的外交政策”，指出1950年6月第七艦隊所接受的是一個雙重任務，即一方面防止任何對台灣的進攻；另一方面確保台灣不能被用作反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指出美國所奉行的台灣海峽中立化政策，只起到了保護共產黨人和允許他們在朝鮮肆意屠殺我們及盟國的士兵的作用。美國政府決定第七艦隊不再用於保護共產黨中國。西方新聞界稱這一政策調整為“放蔣出籠”，蔣介石高度讚揚艾森豪取消對台灣軍事力量限制的決定。1954年，艾森豪批准了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即通過所謂“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的政策，敢於冒戰爭風險進行戰爭訛詐的威嚇，但又不使戰爭真正爆發，後來這一政策被稱為“艾森豪主義”。掌握美國對外政策調整的實質和美蘇關係的主線，對於瞭解與研究美國對華政策將有直接的幫助。因為遏制蘇聯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總綱，而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政策只是目。就台灣問題而言，美國既要對國民黨當局加以利用，但又不放手讓其行動，其重要原因也就在於此。
          【第一次金門炮戰——第一次台海危機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醞釀】1954年9月3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爆發第一次台海危機。此行動可被視為《孫子兵法》所講的“上兵伐謀”的行動，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台灣問題固定化，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以及測試美國防衛台灣的底線。台海危機的爆發使美國軍政首腦就沿海島嶼防衛問題，陷入了空前的僵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指出台海危機使美國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他建議把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獲得艾森豪的贊同。1954年12月2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華盛頓簽字。內容重點：j條約雙方“承允依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避免使用武力的義務。k雙方“以自助及互助方式”保持和發展自身能力和集體能力以抗擊武裝進攻與“共產黨顛覆活動”。l雙方承允將“加強其自由制度”並在經濟與社會方面展開合作。m雙方將通過外交部長或其代表隨時磋商。n“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任何此項武裝攻擊及因而採取之一切措施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等措施應於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o領土範圍—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和澎湖列島；就美國而言，應指西太平洋區域內在其管轄下之各島嶼領土，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p予以美國“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部隊之權利”。q本條約中所列義務不應影響締約雙方在聯合國憲章中所列之權利、義務與責任r條約無限期有效，廢約通知須提前一年發出。12月3日，《人民日報》以《美國對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為題，刊登了“美國與蔣介石賣國集團”簽訂條約的消息。5日，又刊登了題為《中國人民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的社論。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嚴明指出：該條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的一個嚴重的戰爭挑釁”。
              1955年伊始，台海形勢便呈現緊張的趨勢，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之後，中共決定通過一定軍事行動顯示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及祖國統一的意志和決心，反對美國使台灣海峽現狀固定化的陰謀。1月10日轟炸大陳島國軍，18日解放一江山。後來，國府順從美國的意願，在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從大陳島撤出軍民。1月28日，美國國會通過“福摩薩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在他認為對確保和保護台灣和澎湖列島不受武裝進攻的具體目標是必要的事後，使用美國武裝部隊。這項權力包括確保和保護該地區中現在在友好國家手中的有關陣地和領土，以及包括採取他認為在確保台灣和澎湖列島的防禦方面是必要的或適宜的其他措施。
               1955年4月於印尼萬隆召開亞非會議，中共總理周恩來在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午餐會上，就台灣問題和中(共)美關係發表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7月25日，中美同時發佈了兩國將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的新聞公報。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聯合國大廈舉行。中方代表為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為駐捷克大使亞歷克希斯．約翰遜。雙方經過40天的14次談判，終於在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發表了奇特的“協議聲明”，這也是中美大使級會談15年中唯一達成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佈已經採取、且繼續採取適當磋商，使他們能夠儘速行使返回的權利。
【第二次金門炮戰——第二次台海危機與美國“劃峽而治”蓄謀失敗】從美國自韓戰以來的所作所為來看，美國對華政策是逐步朝著製造“兩個中國”的方向發展的，實際上經歷了下列五個階段：u1950年6月派遣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聲明台灣的未來地位“未定”v1950年底，美國又在聯合國活動，企圖讓聯合國決定台灣的所謂“國際地位”w美國在籌劃對日和約以及日本同國府的雙邊條約時，都不顧國府的異議，將台灣的歸屬問題有意擱置x《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也僅把條約的範圍限於台灣和澎湖，而並不包括沿海島嶼，美國還讓國府在交換的照會中保證，如果未經美國的許可，國府將不進犯大陸y1954年歲末至1955年初台海出現緊張局勢之時，美國又企圖迫使蔣介石放棄所有沿海島嶼，使國府實際管轄範圍縮小到台澎。1958年7月，中東爆發革命，美英法鎮壓阿拉伯人民革命，蘇聯也在中東有所動作。中東局勢驟然緊張，成為世界注意的焦點。毛澤東為聲援中東阿拉伯人民革命，減輕被帝國主義武力鎮壓的壓力；並為懲罰國軍及挫敗美國所推行的“劃峽而治”、“兩個中國”政策，作出在台灣海峽發動炮擊金門、馬祖的決定。8月23日傍晚，展開“萬炮齊轟金門”，美國抽調部分在中東的兵力，在台灣海峽集結了7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餘艘驅逐艦及空軍、陸戰隊兵力，但摸不清中共的意圖。原本中共中央的計劃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收復沿海島嶼，第二步是解放台灣。後來毛澤東瞭解到美國意圖以讓出金馬為條件換取中共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從而在海峽之間確立一條永久的分界線，達到“劃峽而治”、永遠分裂中國的目的後，遂決定把蔣介石繼續留在金、馬沿海島嶼上。在美國人想從金馬撤軍時，我們不讓其脫身，我們要的是美國從台灣撤軍。中共中央制定的策略是：“談談打打”、“打打停停”，以加深美蔣之間的矛盾，最後達到使美軍不勸蔣軍撤走的目的，也就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10月6日，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實為毛澤東起草的《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宣佈暫停炮擊七天。外交部發言人呼籲台灣當局“以和平為貴，以愛國為重”，“使中國人之間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13日，彭德懷再下令再停火兩周，條件是：美艦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2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利用炮擊暫停時機，匆忙赴台同蔣介石會談。在前往台灣途中，解放軍恢復炮擊，毛澤東指出：杜勒斯現在到台灣，如果我不炮擊金門，那實際上是聯美壓蔣。我們炮擊金門打亂了美國的陰謀、計劃。杜勒斯與蔣介石發表聯合公報：雙方僉認在當前情況下，金馬與台澎在防禦上有密切之關聯。蔣介石同意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這一使命的基礎在於人心，達成這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現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並非憑藉武力。25日，彭德懷再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告台同胞書》，宣告：逢單日打炮，逢雙日不打金門飛機場和料羅灣碼頭，以便“使大小金門、大膽二膽的軍民同胞都得充分的供應”。指出要特別警惕美國孤立台灣和托管台灣的陰謀，提醒台灣同胞“不要屈服於美國人的壓力，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後走到存身無地”。就這樣，通過金門炮戰，海峽兩岸形了一種對付美國人的“默契”，而美國“劃峽而治”和“兩個中國”的圖謀卻遭到徹底的失敗。
             （二）、美國對華政策“新思潮”與中美關係解凍的前奏——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國社會逐漸出現一種思潮，主張改變美國對華的僵硬政策。這種思潮最初產生於艾森豪執政後期，卻為政府所壓制；在甘迺迪和詹森時期，這一思潮得以發展並對政府的政策有了某種程度的影響，最後在尼克森時期有了具體的結果。50年代末的這種主張同改變現行對華政策的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和分析最為透徹深刻的一例要數《康隆報告》。該報告以西方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觀點分析了“共產黨中國”的國情，認為：j中共在經濟建設發展的初級階段所取得的成績“給人印象深刻”k中共建立了一個“有實力”的政體，上層的關鍵決策可以有效、迅速地在基層得以貫徹。儘管其內部有衝突，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在其奉行的“民主集中制”下，其權威“絕對不可能受到挑戰”l由於其經濟、軍事和政治等方面構成的綜合國力的增長趨勢，“共產黨中國完全有可能在20世紀末成為世界主要大國之一”。該報告還專門分析了台灣問題，隻字不提中華民國，也不用福摩沙，而是用“台灣”指代表台澎金馬等國民黨控制區域。報告分析了50年代台灣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包括對美援的依賴、龐大的軍費開支、通貨膨脹、人口負擔、不穩定的外國投資等。報告認為：台灣政治正在演變，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大陸的國民黨人將逐漸減少，而台灣本身的新生代對反攻大陸的興趣就必然減弱，當地人對外地難民的同化將逐步發生。報告預示：台灣人要求地方自治和擴大其自身權益的要求將增長，這樣勢必導致的結果不外乎有兩種：u台灣將同大陸合併v台灣化的趨勢將得以繼續。為了強調台灣有走向獨立的可能，報告在此特別重複到：更具體地講，就是“如果台灣不歸屬共產黨一方，它將愈加歸屬於台灣人自己”。總之，該報告提出如下對華戰略調整建議：j美國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觀存在，改變現行簡單的對華孤立與遏制政策，通過對華交往的手段達到分化中蘇同盟的目的，從而實現美國的國際戰略目標k美國應放棄支持台灣作為中國在聯合國合法代表的努力，但美國不應該輕易讓大陸和台灣統一，必要時，美國將支持台灣的獨立，使中國分裂的狀況固定下來。該報告對華政策部分出自在學術界獨具影響的著名亞洲問題專家史卡拉皮諾之手筆，事實上成了60年代以後美國調整其對亞洲和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其影響不只限於甘迺迪、詹森時期，甚至延續到尼克森上台執政之時。甘迺迪執政期間對華政策，企圖以“小恩小惠”離間中蘇關係。因為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聯領袖赫魯雪夫以突襲的方式對中共的方針和政策進行全面的攻擊。代表中共出席的彭真也以書面聲明的方式，針鋒相對地對赫魯雪夫進行了點名批判。在甘迺迪上台的1961年，中蘇分歧已急遽惡化，蘇聯撤走了援華專家，中共國內又面臨嚴重的自然災害。美國對華政策採取“軟硬兼施”的方針：在“硬”的方面，在遣返平民問題與台灣問題方面態度依然強硬；在“軟”的方面，美國提議包括雙方交換記者、以優惠的條件給中國出售糧食和給中國的貧困人口發送救濟物品。中共表示在台灣問題未解決之前，中美之間交換記者的條件並不成熟。關於救濟問題，中共的方針是自力更生，美國的小恩小惠是不可能讓中國在原則問題上讓步的。甘迺迪遇刺後，詹森繼任總統，美國對華政策從“遏制加孤立”調整為“遏制而不孤立”。
             （三）東聯孫吳‧北拒曹操——聯華制蘇(49年後美國對華政策第二階段)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開始】1969年共和黨尼克森入主白宮，面對的國內外“挑戰”是相對嚴峻的。就國際形勢而言：u蘇聯實力迅速增長，以致於形成美蘇均勢。戰略核武器在數量上已超過美國，美國已喪失了核優勢。v西歐盟國和日本的實力和獨立性增強，在外交、關稅、貿易限額方面與美國形成競爭和相互排斥越來越多。w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不斷發展，反對霸權主義的力量壯大，特別是越戰的泥淖使美國陷入空前的困境。就國內層面而言：j美國因帝國戰線過長，實力相對衰落。60年代中期以後，龐大的戰爭開支使美國財政赤字逐年擴大，1969年11月至1970年11月，美國經歷了戰後第五次經濟危機。k越戰的失敗不僅使美國在國際上十分孤立，也引起了國內強烈的反越戰運動，美國政策的改弦易轍已勢在必行。由於越戰模糊了美國戰略視線，尼克森的前任犯下了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其主要敵人，而忽視了蘇聯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的歷史性錯誤。幾乎就在同時，蘇聯依托其迅速起來的軍事實力，趁美國深陷越戰泥淖之際，積極推行南下戰略，企圖奪取和控制中東、亞洲的海上通道，切斷美國與歐洲、日本的海上運輸線，進而包抄歐洲。這表明蘇聯已公開走上了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尼克森起用了季辛吉，先後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要職，為此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和調整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主張“現實政治”—他認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只能通過所謂大國間的實力“均勢”(balance of power)才能維持，而美國的外交也只能靠實力才能得以實施。“均勢外交”理論對尼克森政府而言，頗具及時雨的功效。因為“均勢外交”的核心就是在實力均衡的基礎上重建國際秩序，以多邊力量制衡蘇聯擴張，保護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尼克森政府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形勢，對美國外交進行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的戰略調整。美國外交的宗旨由主動推行遏制政策，不斷向外擴張，轉變為力圖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保住已有的勢力範圍，美國對亞洲政策的調整就是其中明顯一例。1969年7月，尼克森出訪亞洲途中，在關島發表了美國的亞太政策講話——“尼克森主義”：u美國將恪守美國的條約義務v但在國家安全和軍事防務問題上，美國將鼓勵並期望亞洲國家本身來處理，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負責。1970年2月，尼克森政府向國會提交《70年代美國對外政策：爭取和平新戰略》報告，其中心思想為：美國將參與盟國和友好國家的防務和發展計劃，但美國不會替各國擬定計劃和保證全部方案的實施，或擔負保衛世界自由國家的全部任務。美國只有在自己的幫助“起作用”時，而且“符合美國利益”時，美國才會給予幫助。尼克森還把“夥伴關係、實力和談判”作為其“新和平戰略”的三大支柱，“多米諾骨牌理論”終為“政治現實主義”所取代。在美國的戰略調整中，尼克森政府逐漸認識到：美國應該“抓住中國的現實”，儘快調整對華政策，即由過去的敵視、孤立、包圍中國，改為利用中蘇矛盾、緩和中美關係，以便從越戰脫身和抗衡蘇聯。美國這種新的對華政策調整正是在上述國際大背景裡實現的。
1969年3月，中蘇在東北邊界珍寶島爆發軍事衝突，8月，雙方又在新疆邊界爆發新的流血衝突，加速了美國“聯華制蘇”的戰略構想的成型。中共九屆一中全會(1969年4月28日召開)結束後，在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四位元帥接受了“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7月11日，題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報告》呈交給周恩來。該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指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報告判定“蘇修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的安全威脅比美帝大”。而在美蘇關係中，“蘇修擴張是擠美帝的地盤”，它們的鬥爭是“經常的、尖銳的”。報告關於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的戰略分析，對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依據。此後，四位元帥又反覆研究以下重大課題：萬一蘇修對我國發動大規模戰爭，我們是否從戰略上打美帝牌。老帥們認為古今中外可以借鑒的案例包括：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操”和史達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謀略。毛澤東在慎重考慮和反覆觀察之後，毅然作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決定。面對蘇聯侵略的威脅，建立一條從中國經中東到西歐，越過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國，再經過太平洋至日本，並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在內的反霸統一戰線。與此同時，再將這條線周圍的一大片亞非拉國家團結起來，形成“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格局。尼克森兩度透過他國傳話給中共，表示希望中美關係能夠“解凍”。毛澤東與周恩來注意到了美國的表示，作出了推動中美關係的決定，同意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1970年10月，尼克森利用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美參加聯合國成立25週年之機會，請他們向中共領導人傳話，表示美國絕不會聯合蘇聯反對中國，願意派高級特使密訪中國。周恩來歡迎美國特使來北京商談，美國同意接受邀請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在北京的會談將不僅限於台灣問題，而是將包括旨在改善關係及緩和緊張局勢的其他步驟。至於美國在台灣的駐軍，美國政府的政策是，隨著東亞的太平洋緊張局勢的緩和，美國將減少在該地區的駐軍”。10月1日，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登上天安門城樓。然而美國政府並未將此事與中美關係的改善聯繫起來。12月18日，毛再次會見斯諾，向其表述了“如果尼克森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和“中美兩國總是要建交的”等戰略觀點，尼克森獲悉此信息後備受鼓舞。1971年2月，尼克森向國會提交第二份外交政策報告：“仔細研究我們應採取什麼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美中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以及怎樣消除這些機會的不必要的障礙”，並對前景要採取完全“現實主義的態度”。3月15日，美國宣佈：取消關於持美國護照去中國訪問的一切限制，此一舉動為來日“乒乓外交”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4月7日，中共向參加第31屆世界桌球錦標賽的美國代表隊發出邀請。這是中國為恢復中美接觸而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乒乓外交”的成功使“小球推動了大球”。4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桌球隊，美國也於當天宣佈第一次大幅度取消業已存在數十載的對華貿易禁運。21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向美國領導人發出邀請：“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高層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季辛吉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5月17日，尼克森在覆信中表示準備接受對他的訪華邀請，並表示建議派遣季辛吉到北京做秘密的先期安排。6月2日，巴基斯坦駐美大使給季辛吉遞交了周恩來的覆信：毛澤東歡迎尼克森訪華，周恩來也歡迎季辛吉為尼克森訪華做具體安排。尼克森閱後，季辛吉評論道：“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兩人還破例乾了一杯陳年白蘭地酒。
         【“波羅”秘密行動——中美關係大門的開啟】季辛吉取“馬可‧波羅”東方之行之意，將其秘密訪華活動冠以“波羅”行動的美稱。利用訪問東南亞及南亞的機會，藉故在訪問巴基斯坦期間佯裝胃病復發，葉海亞總統宣佈請季辛吉去總統別墅休息，以此辦法擺脫記者的追隨。次日凌晨，悄悄搭乘專機直飛北京。尼克森於7月6日在堪薩斯城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目的是在季辛吉抵達中國之前，向公眾間接解釋同中國改善關係的原因。在談到中國時指出：中國人是“富有創造性的”“世界上最能幹的民族之一”。正因為如此，“我認為美國政府必須首先採取步驟來結束大陸中國與世隔絕的狀態”。周恩來與季辛吉經過幾次的會談，雙方於7月16日同時發表公告：……獲悉尼克森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森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森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季辛吉首次“波羅”行動之後，中美兩國按季辛吉訪華期間達成的協議，通過新開闢的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保持聯繫。10月20日，季辛吉再次訪華——“波羅”二號行動，為尼克森訪華中美公報協商草案。在季辛吉即將離京前夕，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議案，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驅逐蔣介石代表團，即第2758號決議案。1972年1月3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亞歷山大‧海格率先遣組來華，為尼克森訪華進行具體安排。2月17日，尼克森總統一行人搭乘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離開安德魯空軍基地，開始了自稱為“是一次謀求和平的旅行”的中國之行。21日，專機從上海抵達北京機場，周恩來等黨政軍領導人前往歡迎。尼克森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周恩來在陪同尼克森到國賓館途中，意味深長地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廿五年沒有交往了啊。”毛澤東和尼克森在中南海舉行歷史性會談時，尼克森稱讚毛澤東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澤東巧妙地引出台灣問題，說：蔣委員長說我們是共匪，其實，我們交往的時間比你們長。毛澤東表示了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戰略觀點，即中美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尼克森與周恩來舉行五次會談，在台灣問題上，尼克森表示了美方對台灣問題的五項原則：u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v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w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勸阻日本，使其不進入台灣，也不鼓勵日本支持台獨；x支持任何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不支持台灣當局用任何軍事方法回到大陸的企圖；y尋求中美關係正常化，四年內從台灣撤走軍事人員和設施。但尼克森強調其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難，表示不能馬上丟棄台灣，希望在第二任期解決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周恩來則表示以下觀點：j美方還是一句老話——不願丟掉老朋友。老朋友有好有不好，應該有所選擇；k美方說希望和平解決台灣，我們只能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因為和平解放是兩方面的事，僅我們願意，蔣介石不幹還是不行；l希望尼克森在第二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因為蔣介石已經為時不多了。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上海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公報之首），其中關於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嚴重爭端”——台灣問題，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原則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方面對台灣問題則表示了如下立場：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另外，雙方當時有著促進雙邊關係接近的戰略安全需要。公報用如下含蓄巧妙的方式表達：“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海公報》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樹立了一塊意義不可磨滅的重要里程碑。隨著尼克森訪華之後，中美關係正在進一步步向正常化的方向邁進。1973年初，尼克森連任總統。3月，兩國決定互設聯絡辦事處。11月，季辛吉再度訪華，獲得毛澤東接見。由於美國國內爆發“水門事件”，尼克森於8月辭職，使得尼克森的諾言未能兌現。福特繼任總統後，曾表示要繼續執行尼克森的對華政策，在任期內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1974年11月，季辛吉再度來華訪問，與鄧小平副總理會談(周恩來病重住院)。季辛吉向中國方面解釋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兩個難處：u美國考慮按照所謂“日本模式”解決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但要在台灣設“辦事處”v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台美軍，但希望中國能聲明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台防禦關係。對於福特政府在台灣問題立場上的倒退，中國方面有自己的原則：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問題是不能作交易的。美國的此項建議不是什麼“日本模式”，而是在搞“一中一台”。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搞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中國對此是不能接受的。中國堅持：中美關係正常化要以“三原則”為前提，即：美國必須同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廢除同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和從台灣撤出一切軍事力量。在美國斷交、廢約、撤軍之後，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這是中國的內政，用何種方式解決這一問題，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中美建交與台灣問題】1977年1月，民主黨吉米‧卡特入主白宮。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范錫訪華。在與外長黃華的會談中，向中國方面表示：卡特總統授權他來探索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途徑。只要我們能夠尋求一個基礎，不致危害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並能使非正式的接觸得以繼續，那麼，總統就準備使關係正常化。《上海公報》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因此，美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國同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即將終止，同時美國將從台灣撤除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通過一項非正式協定，讓美國政府繼續留在台灣。范錫還稱：美國將在適當時候發表一項公開聲明，表示其對和平解決的關注，要求中方不否定這一項聲明，也不要發表有關以武力解放台灣的新聲明。中方則重申中美建交三原則，如果台灣問題不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將推遲。隨著蘇聯繼續對美國的挑戰，再加上中國決定加速經濟發展，卡特政府逐漸感覺到早日實現關係正常化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以布里新斯基等人所倡導的路線(傾向加快發展中美關係)也就逐漸得到白宮的重視。1978年5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新斯基一行10人訪華。關於台灣問題，布的談話總結為三點：u卡特總統準備“在國內負起政治責任來解決我們雙方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雙邊關係上，美國所依據的仍然是《上海公報》，仍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問題如何解決，那是你們的事情。v但同時，某些國內問題和歷史遺留問題還“很複雜、很棘手，有些還很動感情”。因此，美方“必須設法找到某種方式，使我們可以表示我們希望和期待台灣問題能獲得和平解決。當然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內政”。w美方希望“讓人看到美國人是講信用的，雖然我們現在正繼續並加速從台灣撤軍，但是美國還是要在遠東待下去，以免造成人心浮動，而為我們的共同敵人所用。在解決關係正常化問題時，以及在我們同台灣人民的關係的歷史性的過渡時期規定一系列關係時，都要考慮到這一點”。“我奉命向你們確認美國接受中國的三條，並再次肯定美國上屆政府向你們所講的五點。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了。”布建議雙方從下個月開始正常化問題的秘密談判，鄧小平立即代表中方表示同意。7月，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開始。美方主要通過三個渠道同中國接觸：j在北京舉行關係正常化談判，雙方代表為駐華聯絡辦事處主任伍德科克與黃華k布里新斯基同柴澤民與韓敘在華盛頓接觸，布不涉及正常化的具體問題，向中方表述的主要是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此渠道的主要目的是使中方確信美國是真心真意要同中國建立長期的戰略夥伴關係。美方希望這將有助於使中國在台灣問題的處理上更加靈活l郝爾布魯克同韓敘接觸，主要是接收中方對美國的任何抗議照會，特別是有關台灣問題的爭議。10月中旬，卡特作出兩個重要決定：u美國暫不考慮同越南建交v接受奧森柏格和布里新斯基的主張，決定給中方一份宣佈中美建交的公報稿，還將日期標為1979年1月1日。此時，國際和雙方國內的政經形勢都要求中美兩國領導人抓住時機作出戰略抉擇。當時蘇聯越南簽訂了同盟條約，中越關係惡化，越南在中越邊界不斷挑起事端，中國正考慮對越南進行有限的自衛還擊。為了牽制蘇聯，中國需要通過同美國改善關係而增強自己的地緣依托。就中國國內而言，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正值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政治局認真討論了鄧小平的歷史性建議，即將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構想，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中國需要加強同美國的經濟和技術聯繫，而美國亦需要進入極富有潛力的中國市場。時代在呼喚兩國政治家當機立斷，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一環。12月13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雙方就中美建交中的最艱鉅的若干問題達成協議或同意保留分歧，中美雙方同意建交。建交後，美國將同台灣保持經濟和文化關係。美方表示希望台灣問題最終能夠和平解決，希望中方對其聲明不作公開批駁。鑑於美方要求共同防禦條約於1979年底自動終止，鄧小平要求美方在條約仍然有效這一年內不向台灣出售武器，並欣然接受邀請訪美。15日，鄧再次會見伍，中國對美國頑固堅持建交後繼續對台售武表示了堅決的反對。鄧說：在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不要影響中國爭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對台售武，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設置障礙；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至此，美國政府接受了中國方面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則，兩國決定於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
           【《中美建交公報》與台灣問題】中美雙方通過多次協商所達成的協議以三個文件形式予以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正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商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利堅合眾國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重申上海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的各項原則，並再次強調：
—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美利堅合眾國承認(英文文本acknowledge)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雙方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將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換大使并建立大使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第二份公報)
【美台非官方關係的建立】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將美台即將斷交的消息告知國府，蔣經國提出強烈的譴責、抗議，台灣發生了抗議示威遊行。美國國務院為了安撫台灣當局，於23日向台灣當局作了五項保證：u美國仍然認為台灣有國際人格身分v美國未承認中共對台灣擁有主權w美國繼續在台灣保持外交以外的全面關係，說明對台灣的重要承認x美國與台灣關係的基礎仍是原有的58項條約，美國將就此另行立法y美國將以新的交流形式來取代原有外交代表機構。美台雙方幾經周折談判之後，達成四項協議：j雙方業已存在的條約和協議，除了共同防禦條約以外，將全部有效k美國向台灣的防禦性軍售將繼續l雙方同意建立新的機構協調上述關係(即美國在台協會和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m上述新機構及其個人將被賦予使其能夠行使職能的必要特權與豁免權。當卡特政府作出中美建交的決定後，一向以親台反共著稱的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糾結24名議員向華盛頓地區法院提出告訴，指控卡特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違反憲法的行為，經過法院判決原告勝訴。經政府向聯邦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上訴，法院否決了一審判決。高華德等人繼而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判決最後解除了高等人對卡特總統的起訴，一場歷時一年之久的政治風波遂告一段落。1月26日，美國國務院稟承卡特旨意，向國會提交了《台灣授權法案》，內容主要是涉及美國將以何種方式處理其與台灣的關係。在國會審議的過程中，提案的名稱改為《與台灣關係法》，參眾兩院相繼表決通過該法案。4月10日，卡特簽字批准了《與台灣關係法》。該法在以下三個方面對中國的利益構成的危害最大：（一）、該法關於安全問題的條款違背了中美建交公報精神。第二條表述該法的宗旨—(甲)款稱“鑒於總統已結束美國和它在1979年1月1日前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的政府關係，國會認為有必要制定本法”。此舉有兩個目的：(1)“以幫助維護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和穩定”；(2)“通過授權繼續美國人民同台灣人民之間的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乙)款將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決定說成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將“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並決定“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二）、該法第三條：(甲)為促進本法第二條規定的政策，美國將向台灣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禦物資和防禦服務。(乙)總統和國會應完全根據他們對台灣的需要的判斷並依照法律程序來決定這類防禦物資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對台灣防禦需要作出的這類決定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為了向總統和國會提出建議所作出的估計。(丙)茲指示總統將對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威脅並由此而產生的對美國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險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任何這類危險的適當行動。……
當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後，中國外長黃華約見美國駐華大使伍德科克，就該法多處違反中美建交協議，申明中國的原則立場，指出：在中美建交時，美方已經明確承諾“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非官方關係”。可是，該法案“卻在一系列問題上違反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以及美方的承諾，實質上是企圖在某種程度上保持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繼續干涉中國內政，使美台未來關係具有官方性質”。這是中國政府所不能同意的，對剛建立的新關係是很有害的。卡特總統簽署該法案時，說“該法與我們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係正常化時達成的諒解是一致的。它反映了我們承認該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稱“國會在這個立法的若干部份(指軍售)明智地給予總統一斟酌餘地”。日後，他將以同中美建交協議“相一致的方式”來行使此種“斟酌權”。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與台灣關係法》的最本質的一個問題，就是“實際上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4月28日，中國外交部正式向美國駐華使館提出抗議照會。美國使館於7月6日給中國外交部發來覆照，覆照稱：美國將遵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各項諒解，照會為美台關係法引起中國政府的關切表示遺憾，並解釋該法的宗旨只是通過調整美國的法律，以容許維持同台灣人民的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方照會還就中方照會對《與台灣關係法》的某些條款分項進行了解釋：u該法“並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而且事實上提到同台灣當局的政府關係已告結束”。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而該法“沒有一處與以上事實相矛盾”。v關於美台之間的條約和協定，該法的規定是：“除了‘共同防禦條約’外，美台之間的各項條約和協定在作出取代性的安排以前將繼續有效。”這只是“把我們在關係正常化時說過的話付諸實施”。w該法“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所表示的期望”也是同中美建交聲明“相一致的”，該法“根本沒有使美國承諾在台灣問題上採取軍事行動”。x關於對台軍售，美國的立場是“在‘共同防禦條約’于1979年12月31日期滿後，我們將向台灣出售經過仔細選擇的、數量有限的防禦性武器”。……
【雷根“新現實主義”與《八‧一七公報》】1980年11月，共和黨雷根擊敗卡特，當選第40任美國總統。雷根政府在外交上作了較大的調整，批評卡特政府外交政策“軟弱、猶豫不決”。他入主白宮之後，在以下三個方面顯示了與前任的不同：j對蘇聯必須堅決推行“遏制”政策k以實力求和平，重整軍備、重振國威l對外政策中意識形態成分增強，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企圖溢於言表。在雷根執政時期，美國軍事戰略的調整包括以下特點：u發展核戰略防禦體系，即星戰計劃(SDI)，研發、部署新式武器。美國對蘇聯政旨在取得“一箭三鵰”的目的：j增強美國國防力量k刺激美國工業和科研l引誘蘇聯就範，進入與美國的新一輪軍備競賽，憑藉美國雄厚經濟實力拖垮蘇聯。v用“新靈活反擊”方針取代“一個半戰爭”。w準備從事“低強度戰爭”(low-intensity conflict)。第二任任期的雷根政府因蘇聯領袖戈巴契夫連續發起和平攻勢，而調整了對蘇強硬政策。雷根入主白宮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改變了美國原先對中國戰略地位的估計，主張抬高美台關係，並堅持向台出售更高一級的武器。因此，成為此期間影響中美關係最為嚴重的問題，中美雙方就對台售武問題展開了談判。1982年7月14日，美國駐華大使恒安石向中方遞交了美國的公報草案。同時，美國政府還向台灣當局作出六項保證：u美國不會同意設定期限停止對台售武v美國不會同意就對台售武問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事前磋商w美國不會同意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扮演調解人的角色x美國不會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而重新修訂《與台灣關係法》y美國並未改變其對台灣主權問題的立場z美國不會對台施壓，迫使其與北京進行談判。
                【八‧一七(軍售)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第三份公報
    中美兩國政府於1982年8月17日發表了聯合公報，共以下九條：
                (一)、在建交公報中，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此範圍內，雙方同意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繼續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在此基礎上，中美兩國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二)、美國對台售武的問題在兩國談判建交的過程中未得到解決。雙方的立場不一致，中方聲明在正常化以後將再次提出此問題。雙方認識到此一問題將會嚴重妨礙中美關係的發展，因而在趙紫陽總理與雷根總統以及黃華外長與海格國務卿於1981年10月會見以及在此以後，雙方進一步就此進行了討論。(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是指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上海公報確認了這些原則，建交公報又重申了這些原則。雙方強調聲明，這些原則仍是指導雙方關係所有方面的原則。(四)、中國政府重申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1979年1月1日中國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宣佈了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1981年9月30日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是按照這一大政方針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進一步重大政策。(五)、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它與中國的關係，並重申它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國政府理解並欣賞1979年1月1日中國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和1981年9月30日中國提出的九點方針中所表明的中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台灣問題上出現的新形勢也為解決中美兩國在美國對台售武問題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六)、考慮到雙方的上述聲明，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對台售武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對台售武，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在作這樣的聲明時，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七)、為了使美國售台武器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最終得到解決，兩國政府將盡一切努力採取措施，創造條件以利於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八)、略 (九)、略。
                公報中的“長期”、“一段時間”和“最後解決”等問題從概念到表述上，雙方存在分歧點。中文本關於美方的承諾時，表明“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而英文本中卻是“In so stating，the United States acknow- ledges China’s consistent position regarding the thorough settlement of this issue”。關於“最後解決”的“問題”的含義，英文本為“the issue”。按中方的正確理解，此處條文所指的是美國“最後停售”武器；而美方後來解釋的卻是，該條文所指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即美國對台軍售問題的終止之日要待台灣問題“最終解決”之時。換句話說，只要台灣問題不解決，美國就要繼續對台售武。從而為其蠻橫干涉中國內政，向台灣無限期售武尋找法律依據。
               （四）冷戰後的中美關係與台灣問題——“超越遏制”戰略與中美關係                     【蘇東劇變與兩極格局的瓦解】1988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喬治‧布希當選第41任總統。布希入主白宮之後，對美國對外政策進行了重大的歷史性調整。這是因為：80年代以來，國際形勢特別是蘇聯和東歐國家局勢發生劇變。這些劇變猛烈地動搖了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格局，即由雅爾達會議確定的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對立“兩極”的國際關係體系。在這一歷史關頭，中美關係亦歷經種種曲折，而這一切正是在下述“國際大背景”之中發生的。旨在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蘇東劇變中以波蘭的演變最為典型。1989年6月，曾因鼓吹自由選舉而被取締的團結工會在華勒沙領導下，在波蘭國會大選中大獲全勝，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竟無一人當選。隨著由團結工會組閣的聯合政府的成立，波蘭政體發生了由量變到質變的變化，喪失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匈牙利的變化有兩個標誌，一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納吉問題得以重新評價；另一是隨著1989年4月反對派圓桌會議的出現，多黨制和自由化進程加速。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14次非常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通過決議，將黨綱中的社會主義等詞刪去，改名為匈牙利社會黨。決議認為“迄今的社會主義概念和斯大林主義制度”已不適於趕上世界發展的潮流，將國名由匈牙利社會主義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捷克的變化亦是十分迅速，1989年11月中旬，首都布拉格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繼而演變為全國總罷工。捷克共產黨雅克什等領導人無法控制局面，只有宣佈總辭。國會決定修改憲法，取消了有關共產黨在捷克領導作用的條款。保加利亞的政治變革較晚。1989年12月，保共中央舉行特別全會，數名政治局委員被解職，前黨總書記日夫科夫被開除黨籍。新任總書記宣佈次年將舉行自由選舉，取消憲法關於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款。而在民主德國(東德)因大批居民逃往西柏林及西德，示威遊行活動與警察多次激烈衝突，造成民心浮動與政局不穩。1989年底，以克倫茨為首的163位黨中央委員會集體辭職，前領導人何內克等人被開除黨籍及將接受審判。西德總理科爾於1989年11月在國會正式提出為建立德意志聯邦制定的十點計劃，提議通過自由選舉以實現德意志民族的統一。11月，柏林圍牆被拆除。1990年10月3日，德國舉行統一慶典。德國的統一徹底打破了雅爾達體制。結束了數十年來美蘇在歐洲分治的時代，其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等問題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新思維”到蘇聯解體】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發生了鉅大變化。戈巴契夫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並且提出“新思維”，這在蘇聯是數十年歷史上一件大事。“新思維”的世界觀與方法論與從前蘇共領導迥然不同，國際上一度稱“戈巴契夫現象”。“新思維”的內容包括：j世界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體，政治、經濟上人類需要相互依存k國家間應遵循自由選擇的原則l全人類的利益高於階級利益，即全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m核戰爭威脅人類的生存，世界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防止核戰爭n國際社會中的公理就是保障普遍安全，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決和裁軍，而不是軍備競賽。在“新思維”理論的指導下，蘇聯的改革大致經過以下幾個階段：u1985年3月，戈巴契夫任蘇共總書記。改革的方針是完善社會主義，對內發展生產力，對外謀求緩和；然而，蘇聯加速經濟發展的戰略未取得任何進展。v從1987年起，戈巴契夫逐漸認為經濟改革進行不下去的原因是政治阻力太大，力圖進行政治改革，以掃清障礙。政治改革的實質是“革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在對外關係上，“全人類價值高於一切”的“新思維”逐漸使其在意識形態上向西方靠攏。w從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蘇共廿八大，戈巴契夫在新的反思後，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趨同論”。他認為資本主義仍具“強大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吸取了社會主義的經驗”。因此，社會主義吸取資本主義的“成功經驗”是“順理成章”的。蘇聯逐漸在改革的實踐中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權力中心從蘇共政治局轉移到新的最高權力機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並實行總統制。政權機構實行了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在對外關係方面，對東歐劇變、德國統一等重大問題上採取了同美國和西方合作的態度。x從1990年7月到1991年4月，蘇聯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競爭激烈，鬥爭集中在新的改革方案上。激進派經濟學家沙塔林提出了500天過渡到市場經濟的綱領，但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主張速度較慢的改革計劃。戈巴契夫暫時向傳統派靠攏，蘇聯和西方的關係因而停滯不前。y從1991年4月到8月，蘇聯一邊推行經濟改革，一邊要求西方全面介入，在政治上幫助蘇聯進行體制改革。在戈巴契夫認可下，激進派經濟學家亞夫林斯基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聯手推出“希望協定”的改革計劃。大致設想在七年之內，蘇聯和西方七大工業國採取一致或平行舉動，使蘇聯逐步放開價格，擴大私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成分，最後完成向市場經濟機制的轉化，使蘇聯經濟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然而，蘇聯經濟中的問題可以說是積重難返的。經濟衰退的原因有三：j體制僵化k封閉和對外不開放l與經濟實力嚴重不相適應的過度的軍備開支。改革的失敗又使得國內長期掩蓋的民族矛盾逐步暴露出來，並且愈演愈烈。經濟基礎的不穩定還導致加盟共和國獨立和分離的傾向。蘇聯內部鬥爭逐漸變成三大派別之間愈演愈烈的權力鬥爭。8月19日清晨，副總統亞納耶夫宣佈由其本人履行蘇聯總統職責，宣佈成立由他本人、總理、內務部長、格魯勃(KGB)主席和國防部長等人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八一九」事件。在「八一九」事件中，由於葉爾欽在扭轉局勢中的戲劇性作用，蘇聯權力中心逐漸向葉爾欽領導的俄羅斯共和國傾斜。與此同時，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佈獨立，蘇聯解體為15個國家。12月18日，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個斯拉夫共和國在明斯克宣佈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或獨立國家國協，簡稱獨聯體)。21日，除喬治亞外的11國在阿拉木圖達成組成獨聯體的協議，同時宣佈蘇聯不復存在，由俄羅斯繼承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25日，戈巴契夫宣佈辭去蘇聯總統職務。同日，鐮刀斧頭紅旗落地，宣告了已有近70年歷史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徹底完結。蘇聯解體的消息傳到美國之後，美國總統布希宣告：“40年來，美國和西方一直從事與共產主義的鬥爭，”而現在“這場衝突結束了”。蘇東劇變對世界格局及其未來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深刻和廣泛的。從國際戰略宏觀角度來看，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u隨著冷戰的結束，原來超級大國為爭霸世界而引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幾乎不復存在，“和平與發展”問題愈加突出。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競爭也多轉移為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v在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一些國際組織中，原來以東西方兩大陣營分庭抗禮的局面已經結束。對世界安全事務有特殊影響的聯合國安理會，其常任理事國的政治觀點態勢也由於世界格局的變化而重新組合。w隨著兩極對峙格局的瓦解，一些原來難以解決的問題變得相對容易，例如歐洲一體化進程。一些區域衝突因各派手中無蘇聯牌可打，妥協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新的世界格局在形成過程中又出現許多新矛盾，發展前景仍存在未定因素。x冷戰結束後，美國國際地位相對加強，成為唯一超級大國。但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又使美國難以實現其領導“世界新秩序”的夢想。y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落入最低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將加緊對外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面對國際關係格局歷經戰後最深刻的變化之際，中國外交及時作了相應的調整，採取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以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超越遏制”戰略與中美關係嚴重倒退】1989年5月12日，美國總統布希提出了被人稱為“超越遏制”(Beyond Containment)戰略，包括以下幾項內容：j將蘇聯納入國際社會中k軟硬兼施，促進蘇聯體制上的變革。美國企圖以經濟援助為誘餌，以換取其在戰略安全方面更多的優勢，換取蘇聯在政治多元化方面發生更多的變化。l加緊對蘇聯和東歐的和平演變。從某種意義上講，與戰後美國“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時期的“遏制”政策相比較，“超越遏制”目標更大、更遠。“遏制”戰略目標僅是從所謂“鐵幕”的外圍構築起一條防線，從而阻止“共產主義勢力”向國際上的擴張。而“超越遏制”的戰略目標則不僅僅是要防範蘇聯，而是要將戰場滲透和擴展到蘇聯的勢力範圍，其目的是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在手段上以軍事威攝為後盾，通過經濟、外交和政治等手段，促使蘇聯和東歐從內部發生“政治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轉變，實現“不戰而勝”。1990年9月11日，布希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美國全球戰略新構想。其主要內容和特點是：u聲稱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標是在實現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v強調美國在世界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且此地位是無可取代的w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強調多邊合作，而不是單獨行動，期待盟國公平分擔責任和義務x在新秩序中，強調在世界範圍推行美國和西方的價值觀和思想體系，以最終建立一個政治和經濟自由、人權與民主制度盛行的國際體系y美國對聯合國作用的發揮予以更多的關注z為維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美國軍事戰略的重點是防止和對付足以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突發事件。在1991年2月美伊波斯灣戰爭結束後，布希更進而聲稱世界新秩序是向美國尋找榜樣、從美國的理想中獲得希望、實現自由國家理想的必由之路。而實現新秩序的最基本條件已經具備，這就是遏制共產主義的戰爭已經結束，隨著冷戰的結束，我們看到了建立新秩序的各種機會。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美國政府於6月5日及20日兩次宣佈對華制裁措施，中美關係出現歷史性的大倒退。此後，美國又發生一系列對華不友好的舉動。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鄧小平綜覽全局，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美國政府雖然採取了一系列對華制裁措施，但布希並不希望兩國關係完全破裂。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天，國務卿貝克就與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在華盛頓進行過接觸。7月，布希還派遣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史考克羅和副國務卿伊戈柏格秘訪北京。7月31日及9月28日，貝克與中國外長錢其琛先後舉行會晤。10月2日，錢其琛應邀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講，指出中美關係正處在十字路口，提出改善中美關係的四點建議：j要承認和尊重差異，尋求和發展共同點k不能把另一國的國內政治作為恢復和發展關係的先決條件l要努力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m處理好台灣問題十分重要。在中美兩國關於“誰先走第一步”的問題上處於僵局時，尼克森與季辛吉先後於10月下旬和11月初訪華，起到了為兩國政府最高領導人傳話的溝通作用。一方面考慮到中方“解鈴還須繫鈴人”的立場，另一方面權衡美國自身的戰略利益，布希決定再度派遣特使史考克羅和伊戈柏格以向中國領導人通報美蘇首腦會議的名義再度連袂訪華。此次訪問之後，中美雙方都根據各自的國內情況為恢復中美關係採取了積極措施。然而，中美關係仍十分脆弱，改善與進展十分有限。美國國會議員還在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上大作文章，其次，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案》、《中國留學生保護法》及出售F—16戰機予台灣，以干涉中國內政。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美國與西方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制裁，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出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最大的倒退和最嚴重的惡化，其原因有以下幾個因素：u國際戰略安全因素—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形勢發生鉅大變化，中蘇、美蘇關係相對緩和，中美共同對付蘇聯(聯華制蘇)的戰略利益減少。隨著東歐劇變、兩德統一、華沙公約失效、蘇聯解體，雅爾達會議後形成的兩極世界格局不復存在。舊均勢的打破對國際關係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在中美關係中，美國在制定對華政策中理想主義成分上升。在這種國際大氣候下，中國發生1989年「六四事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繼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中美關係倒退到了關係正常化以來最低點。(主因)v意識形態因素—冷戰結束後，中國成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一社會主義大國。由於中美兩國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更易於明顯地暴露出來或發生衝突。w經貿因素—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兩國貿易得到很大的發展。中國成為美國第14大貿易夥伴，美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對美國貿易出現大量順差，加上美國經濟出現蕭條，使美國在尋找自己經濟發展緩慢之原因時，將目光對準了包括中美貿易在內的一些領域，歸咎於中國市場不開放、貿易保護主義、對美商品傾銷及智慧財產權的未保護等等問題。x美國國內矛盾在對華政策制定中的反應—「六四事件」以前，白宮和國會在對華政策方面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以後，兩者的分歧漸大。除了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矛盾之外，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矛盾也在對華制裁的制定上得到突出地表現。y台灣問題被美國政要當成牽制中國的一張牌，成為影響中美關係最為嚴重的問題。                                                       （五）一個中國‧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和平解決(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第三階段)
                 【“參與和擴展”戰略和中美關係】1992年11月3日，代表民主黨的柯林頓擊敗布希，當選為美國第42任總統，1996年競選連任成功。在柯林頓主政期間，國際各種政經勢力繼續重新分化和組合，一種新的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已初見端倪。美國對外政策經過數次調整之後，逐漸定位為“參與和擴展”戰略。1993年1月13日，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闡述柯林頓政府將採取的外交政策，強調美國對外政策的延續性，表示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把發展經濟、加強軍事力量和支持民主運動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18日，柯林頓在喬治城大學向駐華盛頓使節團演講時指出：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將建立在三個支柱的基礎上，包括我們民族自身的經濟安全、重新塑造我們的軍事力量及擴展民主價值觀。冷戰結束後，布希對華政策總的呈現了“壓而不裂”的態勢。柯林頓執政後，宣佈了主政後對華政策的首次重大決定，發佈了《關於1994年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條件的行政命令》。作出了基於平衡美國國內政治的對華政策：一方面體現美國商業利益，決定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另一方面，卻附加條件—中國必須在人權問題上“改進”後，美國才可考慮延長下一年度對華最惠國待遇的決定。又進而宣佈建立促進“亞洲民主”電台，企圖對中國“以壓促變”。此後不久，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發表了“從遏制到擴展”的講話，提及美對華政策時表示：“美國使用壓力和制裁手段來推行民主的政策對於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具有特殊意義。中國繼續執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同時尊重本國人民的人權和關於武器銷售的國際規範，是符合美國利益的”。1993年3月10日，第49屆聯合國人權會議上，中國挫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所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狀況”決議草案，截至1997年止，已連續7次挫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議案。由於美國對軍控問題的關注，所謂中國對外軍售的問題一度成影響中美關係的主要因素，甚至幾乎導致了中美關係的失控，例如銀河號事件及所謂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M—11飛彈問題。中美關係的惡化引起了美國朝野有識之士的擔心，日本等國政府也向柯林頓政府建議採取措施不使中美關係破裂。因此，美國政府決定改變其強硬路線，採取同中國“廣泛交往”的政策。11月4日，在參議院外委會作證，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表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挑戰之一就是設法與中國發展一種穩固的關係，美國對華政策是受《與台灣關係法》和三個公報原則指導的，美國將尋求一種平衡政策，沒有理由來確定兩者的輕重。在中美雙方的努力下，11月18—21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柯林頓利用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機會舉行會談。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柯林頓於1994年5月底宣佈續延對華最惠國待遇，並決定在此後一年一度的審議中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
               【美台關係升級‧台海危機‧中美關係的波折】美國國會親台議員因對柯林頓政府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極為不滿，試圖通過立法提高《與台灣關係法》的地位。1993年7月，參議院外委會一致通過由參議員穆考斯基發起的修正案，旨在給該法第三節上增加一款，即取消對美售台武器質量與數量上的限制。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以擔心該修正案會給其對華政策調設置障礙，故表示強烈反對。為緩解國會壓力，公然聲稱《八‧一七公報》“毫不減損美國對台灣提供安全的承諾”，因為“包括本政府的歷屆政府皆確認《與台灣關係法》在法律上優先於1982年公報，前者是美國的法律，後者為政策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聲明：《八‧一七公報》是中美兩國政府間的國際協議，美國政府有義務“按照國際法高於國內法的原則，嚴格遵守並採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國會任何有違這一原則的言行，以維護中美關係”。在國會提升美台關的背景下，柯林頓政府於1994年9月7日，宣佈調整對台政策框架：j美國將與台灣當局進行更高一級的接觸，將允許台灣高層領導過境美國，但不得從事公開活動，每次過境申請將個案處理；k提議通過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一雙方內閣副部長級經濟對話，以及談判簽訂一項貿易投資架構協議；l美國將於適當時機支持台灣加入不限以國家為基本會員單位的國際組織，如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並尋求台灣在一些國際組織中的合法作用和聲音；m美國將允許經濟、技術和商務部門官員訪台，並會見台灣各級官員；n允許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主任等所有職員進入台灣外交部洽公；o允許美國經濟及技術部門內閣成員，透過美國在台協會安排與台灣代表在官署會晤；p允許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及技術事務之副國務卿及以下官員與台灣代表在官署以外地點會晤；q美方同意原台灣駐美機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更名為“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不過，美國對台灣政策維持不變包括：u根據《與台灣關係法》，美國在台協會將繼續為處理雙方非官方關係之機構v為符合雙方非官方關係，美方將不允許台灣最高層領導人訪美w美方不允許台灣方面代表進入美國國務院、白宮及原辦公廳大樓，前述台灣官員與美方會見須在三地以外的場所會晤x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國家為會員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y美國對台軍售政策將沒有改變。中國外交部對美國一系列提高美台關係的措施提出強烈的抗議。美國國會期中選舉，民主黨慘敗。台灣當局利用1994年出訪中美洲機會，在前往哥斯達黎加途中選擇夏威夷過境，以未受到應有尊重為由，拒絕下機休息，以期藉媒體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簽約遊說國會議員向美國政府施壓讓其訪美；邀請李登輝母校康乃爾大學校長法蘭克‧羅茲訪台，以450萬美元捐款用於母校設置“李登輝國際事務講座”獲得邀請函。1995年5月，國會親台議員積極促成李登輝總統訪美，國會參眾兩院以絕對壓倒性票數通過邀請李登輝訪美決議。柯林頓在國會的鉅大政治壓力下，推翻了國務院反對李登輝訪美以符合中美三個公報精神之決定，批准訪美案。5月22日，美國政府公開宣佈同意李登輝訪美的決策。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通報：柯林頓已決定允許李登輝作為尊貴的校友於1995年6月對美國進行私人訪問，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參加康乃爾大學校友會。此決定“是在美國政府修改有關允許包括李登輝總統在內的台灣高級領導人偶爾進行私人訪問的規定之後作出的”。
                中國外交部、全國人大外委會、全國政協外委會分別發表聲明，提出強烈抗議。由於美國政府堅持其決定，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決定包括：推遲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計劃、中止國務委員李貴鮮及空軍司令員于振武對美訪問。柯林頓公開向記者表示同意李登輝訪美是適當的。中國政府決定推遲中美關於導彈及技術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專家磋商，也要求美方推遲要員訪華計劃。6月8日，柯林頓在白宮接見駐美大使李道豫，向其解釋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並不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將發生變化。美國所執行的政策是“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美國所謀求的是發展同中國的建設性關係。10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題目就叫《美國在玩火》。17日，決定召回駐美大使返國述職，美國駐華大使芮孝儉任期屆滿離任回國。7月21—28日，中國在東海公海彭佳嶼附近進行6顆地對地導彈發射演習，8月15—25日在台灣以北90海浬處進行導彈和火炮演習，10月在中國領海舉行諸兵種合成演習。面對中國的強烈憤怒和譴責，美國政府決策層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美國政府不斷傳話希望修復中美關係，中國政府在堅持原則同台獨做針鋒相對鬥爭的同時，也本著有理、有利、有節的精神，採取了一系列回應措施。7月初，季辛吉受白宮之託來華調解。8月1日，外長錢其琛與克里斯多福於文萊會談，這是中美自李登輝訪美以來舉行最高級別的會談。25日，副國務卿塔爾諾夫訪華，就李登輝訪美給中美關係造成的後果與副外長李肇星進行磋商。美方表示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主張，反對台灣獨立、及加入聯合國。美方表示已經認識到此類訪問對中美關係所產生的嚴重影響。今後，美國將更謹慎地處理台灣問題，並將採取措施將台灣領導人訪美嚴格限制在私人和非官方的範圍內，使其符合美台非官方性質的關係。10月24日，江澤民主席借出席聯合國成立50週年特別紀念會議之機，同柯林頓於紐約舉行第三次會晤。江澤民重申中國對美國“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基本政策，柯林頓表示：“對中國孤立、對抗、遏制都不是選擇，同中國進行建設性的接觸才是唯一選擇。”重申美國“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
    1996年3月，台灣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總統直選活動。面對這一形勢，中國人民解放軍於3月8—25日在東海沿岸及台灣海峽舉行導彈發射演習、海軍實彈實兵演習和三軍聯合作戰演習，再次向島內台獨傾向和外國勢力發出警告。演習區域形成鉗形夾擊之態勢，具有重要的軍事和政治象徵意義。美國政府為防止中國軍事演習失控及確保台灣總統選舉不受干擾，決定先後派“獨立”號及“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駛近台灣附近地區國際水域。演習期間，“獨立”號並未駛入台灣海峽，而是停泊在花蓮以東100海浬的洋面上，而“尼米茲”號則揚言3月23日投票日當天要經過台灣海峽。當中國14艘核潛艇全部離港出動後，一部分駛向夏威夷海域，一部分駛向花蓮海域。美軍指揮機構發現艦隊所在海域附近異常狀況後，“獨立”號決定再向東撤退100海浬，“尼米茲”號則未如期駛往台灣海峽，而是經巴士海峽繞行東太平洋返回日本基地。演習一結束，美國不僅立即撤離艦隊，還向台灣當局施加壓力，迫其取消了原定4月份在馬祖進行的“萬平防護射擊”演習和5月份的“漢光12號”三軍實兵對抗演習。美國決定再次調整對華政策以緩和中美關係，並使之轉溫。1996年5月16日，柯林頓發表對亞太政策講話，表達了願意同中國改善關係的願望，重申了美國將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又表示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分歧應該以和平和法制的方式解決。17日，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發表題為《美國利益和中美關係》講話。講話表明：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作出了有利於雙邊關係改善和緩和的調整。美國再次作出“一個中國”的承諾，具體提出對華政策三原則：j支持中國發展成為穩定、開放、成功的國家k支持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l通過對話和接觸解決同中國的分歧。同時，採取必要的行動保護美國的利益。7月6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雷克訪華，表示贊同江澤民提出的處理中美關係的16字原則，一個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7月中旬，柯林頓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坦承92年競選時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發表的言論不妥。11月，柯林頓再次當選美國總統。1997年中美關係最為重要的歷史性事件是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美國總統柯林頓邀請，於10月26日至11月2日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29日，江澤民與柯林頓舉行了正式會談，雙方決定中美兩國將共同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當日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宣佈：……雙方同意，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基礎上處理兩國關係。中方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中美關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美方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1998年6月25—7月3日，柯林頓訪問中國。29日，在上海發表“新三不”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以主權國家身分參加國際組織。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部隊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嚴厲譴責、強烈抗議和憤慨。7月9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電台專訪時，表示“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就是有名的“兩國論”。李登輝此論一出，又引起兩岸關係的緊張，大陸鑑於“兩國論”對兩岸關係和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嚴重破壞性、危險性，不得不在政治和軍事上迅速作出更加堅定的鬥爭。“兩國論”一出籠，美國政府迅速作出表態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國務院發言人魯賓在12日、13日記者會兩度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再次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並批評李登輝的講話對兩岸對話沒有好處。副發言人弗利在12日新聞發佈會也表達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聲稱“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是長期一貫的、眾所周知的”、“美國的政策並無改變，仍然是一個中國政策”。白宮發言人指責台灣事先未知會美國即發表如此具挑釁性的講話，指出一個中國政策符合美國的利益，重申“三不”的政策，美國政府對台灣未來的立場是“清楚而且不變的”，台灣的未來“將由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來解決”。18日，柯林頓主動與江澤民通電話，重申美國政府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強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沒有改變，並表示中美兩國關係非常重要，不能受到破壞。20日，他再次表示美國強烈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強烈支持台海兩岸進行對話。21日，《華盛頓時報》頭版以橫跨全頁的地位報導“美國考慮切斷對台灣軍援”，該報透露美國政府以有此考慮，以表達對“兩國論”的不悅。22日，在白宮舉行記者會時還明確表示“中國會用長遠的眼光看統一問題，也明瞭台灣存有不同的制度，也願意找方法配合，就像他們對待香港那樣，而且可能更進一步”。27日，國務卿富爾布萊特與唐家璇外長於新加坡會談，重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柯林頓總統的“三不”聲明，要求台灣當局做出“令人滿意的澄清”。9月，江澤民與柯林頓在紐西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柯表示李登輝的“兩國論”給中美兩國都製造許多麻煩，並重申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200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小喬治‧布希擊敗民主黨候選人高爾，入主白宮。布希上任後的對華政策又向台灣傾斜，首先修正美中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變為中國是美國的潛在競爭對手。4月1日，在中國南海經濟海域發生美國EP-3偵察機與中國軍機擦撞事件，繼而大舉售台軍火，再度使中美關係出現緊張而倒退的狀態。後來，發生震驚全世界的「九‧一一」事件，在美國本土紐約發生了以賓拉登為首的“蓋達”恐怖組織劫持民航機衝撞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大廈。因此，美國政府基於國際「反恐」戰略的需要，需要中國在國際「反恐」事務上的合作，決定修補中美關係，願意同中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2002年10月25日，江澤民應邀至美國訪問，在德州克勞福農場與布希會談。布希明確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灣獨立。隨著中共「十六大」落幕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領導班子產生。2003年6月1日，新任中共總書記暨國家主席胡錦濤藉著正在法國埃維昂出席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議機會，會見了美國總統布希。布希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反對台灣獨立。2003年夏天，陳水扁為了2004年總統選舉，又拋出公投議題，擬就核四存廢、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等議題舉行公投，再次引起中共與美國的嚴重關切與批評。2003年9月28日，陳水扁宣稱2006年要催生台灣新憲法、公投制憲，2008年正式實施新憲法，使台灣成為正常的、完整的國家。以台灣正遭受中共飛彈威脅為由，提出要引用公投法的防禦性條款，在2004年3月20日總統選舉投票日舉辦防禦性公投，公投議題定為要中共撤除飛彈與放棄對台用武。中共總理溫家寶利用2003年12月10日訪美時積極開展對美工作，向美國總統布希表明中共不惜一切代價制止台獨，致使布希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反對中國或台灣單方面作出任何改變現狀的決定，也反對台灣領導人準備作出單方面決定以改變現狀的講話和行動。”2004年3月20日，陳水扁在疑雲重重的“三‧一九槍擊事件”及地方割喉戰中，以51.1%選票連任總統,繼續四年的執政，引發泛藍選民在凱達格蘭大道聚集示威抗議，並訴諸司法途徑解決選舉爭議。4月21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舉行的“台灣關係法：未來25年”聽證會上，將美國現在及未來對台核心政策歸納為五個方面：一個中國政策維持不變、兩個不支持(台灣獨立‚片面足以改變台灣現狀)、三個不允許(中國使用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當局未經美國同意下主動挑釁中國ƒ兩岸雙方改變不統不獨現狀的言行)、四個理由售台武器(中美建交之舉是基於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ƒ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五點提示(兩岸間有發生戰爭的危險‚如陳水扁搞“台獨”必惹來戰爭ƒ如台海發生戰爭，美國被捲入的機會很大„美國將兌現協防台灣的承諾…美國協防台灣是有限度的)，並“以罕見的嚴厲措辭”發出四個警告(陳水扁要“自我克制”‚美國不歡迎陳水扁等人赴美“訪問”ƒ兩岸對話是必要的，台灣當局不能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解讀成一張抗拒兩岸對話的空白支票”„美國有可能不支持台灣當局“修憲”)。4月22日，副助理國務卿戴利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對話會議上，稱不反對台灣海峽兩岸現狀出現改變，前提是“任何改變都必須是在和平及得到台海兩邊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美國白宮與國務院對中國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五‧一七聲明”指責是“語帶恐嚇”，對陳水扁五‧二O就職演說評論為“負責任且具建設性”。7月30日，布希總統同胡錦濤主席通電話，重申美方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三個聯合公報、不支持“台獨”，美方的這一立場不會改變。9月30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回答媒體詢問時表明：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不能只顧及台灣人民，而是兩岸人民能不能接受。10月7日，布希總統同胡錦濤主席通電話，重申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反對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11月20日，美中兩國元首利用出席智利聖地牙哥亞太經合會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機會，布希總統向胡錦濤主席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不支持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和宣佈“獨立”的言行，不會向台灣當局發出不一致的信號。10月25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問中國，向胡錦濤主席表明美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任何走向“台獨”的行動。另外，鮑威爾在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說：“台灣並不是獨立的，它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那仍然是我們的政策、堅定的政策。”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網(CNN)國際頻道專訪時，重申美國希望兩岸和平對話的立場。他說：“我們要看到雙方不採取單方面的行動，那樣會損害最終的結果—各方正在尋求的統一。”國務院例行記者會，副發言人艾瑞里被問到卿鮑威爾的說法是否代表美國政策是否有變時，艾瑞里稱不應該將鮑威爾的說法解讀為預設立場或在暗示美國有意改變長久以來的立場。艾瑞里強調美國並沒有為未來可能的選項預作判斷，兩岸經由對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才是鮑威爾談話的重點，鮑威爾只是非常坦率地加重了語氣，鼓勵兩岸對話，其有關台灣“主權”的說法只是客觀陳述事實，並不是在作詮釋。12月，台灣立委選舉進入激烈的選戰期間，陳水扁在造勢場合中，不斷地提出“駐外使管及國營事業正名”、“更改國民黨徽、國徽”、“追討國民黨黨產”等辛辣話題，前者卻迅速遭到美國以可能片面改變台灣現狀而反對。12月20日晚，布希總統同胡錦濤主席通電話，布希表示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的立場是明確的，重申美方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美方反對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的言行。
【叁】49年後中共對台政策的演變歷程
【前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美國政府3日宣佈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毛澤東於12月6日訪蘇，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標誌著中共外交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面倒”政策的正式實施。新中國成立及中國大陸大部分領土被解放後，中共就在積極準備“解放台灣”。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將新中國“當前的總方針”確定為：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鬥爭到底。
【武力解放台灣—49年後中共對台政策第一階段】1949年10月24日，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在解放廈門後，第28軍軍長朱紹清、政委陳美藻指揮7個團2萬兵力，發動解放金門戰役。在“有幾個人打幾個人的仗，不等待，不猶豫，向裡猛插”的戰術要求下，分頭向國軍陣地進攻，苦戰至27日全軍覆沒。金門之役失敗的原因有：輕敵、渡海作戰不熟悉、敵眾我寡。自此以後，解放軍停止了對金門、馬祖的軍事進攻，是出於以下考慮：從地緣政治學來講，為台灣保持一塊與祖國大陸聯繫的橋樑，保持祖國領土的完整性；為台灣同胞保持一塊遙望祖國大陸的落腳點，台灣同胞可以通過金、馬遙望神州，寄託思鄉之情；也是間接承認將台澎今馬地區暫時交由國民黨當局管理，為最終中國人自行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條件。1950年4月30日，海南島解放。5月，先後解放東山島和舟山群島。正當解放軍緊羅密鼓、積極準備解放台灣之際，6月25日，韓戰爆發。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也要求台灣國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海攻擊，並宣佈“台灣地位未定論”。28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指出，美國行動“暴露了自己的帝國主義面目”。他稱：“杜魯門在今年1月5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證明那是假的，並且撕毀了美國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定。”周恩來外長也發表了《關於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的聲明》：“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
”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不管美國帝國主義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且已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後的現狀所肯定。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中解放台灣而奮鬥到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走狗蔣介石的中國人民，必能勝利地驅逐美國侵略者，收復台灣和一切屬於中國的領土。”自1950年至1954年，國府對大陸沿海地區多次進行軍事突襲，其中較大規模的有41次，動用總兵力達13萬人次。尤其是美國艾森豪總統決定“放蔣出籠”，宣佈解除杜魯門制定的台灣海峽“中立化”限制，允許國軍對大陸採取自由行動。針對美蔣的軍事合作行動，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意識到如果再不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無疑會給世人留下“中國有意放棄台灣”的錯誤印象，無疑會給西方反華勢力留下從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活動的藉口。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致電正在返國途中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軍事和政治合作圖謀，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解放台灣》：“中國人民再一次向全世界宣佈：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偉大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侵犯我國領土主權完整的事情存在。如果誰要頑固地這樣做去，誰就要得到應有的後果。”9月3日，解放軍開始第一次炮擊金門的行動，可被視為是《孫子兵法》所講的“上兵伐謀”的行動，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台灣問題固定化、探測美國防衛台灣的範圍及底線、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12月2日，美台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5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不解放台灣決不罷休》的社論。8日，周恩來外長發表聲明，指出該條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的一個嚴重挑釁。中共決定通過一定軍事行動以顯示維護祖國統一問題的意志和決心，反對美國使台灣海峽現狀固定化的陰謀。1955年1月10日，解放軍轟炸大陳島，15日，攻佔一江山。在美國建議下，2月7日，國府決將島上軍民在第七艦隊護航下撤回台灣。22日，解放大陳島。
【以武力方式為主以和平爭取工作為輔—49年後中共對台政策第二階段】50年代初，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方興未艾，許多亞非國家已經獲得獨立或正在努力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與新殖民主義的干涉。這些國家希望建立國際間平等合作新秩序，開始在國際關係中凝聚成一支獨立的力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印尼、緬甸、錫蘭、印度和巴基斯坦五國總理決定發起在印尼萬隆召開亞非會議，包括中國在內的25國收到了邀請。1955年4月，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敵視新中國的勢力對中國參加萬隆會議進行了百般阻撓和破壞。11日，中國代表團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從香港飛往萬隆途中，被定時炸彈炸毀墜落。經調查證明該事件與國民黨特務有直接聯繫，在海峽兩岸關係留下新的陰影。然而，周恩來還是親自率團出席會議。在巴基斯坦總理寓所的午餐會上，周恩來就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發表如下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人民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5月31日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擴大會議上，周恩來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標誌著中共的對台政策進入“以武力方式為主，以和平爭取工作為輔”的新階段。1956年1月30日，為開展對台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克農和羅瑞卿負責。1957年4月，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時再次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的問題，應該“力爭和平解放”。1960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只要台灣回歸祖國，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均由台灣當局掌握，所有軍政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雙方互約不派人員做破壞對方的事情。
【第二次金門炮戰—八二三炮戰】為了打擊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囂張氣焰及挫敗美國“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陰謀，毛澤東決定選擇具有戰略地位的金門、馬祖為戰場，同美國、國民黨當局進行一次較量。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一項決定就是確定了炮轟金門、馬祖的作戰方案。23日晚6：30分，福建前線459門各式大炮炮轟金門，爆發“八二三炮戰”。打死澎防部和金防部3名副司令趙家驤、吉星文、章杰及2名美國軍事顧問，擊傷俞大維國防部長。從8月23日到9月3日可說是炮擊金門鬥爭的第一階段，該階段的特點可謂“萬炮齊轟金門”。3日，毛澤東突然命令暫停炮擊金門三晝夜。4日，中國宣佈領海為12海浬。同時宣佈：任何外國機艦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不得進入中國領海及領海上空。此舉顯然是為了以靜觀動，看美國如何動作以弄清美國在台灣和金門馬祖問題上究竟準備介入多深，其長遠的戰略意圖究竟是什麼。蔣介石於8月27日與9月4日兩度致函艾森豪總統，要求美台採取共同行動。艾森豪於4日發表聲明，以台灣和金門同為自由中國範圍，根據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和國會通過的有關聯合決議，已獲授權保衛上述地區。美國一方面威脅中國，另一方面暗示希望恢復已中斷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以同中共政權達成在台灣海峽放棄使用武力協議。6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宣佈準備恢復兩國大使級會談。蘇聯雖事前獲得中國決定炮擊金門的通報，但是赫魯雪夫仍擔心中國軍事行動會就此擴大，從而影響蘇聯與美國關係的緩和，甚至將蘇聯拖入同美國的戰爭。5日晚，蘇聯外長葛羅米科秘密訪華。周恩來向其表示炮擊金門和馬祖並不是要解放台灣，而是對國民黨軍隊施以懲罰，挫敗美國所推行的“兩個中國”政策。7日，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在白天為蔣艦兩次護航。福建前線請示：美軍直接介入是否打？毛澤東指示：照打不誤，但只打蔣艦，不打美艦。如果美艦開火，沒有命令不准還擊。當解放軍炮兵群向卸貨的蔣艦和金門島發起壓倒性的攻擊時，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美國護航艦隊一炮未發，在旗艦指揮下兩次來個180度大轉彎，逃至公海。中共最高決策機構至此掌握了各方的底牌：中美雙方力圖避免直接衝突，國民黨則力圖拖美國下水。9月30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記者會上發表講話，美國打算以讓出金門和馬祖為條件來換取中國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從而在海峽之間確立一條永久的分界線，達到“劃峽而治”、永遠分裂中國的目的。蔣介石不滿杜勒斯的講話，認為國民黨對之“並無接受的義務”。原來中共中央的計劃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收復沿海島嶼，第二步是解放台灣。後來了解美國的動向後，遂決定“把蔣介石繼續留在金門、馬祖沿海島嶼上”。在美國人想從金馬撤軍時，我們不讓其脫身，我們要的是美國從台灣撤軍。中共中央制定的策略是：“談談打打”、“打打停停”，以“加深美蔣之間的矛盾”，最後達到使“美軍不勸蔣軍撤走”的目的。10月6日，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了實為毛澤東起草的《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宣佈暫停炮擊七天。外交部發言人呼籲台灣當局“以和平為貴，以愛國為重”，使“中國人之間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外交部又針對美國鼓吹的“永久停火”建議發表談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之間並無戰爭，無所謂停火。無火而談停火，豈非笑話？”13日，彭德懷下令再停止炮擊兩周，條件是：“美國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21日，杜勒斯匆忙赴台同蔣介石會談。在赴台途中，解放軍又恢復炮擊。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杜勒斯現在到台灣，如果我們不恢復炮擊金門，那實際上是聯美壓蔣。我們炮擊金門，打亂了美國的陰謀，打亂了他的計劃。”杜勒斯的意圖是壓蔣放棄沿海島嶼，造成“劃峽而治”的既成事實。而毛澤東有意安排的恢復炮擊，就給蔣介石堅守金馬一個順理成章的藉口。經過美台雙方討價還價，杜勒斯同意了美蔣聯合公報第二條的措詞：“雙方僉認在當前情況下，金馬與台澎在防禦上有密切之關聯。”而蔣介石則接受了第六款的限制：“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然而，這一使命的基礎在於人心，“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現孫中山之三民主義，而並非憑藉武力”。25日，第二篇毛澤東起草的《告台灣同胞書》宣告：逢單日打炮，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和料羅灣碼頭，以便“使大、小金門、大膽、二膽的軍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應”。文告特別警惕美國孤立台灣和托管台灣的陰謀，提醒台灣同胞“不要屈服於美國人的壓力，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後走到存身無地”，“這些話是好心，非惡意，將來你們會慢慢理解的”。25日以後的炮戰演變為純粹政治意義的行動。通過金門炮戰，海峽兩岸形成了一種對付美國人的“默契”。
【兩岸國共和談秘史一窺】1950年初，中共一方面積極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另一方面也開始對萬念俱灰的國民黨進行勸誘，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原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利用同蔣介石的老關係，開始了秘密行動。周恩來請張治中轉告蔣介石勸其改弦易轍，反共是自取滅亡、痴心妄想，勸其不要反動到底，中共對其還寄予期望。6月1日，蔣經國派李次白秘密前往大陸，試探國共和談問題。正當中共雙管齊下的政策即將獲得成功之際，韓戰卻爆發，使海峽兩岸儘早統一的一次極好機遇被破壞掉了。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再次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主張。1956年5月12日，周恩來再次向台灣發出國共第三次合作實現中國統一的呼籲。7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時，指出“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倡議傳到台北後，蔣介石經過長時間考慮，於1957年初決定派立法委員宋宜山到北京，實地探聽有關狀況。4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酒會，歡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宴會上，周向其介紹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時，特別提到“國共兩黨過去已經合作過兩次”，毛澤東接著說：“我們還準備第三次國共合作”。宋宜山先後與周恩來、李維漢統戰部長會談，中共提議的主要內容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統一，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管轄下的自治區，實現高度自治。台灣政府仍歸蔣介石先生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去干預。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務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台灣海峽地區。宋宜山寫了一份1.5萬字的報告呈交蔣介石，主要敘述與周恩來、李維漢商談的詳細情況。蔣本只派宋去大陸了解情況以制定政策，並未打算立即與中共進行和談。因此，蔣一怒之下不准其回台，使這次國共秘接觸就無疾而終了。7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和平解放台灣的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要求全黨貫徹“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在此過程中，中共中央還成立了“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從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從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兩岸間的秘密接觸至少有3次。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毛澤東提出國共兩黨舉行和平談判的建議後，與毛、蔣均有私交的章士釗從北京以避寒為由抵達香港，通過個人關係向台灣轉達中共和談條件。該條件有最低和最高兩種：前者是暫時什麼都不談，雙方先是有限度接觸(官方或私人團體均可)，諸如通郵、通電，然後通機通航。後者則同意給台灣以類似當年陜甘寧特區的地位，可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黨組織，經費亦可由大陸負擔，只要求台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方面反應冷淡，使章空手而回。第二次是1960年，毛澤東、周恩來向台灣又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中國統一的“一綱四目”方針：“一綱”：台灣必須回歸中國。“四目”：j台灣回歸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員人事安排悉委於蔣；k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發展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l台灣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須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商定後進行m雙方互約，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第三次是1965年，從1956年起即擔負向海峽兩岸傳遞訊息任務的曹聚仁於1965年到台北，蔣介石接見並進行談判。曹後來透露了當時國共雙方同意的六項條件：u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地區，仍任國民黨總裁；v蔣經國任台灣省長，除交出外交與軍事權外，北京只堅持耕者有其田，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w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x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1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3個師駐在台灣；y廈門與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市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z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准降低。不幸的是，此事因中共文革而中斷。由於這一段時期“極左”路線的抬頭，使得中共中央對台政策的發展嚴重停滯，基本上停留在“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空洞口號上。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49年後中共對台政策第三階段】一般而言，中共對台政策受到以下三方面最基本因素的影響：j國際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的變化k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改變l台灣島內局勢。而這項政策不過就是遏制和誘導分佈於其中的百分比配置和配置方式。保持美強中弱前提下的中美關係的穩定與否，是中共對台政策中最具約束力的因素，中共政策選擇本身是最具活力和創造力的因素，而台灣島內局勢既能夠對前面兩種因素產生影響，又同時是中共的政策目標。三者之中任一因素發生變化，都將對其他兩個因素產生連鎖影響。70年代以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經過中共政府的努力，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1972年2月28日，中美共同簽署了《上海公報》，中美關係終於解凍(見前述)。9月，中日關係實現邦交正常化。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這一切為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創造了條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根本上開始徹底地清除“左”的思想路線，這更為對台方針政策的調整奠定了思想基礎。1979年1月1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開始了打破堅冰、啟動航船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步。以血濃於水的濃烈民族情感向台灣同胞表示了真摰的情感，宣佈了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我們殷切期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還熱誠呼籲兩岸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信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同日，國防部長徐向前宣佈停止對大小金門等國民黨據守的島嶼的炮擊。30日，鄧小平副總理訪美時在國會發表演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我們一方面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公開明確表示不再使用“解放台灣”的說法，標誌著中共中央的對台政策已從解放台灣(包括和平的、武力的方式)的提法轉向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為了對海峽彼岸表達和平統一祖國的誠意，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詳細闡述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將中共的對台政策予以具體化(即著名的“葉九條”)。其主要內容包括：(一)、為了儘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裂的不幸局面，我們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派人接觸，充分交換意見。
(二)、建議雙方共同為實現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三)、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四)、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五)、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
(六)、台灣地方財政有困難時，可由中央酌情補助。(七)、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八)、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九)、統一祖國，人人有責。熱忱歡迎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各民族團體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方式提建議，共商國是。
辛亥革命70週年紀念日，中共主張海峽兩岸直接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兩黨合作的呼聲達到一個高潮。1981年10月10日，胡耀邦總書記表示：“願以共產黨負責人的身份邀請蔣經國和其他國民黨領導人及台灣各界人士，親自來大陸和故鄉看一看。”未得到台灣當局的回應。在此背景下，與蔣經國私誼非同一般的、以兄弟相稱的廖承志與馮洪志，給蔣經國寫去親筆信，就國共第三次合作一事向蔣經國進言。二人的父輩廖仲愷與馮玉祥與蔣介石曾為革命戰友和結拜兄弟，蔣經國對於來信的呼籲未與理會。同年，鄧小平在與美國人布里新斯基的談話中首次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提法。他說中國統一後，大陸搞社會主義，台灣可以搞資本主義，可以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雙方互不干涉。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又就“葉九條”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允許的，它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那個制度。不只台灣問題，還有香港問題，大體也是這幾條。”第一次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概括為“一國兩制”，也就是說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2月，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第31條指出：國家在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憲法這一規定為在法律上落實“一國兩制”，既為祖國大陸和台灣實現和平統一，也為中國政府恢復行使香港和澳門主權後，分別在台灣、香港、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並實行與祖國大陸(內地)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據。1983年6月，鄧穎超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六屆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祖國統一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將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祖國統一後，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不同的制度，互為補充，互相支持。”不久，鄧小平接見美國紐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再次談到了實現台灣與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明了“一國兩制”的內容。鄧小平說：“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自治完全’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承認台灣方面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區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因此，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1981年9月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內容和1983年6月鄧穎超在政協六屆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消除誤解”。(這就是著名的“鄧六條”)鄧小平將中共數年來對台方針明確概括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在1984年2月22日，在接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指出：“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們多年來有個想法，用什麼方法解決這種問題，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的方式。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一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該構想正式寫進了1984年5月召開的全人大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鑒於歷史的經驗和台灣的現實，我們提出了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我們的各項建議和設想都是誠心誠意、通情達理的。我們認為，只要在和平統一問題上國共兩黨具有共同語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灣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至此，“一國兩制”的構想被正式地表述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並作為中國政府的一項基本國策而正式確立下來。7月31日，鄧小平在同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會談時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在數年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形成了。因為在該次會議上恢復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共產黨“尊重事實，尊重實際，就是尊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中國共產黨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也是一樣”。鄧指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變的。“但是，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就不能保證它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地解決問題”。因此，鄧小平作出保證：香港“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後50年不變”。鄧滿懷信心地認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能夠行得通的”。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是“一國兩制”構想走向實施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載入中英“聯合聲明”的是中國對香港的12條基本方針政策：u中國政府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v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主權；w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x香港實行“港人治港”；y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z香港將保持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香港將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將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特別行政區可以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11)香港的社會治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12)這些方針政策50年不變。1987年4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中葡雙方達成如下協議：中國政府將在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澳門將成為特別行政區。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政府管理外，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特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澳門人組成。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不變，法律基本不變。葡萄牙和其他國家在澳門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上述方針政策也是50年不變。在對台工作上，中共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不斷制定和完善具體政策，中國大陸的交通、外貿、郵電、民航、旅遊、醫藥各行業也紛紛做好隨時為海峽兩岸恢復交往提供便利的準備。直到1987年11月2日，台灣當局在“開放大陸探親”方面才有所鬆動，正式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出現了有利於和解的突破性進展。
隨著兩岸人民往來不斷擴大，科技、文化、學術、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台商在大陸投資和兩岸間接貿易大幅成長，初步形成了互補互利的局面。兩岸相繼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台灣)、“海峽關係協會”(大陸)以提供便利及處理兩岸交流衍生的問題與糾紛。而在兩岸事務性商談方面，雙方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是兩岸隔絕40年以來的最高層次的接觸，標誌著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8月，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和新聞辦公室聯合發表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中共政府以白皮書形式全面系統地闡述台灣問題和對台政策，這還是史無前例的。內容包括以下部分：j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k台灣問題的由來l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m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和阻力n國際事務中涉及台灣的幾個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1995年1月30日春節前夕，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發表關於國家統一問題的又一綱領性文件。江澤民發表了《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深刻、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十幾年來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一系列政策，這就是著名的“江八點”。講話根據國際形勢和兩岸關係新特點，為打破兩岸政治僵局、推動和平統一大業提出了建設性的主張。內容如下：
(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容許分割。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主張“分裂分治”、“階段性兩個中國”等等，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也應堅決反對。(二)、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我們不持異議。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並依據有關國際組織的章程，台灣已經以“中國台北”名義參加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經濟性國際組織。但是，我們反對台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一切愛國的台灣同胞和有識之士都會認識到，進行這類活動並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台獨”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和平統一的進程。只有實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才能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分地共享偉大祖國在國際上的尊嚴與榮譽。(三)、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我在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說：“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包括就兩岸正式談判的方式同台灣方面進行討論，找到雙方都認為合適的辦法”。我們所說的“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當然也包括台灣當局關心的各種問題。我們曾經多次建議雙方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在此，我再次鄭重建議舉行這項談判，並且建議，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進行規劃。至於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法等問題，只要早日進行平等協商，總可找出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辦法。(四)、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絕不是針對台灣同胞，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搞“台灣獨立”的圖謀的。我們完全相信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理解我們的這一原則立場。(五)、面向廿一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我們將繼續執行鼓勵台商投資的政策，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將切實維護台商的一切正當權益。要繼續加強兩岸同胞的相互往來和交流，增進了解和互信。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是兩岸經濟發展和各方面交往的客觀需要，也是兩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應當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直接“三通”。要促進兩岸事務性商談。我們贊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商談並且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六)、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七)、兩千一百萬台灣同胞，不論是台灣省籍還是其他省籍，都是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我們黨和政府各有關部門，包括駐外機構，要加強與台灣同胞的聯繫，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關心、照顧他們的利益，儘可能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我們希望台灣島內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生活富裕；也希望台灣各黨派以理性、前瞻和建設性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我們歡迎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同我們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也歡迎他們前來參觀、訪問。凡是為中國統一作出貢獻的各方面人士，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功績。(八)、我們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國人的事情我們自己辦，不需要借助任何國際場合。海峽咫尺，殷殷相望，總要有來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來。
【李登輝訪美與台海危機】“江八點”的發表使關心兩岸關係走向的海內外中國人，看到了兩岸關係走向正常與穩定的曙光。然而，台灣當局對“江八點”的評價是了無新意，以連戰的“四條講話”和李登輝的“六點講話”做出回應。6月，李登輝以重金鋪路，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母校進行“校友外交”式的私人訪問。此舉不僅引起中美關係的嚴重倒退，更使兩岸關係陷入自八‧二三炮戰以來最為緊張的局勢，嚴重破壞了自1993年“辜汪會談”以來兩岸關係在各領域出現的良好勢頭。對於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6月9日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強調在打破台灣外交上的孤立問題上，“會盡力向不可能的事務挑戰”。大陸《人民日報》、新華社評論員聯名方式從7月24—27日連續四天進行了猛烈的批駁，這就是著名的“四評”。包括：u“一評”把李的演講直接定性為《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v“二評”強烈指出《國際社會絕無“台獨”生存空間》w“三評”揭露李登輝利用“主權在民”作為他《推行“台獨”的政治迷藥》x“四評”直指《李登輝是破壞兩岸關係的罪人》。隨著“四評”的發表，一場反分裂、反“台獨”的鬥爭全面展開。這場鬥爭實際上開闢了一文一武兩條戰線(即“文”攻“武”嚇)，文批以明辨是非、以正視聽為目的，對李登輝近年來所鼓吹的形形色色的分裂主張進行了口誅筆伐。另一條構成反分裂、反“台獨”的武戰線則是中共軍方決定進行軍事演習。7月18日，新華社授權公告：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於21—28日在台灣北面彭佳嶼附近的東海海域進行導彈發射演習訓練。地點如此靠近台灣北面海域，這是多年來二炮部隊導彈發射訓練所僅有的。21日凌晨和22日夜間，二炮部隊準確地實施了六枚導彈發射演習，這就是所謂的“六彈”。8月10日，中共交通部宣佈解放軍將於15—25日在台灣以北90海浬的東海海域和海域上空舉行導彈火炮實彈演習。在交通部發出公告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新華社評論員的文章，題為《殺人者難逃罪責—不許台灣當局繼續殘害我無辜百姓》，強烈地抨擊台灣當局慫恿軍隊向進行正常捕魚的福建沿海漁民開槍開炮，其行徑之野蠻、手段之殘忍，世人有目共睹。這篇類似於“討還血債”的評論在軍事演習開始前發表，有明顯的配合意味。10月，事前未向國際公告的解放軍在東山島附近舉行三軍諸兵種聯合作戰演習。11月25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報導了南京戰區上述演習消息和演習場面。
【台灣“總統”選舉與中美台海軍事較量】1996年1月30日，北京各界紀念江澤民“八項看法和主張”重要講話發表一週年，李鵬總理發表講話，明確表示了將繼續開展反分裂、反“台獨”鬥爭的態度及對台灣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的立場，重申台灣領導人產生方式如何改變，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改變不了台灣領導人只是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的事實。次日，《解放軍報》發表了《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社論，措詞強烈地指出解放軍堅決擁護、不折不扣貫徹江澤民主席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八項主張，堅決貫徹李鵬總理的重要講話精神，絕不容許一寸領土從中國的版圖上分裂出去。解放軍有能力有辦法有信心保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祖國的統一、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3月，台灣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總統直選”活動。面對這一形勢，從3月8日至25日，解放軍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在台灣海峽依序展開。此次演習分為三個階段：j8—15日，由二炮部隊向台灣南北兩端海域進行地對地導彈發射訓練，彈著區靠近高雄港與基隆港，有濃厚封鎖的意圖；k12—20日，由海空軍在台灣海峽中線以西進行實彈演習；l18—25日，由三軍在福建平潭進行聯合作戰演習。這三階段的軍事演習明顯地體現了一旦台灣獨立或外國勢力干涉的情況發生時，解放軍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戰略設計和意圖：第一步，封鎖台灣海峽；第二步摧毀重要軍事目標；第三步越過海峽登上台灣本島。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軍事演習採用了“炮艦外交”予以干涉，國務卿於10日、總統於11日相繼宣佈，決定派遣“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駛向台灣附近地區，並“處在一個必要時能提供幫助的位置”；“尼米茲”航空母艦戰鬥群則開赴台灣附近的國際水域，以“確保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會失控”。美國五角大廈(即國防部)並傳出消息，稱“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將在23日投票日當天經過台灣海峽。兩個航空母艦戰群的出動，是美國自越戰結束以來在太平洋最大的一次軍事集結。在演習期間，“獨立”號艦隊並未駛入台灣海峽，而是停泊在台灣花蓮以東100多海浬的洋面上。當中國14艘核潛艇全部離港出動後，“獨立”號艦隊發現海域附近有“異常狀況”之後，決定讓艦隊後撤將近100海浬。美國此舉的意圖一是說明美國已發現中國核潛艇行蹤，另一目的是暗示美方“無意使衝突升高”。而“尼米茲”號艦隊也未如期駛入台灣海峽，而是駛向巴士海峽，經東太平洋駛向日本美軍基地。中共採取的反分裂、反“台獨”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島內分裂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使兩岸關係的大局趨於穩定。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電台專訪，提出“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就是著名的“兩國論”。中共認為“兩國論”的實質和要害是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徹底破壞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阻撓祖國的和平統一，赤裸裸地暴露了“所謂”李登輝蓄意分裂中國領土和主權、妄圖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政治本質。鑒於“兩國論”對兩岸關係和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嚴重破壞性、危險性，中共不得不在政治和軍事上迅速作出更加堅決的鬥爭。在政治上，中共領導人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發言人強烈抨擊“兩國論”，並一再重申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11日，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抨擊李登輝公然歪曲兩岸關係為“國與國的關係”，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貫蓄意分裂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政治本質，與“台獨”分裂勢力沆瀣一氣。該談話嚴正警告台灣分裂勢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玩火行動，停止一切分裂活動。18日，美國柯林頓總統主動打電話給江澤民。江重申了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立場，指出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是他在分裂國家的道路上走出的十分危險的一步，是對國際社會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嚴重挑釁，進而暴露了他蓄意分裂中國領土和主權，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本質。如果出現搞台灣獨立和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的情況，我們絕不會坐視不管。外交部發言人也同時正告李登輝和台灣當局，不要低估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不要低估中國人民反分裂、反“台獨”的勇氣和力量。20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負責人發表談話，指出特別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台灣分裂勢力正在企圖按照“兩國論”修改台灣地區所謂《憲法》和法律，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實現“台灣獨立”。這是一個更加嚴重和危險的分裂步驟，是對和平統一的極大挑釁。如果這一圖謀得逞，中國和平統一將變得不可能。在軍事上，8月2日，二炮部隊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東風—31型”新型遠程地地戰略導彈實驗。下旬，空軍首次在高海拔地區進行地對空導彈實彈打靶試驗。海軍某部則在台灣以北海域舉行反潛演習。9月初，北京、濟南、瀋陽三大軍區的特種部隊和兩棲偵察隊，在山東某山區首度集結演練。上旬，南京、廣州戰區三軍、二炮部隊和民兵預備役部隊，在浙東、粵南沿海舉行了大規模的聯合渡海作戰演習。11月中旬，一種利用雷達誘導具有同時迎接數枚敵方來襲導彈能力的地對空導彈在某高原地區試射成功，表明了大陸建構“導彈防禦系統”的能力。14日，聯合戰役導彈部隊在高原某地進行了核反擊作戰網上演練。《解放軍報》為此報導指出，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已經形成核導彈與常規導彈兼有、近中遠程和洲際彈道導彈齊備的武器系列，可以全方位、全天候發射，能夠隨時對敵實施自衛核反擊和縱深常規打擊。此外，在兩岸兩會的接觸與商談方面，海峽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原訂訪台計劃被迫中止。在中共的強烈反對以及國際、海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台灣當局有關方面鼓吹“兩國論”的調子不得不有所降低，表示台灣大陸政策未變，提出“不存在修憲、修法、修改國統綱領的問題”。2000年1月28日，中共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在紀念“江八點”發表五週年座談會上，發表《祖國完全統一的偉大目標一定能夠實現》的重要講話，嚴正指出“‘台灣獨立’只能意味著戰爭，絕不是兩岸之間的和平”，警告“台灣分裂勢力不要引火燒身、玩火自焚”。2月21日，國務院台辦和新聞辦發表了《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兩國論”以及“台獨”謬論的危害，指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完全有決心、有能力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決不容忍、決不姑息、決不坐視任何分裂中國的圖謀得逞”。3月，大陸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召開期間，江澤民多次就台灣問題發表談話，指出“任何製造‘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無論是來自台灣島內的什麼人、什麼政黨和政治派別，也不管他們後面有什麼外部勢力在支持，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正值台灣“總統”選舉，中共根據各種情資研判，代表“台獨”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很可能當選。15日，中共總理朱鎔基在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以嚴厲的語氣警告“誰要是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18日的選舉結果揭曉，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灣政權發生首次政黨輪替，執政半世紀之久的國民黨淪為在野黨。24日，李登輝因連戰敗選輔選不力而被迫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5月20日，陳水扁在就職演說裡，提出“四不一沒有”，只要中共不武力攻台，在任期內不宣佈台獨、不改國號、兩國論不入憲、公投不入憲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的問題，日後接著不承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授權就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的就職演說發表聲明，認為其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個關鍵問題上採取了回避、模糊的態度。顯然，他的善意和解是缺乏誠意的。台辦呼籲以“一個中國、兩岸談判”的方式推動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重申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對話與談判，實現雙方高層互訪。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江澤民主席提出的八項主張早就指出，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當前，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與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願意授權海協與台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2001年11月，宣佈對大陸經貿戒急用忍政策鬆綁。2002年8月，提出兩岸“一邊一國論”。陳水扁此舉又再度引發中共的強烈抨擊，亦引起美國政府的嚴重關切，迫使台灣當局繼“兩國論”之後，再度派員赴美解釋、澄清。2001年1月22日，錢其琛在紀念“江八點”六週年座談會上，發表《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講話。錢提到台灣問題不可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一國兩制”不應構成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的一個中國。台灣當局領導人迄今還沒有明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還沒有承認1992年的兩會共識，這是當前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台灣當局領導人已經說出了“一個中國原本並不是問題”，那麼為什麼還不明確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呢？去年3月以來、儘管台灣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給兩岸關係帶來了新的複雜因素，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更為尖銳、複雜，但是，兩岸同胞和國際社會承認一個中國的大框架改變不了。我們願意發展和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的交流和對話，促進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兩岸對話和談判，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新的條件。那些鼓吹過、從事過、追隨過“台獨”的人，只要是他們放棄分裂立場，我們也願意與他們共同探討和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強調在實現兩岸“三通”的過程中，一切符合“一個中國、直接雙向、互利互惠”的主張，我們都贊成。只要把“三通”看作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即可以用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辦法，儘快地通起來。2002年1月28日，錢其琛在紀念“江八點”七週年座談會上，發表《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努力推進兩岸關係發表》的重要講話。錢強調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是台灣民意的主流，兩岸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已被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所認識。搞對抗沒有好處，搞“台獨”沒有出路。希望台灣當局領導人拿出勇氣，面對現實，為了台灣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在承認“九二共識”問題上採取認真的、積極的實際步驟。雙方在此基礎上重新開啟對話與談判，有利於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發展，這不僅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和期待，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是有益的。兩岸雙方已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進一步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的新契機。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貿交流，限制兩岸經濟合作的人為障礙應當儘快拆除，兩岸經貿問題也完全可以在兩岸之間解決。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勢在必行。為推動兩岸經濟關係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我們願意聽取台灣各界人士關於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密切兩岸經濟關係的意見和建議。我們認為廣大民進黨成員與極少數頑固的“台獨”分子是有區別的，歡迎他們以適當身分前來參觀、訪問，增進了解。提到台灣文化的母體和核心是中華文化，“台獨”勢力企圖毒化台灣的思想、文化、教育等領域，企圖將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分割開來、對立起來，進而磨滅台灣同胞的中華民族意識。對於台灣分裂勢力以各種蠶食漸進的手法推行“台獨”，是堅決反對的。2002年11月8日，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召開，進行領導班子的換屆改選及新世紀國家重大戰略方針的部署工作。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有關對台工作的論述，確定了中共進入新世紀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了當前對台工作重點。這些論述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既保持了對台方針的連續性，又體現了在對台工作上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正式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寫入十六大政治報告，提出台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再次呼籲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儘早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明確提議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三個可以談”：談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問題、談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問題、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問題。然而，台灣當局並未積極回應。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2003年3月11日在參加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台灣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做好新形勢下的對台工作：一是要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是要大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交流；三是要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四是要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提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就是要表明中國是兩岸同胞的中國，是我們的共同家園.任何旨在製造“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行，兩岸同胞理應堅決反對。我們希望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分歧。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對話和談判就可以恢復。我們願意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務實、平等地進行協商，妥善處理台灣方面關心的問題，使兩岸關係得到改善和發展。我們願與台灣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交換意見。胡錦濤強調“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解決台灣問題，有利於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003年11月27日深夜，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公民投票法》。中共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彭光謙少將、第二研究室主任羅援大校接受記者採訪時均表示，祖國大陸將對台灣“公投立法”後的事態保持高度警覺，決不容許任何勢力打著推進民主化的旗號搞分裂活動，借“公投”搞“台獨”是死路一條。彭光謙：決不容忍借“公投”搞變相或實質“台獨”。祖國大陸將台灣當局推動“公投制憲”定位為“危險的邊緣”。如果涉及統獨議題，那就是向“台獨”邁出了實質一步，由過去的漸進式“台獨”、“隱性台獨”走向法理“台獨”、實質“台獨”。這是相當危險的，已經觸及我們動武的底線。《公民投票法》雖然規定只能公投“修憲”而不是“制憲”，“諮詢性公投”也被封殺，但有關條文暗藏許多玄機。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民進黨的所謂“防禦性公投”條款也獲得通過：“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這可能為台灣分裂勢力借“公投”搞變相或實質“台獨”留下空間。溫家寶總理最近強調：“中國人民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的統一。”如果為反對“台獨”而戰，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而戰，即使可能付出代價，我們也義無反顧。該付的代價就得付，我們有這個準備，也付得起這個代價。代價無非這幾條：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上海世博會可能受影響‚國外投資可能減少，但這是暫時的ƒ與某些國家關係可能倒退„東南亞地區可能受到戰火的影響，可能有人員和財產的損失…國家經濟發展可能受到影響，可能停頓、倒退幾年†解放軍可能要作出必要的犧牲。這些代價都是可以承受的。以暫時的、局部的犧牲換來國家的完全統一和民族的振興，是值得的。12月25日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台資企業會長時強調，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是我們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應共同把我們的家園維護好、建設好、發展好。…我們堅持不以政治分歧影響兩岸經濟合作的主張，只要是對台灣同胞來大陸投資經商、興辦實業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兩岸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加以推動。…我們充分尊重台灣同胞要求當家作主、發展民主的意願，但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2004年3月20日陳水扁在疑雲重重的“三‧一九槍擊事件”和地方割喉戰中獲得51．1％選票連任總統。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召開“五‧九會議”定調後，授權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於5月17日發表聲明：當前，兩岸關係形勢嚴峻。堅決制止旨在分裂中國的“台灣獨立”活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兩岸同胞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四年前，陳水扁曾信誓旦旦地作出所謂“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四年來，陳水扁的所作所為表明為自食其言、毫無誠信。……“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決不妥協，爭取和平談判的努力決不放棄，與台灣同胞共謀兩岸和平發展的誠意決不改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決不動搖，對“台獨”決不容忍。未來四年，無論什麼人在台灣當權，只要他們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屏棄“台獨”主張，停止“台獨”活動，兩岸關係即可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光明前景：(一)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二)以適當方式保持兩岸密切聯繫，及時磋商兩岸關係中衍生的問題。(三)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以利兩岸同胞便捷地進行經貿、交流、旅行、觀光等活動。(四)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利互惠。台灣經濟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中，優化產業結構，提升企業競爭力，同大陸一起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挑戰。台灣農產品也可以在大陸獲得廣闊的銷售市場。(五)進一步密切兩岸同胞各種交流，消弭隔閡，增進互信，累積共識。(六)在兩岸關係的祥和氣氛中，台灣同胞追求兩岸和平、渴望社會穩定、謀求經濟發展的願望將得以實現。(七)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但是，如果台灣當權者堅持“台獨”分裂立場，堅持“一邊一國”的分裂主張，非但上述前景不能實現，而且將葬送兩岸的和平穩定、互利雙贏。現在，有兩條道路擺在台灣當權者面前：一條是懸崖勒馬，停止“台獨”分裂活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一條是一意孤行，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最終玩火自焚。何去何從，台灣當局必須做出選擇。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在中國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更為重要、更加神聖。我們將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灣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制造“台獨”重大事變，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圖謀(即五‧一七聲明)。 在中台辦、國台辦的聲明中，針對台海局勢和“台獨”氣焰，文中不僅用了“形勢嚴峻”、任務“最緊迫”的字語，而且使用了“懸崖勒馬”、“玩火自焚”、“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等“臨戰”邊緣的警告之語和表態之詞。熟悉中國當代史的人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對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嚴峻關頭，例如韓戰、中印邊境反擊戰、越戰、中蘇珍寶島及新疆邊界戰、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等六次衛國戰爭前夕，中共決策層在發表的有關聲明中都使用過上述類似的詞語。那時有人不相信北京的嚴正警告和強硬立場，我行我素，繼續挑戰北京的底線，繼續挑戰北京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決心，結果挨了中國人民的鐵拳頭，頭破血流之時，悔之晚矣!   在中共及美國的強烈壓力下，陳水扁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強調四年前就職演說的“承諾”仍然繼續有效，拒絕承認一個中國，仍然用一邊一國的框架論述兩岸政策。在文字上把制憲改為憲政改造，且這次憲改不涉及領土、國號及國旗的變更，同時提出只要台灣人民同意，不排除未來與大陸建立任何形式的關係。中共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在5月24日的新聞發佈會上指出陳水扁的“520講話”仍然拒不承認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雖然沒有出現“一邊一國”字眼，但是通篇充滿了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意涵，這表明他並未放棄“台獨”的立場，也未真正表現出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張銘清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的基礎，當前兩岸關係發展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接受”還是“不接受” 一個中國的原則。張銘清指出陳水扁雖然在“就職演說”中未重申2006年“公投制憲”、2008年實施“新憲”的“台獨時間表”等，但陳水扁的講話涉及“主權”、“領土”以及“統獨”的議題是否列入“憲改”的範圍時，使用了諸如“目前尚未形成絕大多數的共識”、“是個人建議”等等模糊的說法，其實是面對各方強大的反對壓力下的敷衍之辭，是一種虛偽的妥協姿態，其以“公投制憲”達至“實質台獨”的立場毫無改變，卻為其今後搞“台獨”分裂埋下伏筆，致使台海緊張局勢并未消除。陳水扁要體現“善意”，應正視一個中國的事實。5月29日，台灣“行政院長”游錫堃聲稱只要海協會長汪道涵肯到台灣訪問，“一個中國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游首度提出“兩岸三階段論”—“釋出善意”、“交流對話、擱置爭議”、“凝聚台灣內部共識”，其圖謀為緩和島內外壓力、推卸兩岸僵局的責任、為年底“立委”選舉撈取選票，只是落實陳水扁“就職演說”的後續動作，是陳水扁“兩岸緩和牌”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點是否定“一個中國”，以“一邊一國”定位兩岸關係，謀求“和平台獨”。在此情況下，陳水扁任內不可能打破兩岸政治僵局，兩岸關係仍將高度緊張。根據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朱顯龍教授分析，大陸一旦採取非和平方式遏阻“台獨”，軍事上有多種選擇，如可利用精準導彈攻擊與特種部隊的突襲對台灣首腦人物及首腦機關實施“斬首行動”，可利用導彈、精確制導炸彈摧毀台灣100個以上的軍事和民生目標，可用定點打擊癱瘓台灣的交通運輸網絡，可利用電磁脈衝武器與信息戰破壞台灣的通信、指揮中心，可向台灣東部山區空投數萬部隊打山地戰，可數小時之內搶佔台灣本島周圍小島，亦可萬船齊發全面登陸台灣。經濟上可採取經貿制裁、經濟封鎖、輿論戰、心理戰、網絡戰、軍備競賽等方法拖垮台灣的經濟。國際上可運用大國外交圍堵、孤立台灣當局。
    隨著2004年12月11日的“立委”選舉，泛藍立委過半，民進黨等急獨立委未過半，使陳水扁為企圖“全面執政”夢碎、急獨路線遭受重挫，而面臨跛腳困境。泛藍勢力亦暫時遏制住“總統”選舉敗選以來的下滑趨勢，為東山再起蓄積能量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兩岸繃緊的關係也可暫時和緩下來。針對兩岸關係的新形勢和新特點，中共中央近期對台工作也因形勢變化不斷提出一些新政策與主張。中共中央對台工作三個新動向尤其引人注目：(一)把“寄希望于台灣人民”擺到更為突出的地位—要求深入貫徹“寄希望于台灣人民”的方針，“把祖國的關懷送入島內”，不斷壯大反“獨”促統的力量。(二)嚴詞警告陳水扁：“必須在兩條道路上做出選擇”—一條是懸崖勒馬，停止“台獨”分裂活動；一條是一意孤行，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最終玩火自焚。(三)以法制“獨”，啟動反分裂國家法立法程序—2004年12月底，隨著兩岸關係被推到了戰爭邊緣的形勢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啟動反分裂國家法草案審議工作與立法程序，是對“台獨”份子推動“法理台獨”的有效遏制，運用法律手段促進國家統一的意義十分重大。把反“台獨”、反分裂上升為國家意志，大大提升了對台政策的層次，拉開了依法反“台獨”的序幕，這是新形勢下對台工作的新突破。2005年1月28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重要講話發表1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闡述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和新一屆中國政府對台灣問題的基本主張和對當前兩岸關係的基本看法，體現出剛柔並濟的政策基調。過去十年是台灣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兩岸關係風雲激盪的十年，“江八點”發表後的十年間，台海局勢變數頗多。國民黨在台灣失去政權而淪為在野黨，以“台獨”為黨綱的民進黨開始走上前台執政。從隱性“台獨”到顯性“台獨”，可以十數年間“國統綱領”—“李六條”—“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的發展中看出其中的邏輯線條。這一邏輯線條發展到陳水扁連任前後，已經演化為“法理台獨”。這也是中共中央政府容忍度的底線。這說明了賈慶林代表中共中央就對台政策發表重要講話的歷史和現實背景。賈慶林在講話中清晰地指出，在各種不斷升級的“台獨”分裂活動中最具危險性和危害性的是，台灣當局圖謀通過所謂“憲政改造”實現“台灣法理獨立”，也就是妄圖以所謂“憲法”和“法律”的形式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遏獨與促統之間，前者更為緊迫。中台辦、國台辦“五‧一七聲明”、制定《反分裂國家法》草案等應對措施先後出台，賈慶林的講話中亦對《反分裂國家法》著墨頗多，賈慶林認為當前堅決制止“台獨”分裂活動、維護台海和平和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共同任務。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核心利益。如果以為我們會吞下“台獨”這顆苦果，那就大錯特錯了。賈慶林重申我們願意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我們絕不容忍“台獨”，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了《反分裂國家法》的立法程序，該法律將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八項主張，把黨和政府20多年來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法律化，體現我們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的一貫立場。它將規範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和方針；規範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促進兩岸直接“三通”，保護台灣同胞的正當利益；規範兩岸協商與談判，體現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同時，該法還將表明全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的共同意志。《反分裂國家法》將是一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法律，一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法律，一部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法律。賈慶林談話時提出“一中”新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儘管兩岸尚未統一，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并未改變”。這個“一中”新三段論清晰定位了兩岸關係的現狀，同時也回應了超級大國“不統不獨”、台灣當權派“一邊一國”的說法。兩岸關係現狀定位背後包含的另一個新意是，已將台灣納入“一國兩制”的框架內。在這一大原則下，中共中央特地提出針對民進黨的政策。賈慶林講話中說：“不管他(陳水扁)曾經說過什麼、做過什麼，只要他從現在開始明確承認體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對話和談判可以立即恢復，而且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談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問題和建立軍事互信的問題，以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可以談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以使台灣同胞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也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問題。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談判的議題是開放的，空間是廣闊的。”另外，胡錦濤在2003年“兩會”期間發表的新形勢下的對台工作的四點意見中，明確提出寄希望于台灣人民。這在賈慶林的講話中也有多處體現，例如：“我們了解台灣同胞特殊的遭遇，那是近代中國苦難歷史的一部分，每一個中國人都刻骨銘心。我們理解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感情，那是中華文化的共同價值，哪一個中國人不熱愛自己祖先世世代代勤勞建設的共同家園。我們尊重台灣同胞當家作主的願望，那是我們長期一貫的政策主張，兩岸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還將和大陸各族同胞一起成為中國這個大家庭的主人。我們維護台灣同胞的權益，那是我們的責任，兩岸同胞理應平等相待。我們願意與台灣同胞一道，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實現互利雙贏，那是我們共同的期盼。”、“今年台商春節包機的成功，再次體現了我們急台灣同胞所急、務台灣同胞所需的真誠願望。今後，對諸如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等台灣同胞關切的問題，我們都將積極推動，努力促成。”中共中央還在近日要求我駐外使領館，對當地台胞事務需“主動過問”。李家泉(前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分析：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對台政策無論整體還是局部，都具備清晰化的特點。這與近年來台海局勢的不斷趨緊有關，陳水扁等人的做法將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都逼到了“清晰政策”的立場上。李家泉分析：中斷了56年之久的春節台商包機兩岸雙向對飛終於得以實現，令世界矚目；2月2日，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秘書長李亞飛受年事已高、不能親自赴台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委託，以其“個人代表”身分參加了在台灣舉行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弔唁活動，這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以來，大陸赴台的最高級別官員。賈慶林的講話將祖國政府對台灣同胞的理解、尊重和關心推向了高潮。以上的善意相對於法律的剛性，中央對台政策無疑具有懷柔意味和靈活性。正如外界從賈慶林的講話中看到的，除了必須強調的剛性原則與底線，並額外介紹了《反分裂國家法》出台的背景緣由，懷柔政策亦有多處。以剛為主的《反分裂國家法》和剛柔並濟的中央對台政策互相配合，將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對台政策總綱領。
3月4日，胡錦濤參加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民革、台盟、台聯界委員聯組會時，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出了四點意見：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祖國統一的基石。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這不僅是我們的立場，也見之於台灣現有的規定和文件。既然台灣和大同屬一個中國，就不存在所謂大陸和台灣誰併吞誰的問題。當前兩岸關係發展困難的癥結，在於台灣當局拒絕一個中國原則，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台灣當局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對話和談判即可恢復，而且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不僅可以談我們已經提出的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和建立軍事互信、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份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等議題，也可以談在實現和平統一過程中需要解決的所有問題。對於台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我們希望台灣當局早日回到承認“九二共識”的軌道上來，停止“台獨”分裂活動。只要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我們對任何有利於維護台海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願意作出正面回應，也願意在雙方共同努力的基礎上尋求接觸、交往的新途徑。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都熱愛和平，真誠希望維護和享受和平，更希望自家骨肉兄弟能夠和平解決自己的問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這是我們始終堅持為實現和平統一而不懈努力的根本原因。……只要和平統一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進行百倍努力。我們真誠希望台灣有關人士和有關政黨嚴肅思考這個重大問題，從民族大義出發，從兩岸同胞的福祉出發，為保持台海和平、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統一作出正確的歷史性抉擇。第三、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是發展兩岸關係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的重要力量。…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尊重他們、信賴他們、依靠他們，並且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的問題，事關廣大台灣農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實解決。如果兩岸客運包機實現了“節日化”，還可以向常態化發展。兩岸貨運包機問題，也可以由兩岸民間行業組織交換意見。我們將進一步陸續出台解決台灣同胞關心的問題、維護台灣同胞正當權益的政策措施。只要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並且一定努力做好。這是我們對廣大台灣同胞的莊嚴承諾。第四、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任何人要危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13億中國人民堅決不答應。在反對分裂國家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會絲毫猶豫、含糊和退讓。“台獨”分裂勢力必須放棄“台獨”分裂立場，停止一切“台獨”活動。我們希望台灣當局領導人切實履行2月24日重申的“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和不通過“憲改”進行“台灣法理獨立”的承諾，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世人表明這不是一句可以隨意背棄的空話。
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共有十條條文：一、為了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決不允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三、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四、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六、國家採取下列措施，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一)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進了解，增強互信；(二) 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兩岸經濟關係，互利互惠；(三) 鼓勵和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四) 鼓勵和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五) 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的其他活動，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七、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協商和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台灣海峽兩岸可以就下列事項進行協商和談判：(一)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二) 發展兩岸關係的規劃；(三) 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四)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五)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六)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八、“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依照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和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九、依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並組織實施時，國家盡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益，減少損失；同時，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權利和利益。十、本法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3月28日至4月1日，去台56年的中國國民黨由副主席江炳坤以「緬懷之旅‧經貿之旅」率領國民黨大陸參訪團訪問大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國民黨副主席江炳坤一行。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與有關部門代表，就促進兩岸經貿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與江炳坤率領的參訪團舉行會談，取得12項初步成果：j盡快推動實現兩岸客運包機“節日化”、“常態化”k加強兩岸農業合作l盡快推動解決台灣農產品在大陸銷售問題m協商恢復對台輸出漁工勞務合作業務n鼓勵和推動兩岸金融、保險、運輸、醫療等服務業的合作，加強兩岸信息產業標準的研究和制定，促進兩岸經濟合作深入發展o依法保護台灣同胞在大陸投資的正當權益，商談並簽訂保護台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p促進兩岸縣市之間、鄉鎮之間對口交流q通過適當民間渠道磋商，促成早日實現兩岸媒體互派記者常駐r實施台灣學生與大陸學生同等收費標準、設立台灣大學生獎學金辦法s積極準備並推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11)進一步研擬台灣同胞往來大陸的便利措施(12)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邀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國民黨「和平之旅」大陸訪問團於4月26日至5月3日訪問大陸，這是國共兩黨一次重要的交流和對話。在兩黨“正視現實，開創未來”的共同體認下，胡總書記與連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雙方就促進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及兩黨交往事宜，廣泛而深入地交換意見。這是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首次會談，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基於兩黨對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承諾和對人民利益的關切，胡總書記與連主席決定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兩黨共同體認到：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促進兩岸同胞的交流與往來，共同發揚中華文化，有助於消弭隔閡，增進互信，累積共識。━和平與發展是廿一世紀的潮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利益。
兩黨基於上述體認，共同達成五項共識：j促進儘速恢復兩岸談判k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l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m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n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                                                                       5月5日至13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邀請，率領親民黨大陸訪問這是中共與親民黨之間首次進行兩黨交流對話。胡總書記與與宋主席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雙方就促進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及兩黨交往事宜，坦誠而深入地交換意見。胡總書記就當前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再提出4點看法：j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確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政治基礎k推進兩岸“三通”，開創兩岸經濟交流和合作的新局面l早日恢復兩岸平等對話和談判，求同存異、擴大共識m增進相互理解，密切兩岸同胞的感情。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表示，親民黨始終堅持三個基本立場：j堅持“九二共識”從未動搖k反對“台獨”立場堅定不移l兩岸要和平。兩黨共同達成六項共識：j促進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儘速恢復兩岸平等談判k堅決反對“台獨”，共謀台海和平與穩定l推動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促進建立兩岸和平架構m加強兩岸經貿交流，促進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n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o推動建立“兩岸民間菁英論壇”及台商服務機制。7月6日至13日，新黨主席郁慕明率領新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大陸訪問團，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郁慕明主席率領的訪問團成員。胡錦濤就當前發展兩岸關係提出4點看法：j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k堅持一個中國原則l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m切實照顧和維護台灣同胞的切身權益。中共中央台灣事務辦公室負責人評價新黨此行來訪富於重要意義，中央台辦與新黨訪問團的座談中，雙方就涉及兩岸同胞權益的若干事宜深入交換了意見。中共中央台辦與有關部門為了落實與國、親、新三黨所達成的共識，陸續出台和研擬進一步加強兩岸交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新措施，包括宣佈大陸同胞向台灣同胞贈送一對大貓熊、近期開放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擴大開放台灣水果准入並對15種水果實施零關稅、簡化台灣居民入出境及在大陸居留手續、對在大陸高等院校就讀的台灣學生按照大陸學生標準同等收費及設立獎學金、逐步放寬台灣同胞在大陸就業的條件等措施。由於連宋相繼訪問大陸，在島內掀起一股方興未艾的「大陸熱」。
    大陸學者分析連宋登陸促成兩岸關係三個轉換，生出振奮新局：j兩岸政治關係從長期跌宕徘徊、隱誨不明，向求同存異，溝通對話階段的轉換，這實際標誌著兩岸關係開始進入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上全面排除“台獨”的新階段。k經營多年的跨海峽反“獨”聯合戰線從隱性、萎縮，向顯性、穩固伸張階段的轉換。它既有公開合理的模式━政黨間互動，又有實質的內容━胡連會談新聞公報與胡宋會談公報，這個轉換意味著兩岸關係開始進入一個相對安全期。l藍綠陣營的生存狀態及對民意的主導權呈現彼消我漲的轉換。
 
【肆】49年後國府的大陸政策演變歷程
（前言）在與中共進行最後決戰前夕，南京國府當局已預感失敗已為時不遠，如何選擇一個既能避免被中共徹底消滅、又能維持統治的合適的棲身之地，已成為最迫切的問題。蔣介石沒有採納撤往大西北和大西南的西撤方案，而是採納了張其昀的東撤台灣的方案。張其昀分析：把台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著大陸任何地區都無法相比的優越條件。蔣介石同意東撤方案後，從1948年底起，就開始了經營台灣的工作：j挑選強人主管台灣。12月，任命陳誠接替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部司令，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k搶運各種戰略物資，包括中央銀行庫存黃金90噸左右、銀洋1,500萬元、美鈔1.5億元，1,500多艘各類物資，其中包括北平故宮博物院40萬箱珍貴文物。l充實台灣防衛力量。調派孫立人主持台灣作為訓練後備兵員的基地，把精銳部隊調往台灣，加強台灣的防衛。m嚴格控制去台人員。控制去台人員分為兩類，一是不利於國民黨在台統治和社會穩定的人員不能去；二是不願意去台但又關係到國民黨政權形象和生存的人必須去，包括元老重臣及科技界精英。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佈“下野”。4月20日，國府拒簽《國內和平協定》，中共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23日，南京解放。12月10日，國府宣佈播遷來台。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宣佈“復職”，稱其復任總統是為了“掃除中共、光復大陸”，重建“三民主義之民有、民治、民享國家”，提出國民黨在台灣的四大政治綱領：u軍事上鞏固台灣基地，建國光復大陸v國際上先求自立更生，再聯合民主國家共同反共w經濟上提倡節約、獎勵生產，推行三民主義x政治上保障民權，勵行法治。蔣介石反省、檢討大陸慘敗的原因在於組織渙散、黨員對三民主義失去信仰、內部派系傾軋及其他方面的缺失，決定著手進行國民黨黨務改造。1950年7月22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臨時會，通過了蔣經國、張其昀起草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案》，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從1950—1952年推行黨務改造工作。內容)，台灣政局開始進入獨裁專制機制的基本穩定時期。
【反攻大陸‧反共復國—49年後國府大陸政策第一階段】蔣介石於1950年3月1日宣佈復出視事、恢復行使總統職權之日起，在復職文告中提出“恢復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光復大陸，重建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5月16日，在《為撤退海南、舟山國軍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復興中華民國，完成光復大陸任務”。為了反攻大陸的目的，總統府還特別設立“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由陳誠擔任主委。從1950年1月至1955年9月止，國軍對大陸和沿海島嶼進行42次襲擊，動用兵力130﹐000人，派空侵擾大陸3﹐500多批6﹐200架次，劫奪各種船隻470艘。美國不願冒捲入國共內戰之泥淖危險，並不支持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行動，致使軍事反攻大陸計劃失敗。
【光復大陸—49年後國府大陸政策第二階段】1958年8月，第二次金門炮戰爆發(見上述部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台灣，要求國府減少駐外島軍隊兵力、承諾不以武力反攻大陸，企圖製造“劃峽而治”的圖謀時，蔣介石頂住了美國的壓力，既不同意保證不以武力光復大陸，也不同意從金門、馬祖撤軍。在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蔣介石聲明“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及其神聖使命的主要途徑，為實現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12月，蔣介石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上講話，稱“光復大陸以主義為主，以軍事為輔，以憲法為反攻武器。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以主義為前鋒，以武力為後盾，以大陸為本戰場，以台灣為支戰場”。1960年元旦文告稱“反共非純武力之對比”，9月，國民黨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反共建國綱領”。1962年元旦文告又說“政治反攻先於軍事”，11月，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光復大陸指導綱要”。然而從1958年9月至1965年9月，利用中蘇關係緊張及大陸三年災荒機會，國府海軍艦艇騷擾大陸沿海，派出“反共救國軍”11批，進行顛覆活動。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引發混亂。蔣介石又以為有機可乘，發表《告中共黨人書》，號召大陸黨政軍幹部起義。1967年初，下令進入全面戒備狀態，2月1日成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11月，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結合大陸群眾鬥爭新形勢，展開反攻復國革命行動案》。1969年3月，國民黨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了“積極策進光復大陸案”，宣稱對大陸要“以文化戰、思想戰、政治戰來配合軍事戰”，直到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病逝。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49年後國府大陸政策第三階段】蔣經國完成權力接班後，於1976年11月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與大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趕赴總統官邸，將美台即將斷交的消息在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前七小時提前告知蔣經國。蔣當即對美國提出強烈的抗議。當日上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蔣經國發表聲明，對美國的決定進行了激烈的譴責，表示：“中華民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與匪偽政權談判，絕不與共產主義妥協，亦絕不放棄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之神聖使命，此項立場絕不變更”。1979年1月1日，中共與美國正式建交的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大政方針，呼籲國共對等談判。國府對大陸提出和平談判的反應，蔣經國在3日的國民黨中常會上宣稱“絕不能信，絕不能上當”。7月21日，行政院長孫運璇在“國家建設研究會”(簡稱“國建會”)閉幕式上講話，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只有一個，但台灣不能與中共接觸，任何接觸都會被說成台灣接受地方政府的立場”。12月1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央軍事會議上重申“對大陸作戰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七分心理，三分物質，七分間接路線，三分直接路線”。10日，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蔣經國正式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針。從此，“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取代了“反攻大陸”的口號。7月23日，孫運璿在“國建會”上宣稱“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將滅亡”，稱“不是不與中共談判，而是一旦談判，中共必然有許多條件，而這些條件是絕不能接受”。1981年3月29日，國民黨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經國指示大會核心是圍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一主題。9月30日，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關於實現祖國統一的九條方針後，國府的回應是“基本上還是統戰宣傳”，並聲稱“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國府的基本政策。11月2日，舉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會議決定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1982年4月20日，民主社會黨與青年黨負責人在應邀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一致支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1986年1月23日，蔣經國在接受美國《讀者文摘》記者訪問時，提出統一中國的具體途徑：即“只要大陸實行三民主義，必能達到台灣經濟水平”。3月，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台灣政策的變化。會後成立12人的“政治革新小組”研究和制定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研究如何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問題等等。5月3日，處理華航機長王錫爵因思念大陸親人、要在大陸定居，而駕駛貨機降落廣州白雲機場的事件，反映了國府的這一轉變。大陸中國航空公司致電中華航空公司要求派人到北京或北京以外地方進行談判。13日，國府終於改變不接觸、不談判的做法，同意華航與中航在香港談判。20日，雙方達成協議：中航將華航貨機人貨交還給華航，王錫爵則自願留居大陸。“華航事件”可以說是國府突破歷來堅持的“三不”政策，與大陸接觸談判，說明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邁出了可喜的一步。1987年7月15日，國府宣佈解除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令。隨後又宣佈解除台灣民眾赴香港、澳門地區觀光的限制。11月2日，國府正式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出現了有利於和解的突破性進展。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台北。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結束蔣家父子在台灣長期統治的命運。7月8日，國民黨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現階段大陸政策案”，李登輝當選主席，表示要繼續執行蔣經國生前確定的方針和政策。李登輝在執政的最初一二年，其政策的側重點是在蔣經國既定的大陸政策，並在此基礎上逐漸放寬限制。提出現階段大陸政策的目標是：“擴展台灣經驗，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發揮政經影響，爭取大陸民心”，還從政治、經濟、社會、文教方面提出了19項重點措施。歸納起來不外兩類，一類是對兩岸的通郵、通商及其他各項交流的政策規定；一類是促進大陸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中國化演變。前者對蔣經國時期的某些左右搖擺的彈性政策進行了釐定，後者則集中體現了國府企圖以“台灣經驗”來促使大陸和平演變的用心，並可反制中共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宣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台灣經驗統一中國”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著重意識形態，後者著重社會制度。兩者所代表的意義都反對一國兩制，而主張一國良制，在這一意義上，兩者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7月14日，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舉行。以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為首的34名委員提出“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議案。主張以台灣財經科技的潛力與大陸的人力資源，合為互惠基礎，共同成立“國家實業計劃推行委員會”，合力謀劃國父實業計劃之實施，以協助大陸人民解決經濟困難，並可奠定21世紀為中國人的世紀之經濟初基。主張由台灣方面以外匯資金50至100億美元，經中國輸出銀行作分年長期低利貸款，俾與大陸同胞共享民生均富之成果。1989年3月，李登輝首次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出訪新加坡。回台記者會上暢談訪新感想，當記者問李登輝對新加坡政府稱呼他為從台灣來的總統是否滿意時，李登輝直率地回答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大家都了解我國目前處境的困難。自從1971年在聯合國壓迫之下退出，我們在國際上的活動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主要問題在如何突破這些枷鎖。事實上，新加坡邀請去訪問已經很不容易了，不需要去計較名稱，這個稱呼本人不滿意，但應該接受。”當記者又問到是否接受雙重承認問題時，李登輝也是直接了當地回答：“雙重承認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對方國家承不承認的問題。……如果在可能的情況下，我當然很高興，但是我們總不能拼命主動去做雙重承認。”李登輝訪新加坡回來後不久，國民黨內部突然拋出“一國兩府”構想。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林鈺祥在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俞國華，主張參照東西德關係，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兩個對等政府”為兩岸關係定位。俞國華答覆此意見可以作為外交部與大陸政策的參考。國民黨籍立委和政府官員一問一答，“一國兩府”就拋出來了。對於行政部門的說法引起黨內的反彈，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聲稱“一國兩府”不是國民黨的政策。至此，喧囂一時的“一國兩府”構想，因為黨政部門意見不一而開始降溫冷卻。“一國兩府”之所以會遭到國民黨內部的反彈，主要原因是茲事體大，牽一髮而動全身。承認了中共在大陸的統治地位，也就意味著將不再把中共視為叛亂團體，這不但會導致整個動員戡亂時期的憲政體制立即面臨重新改造的命運，而且國府一旦宣佈管轄地區僅為台澎金馬，資深國代的合法性將發生動搖，中華民國總統的代表性亦將出現難題。凡此種種，在沒有週密設計之前，不能貿然處之。1990年2月1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全會以確定正副總統候選人。李登輝出乎意料地提名李元簇與他搭檔參選，雖然獲得會議通過，卻引起黨內大陸籍法統勢力的不滿。因此李登輝連任問題在黨內掀起一場激烈的政爭，也就是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政爭。國民黨籍國大代表滕傑等人出面，以李登輝縱容“台獨”、允許“台獨在島內公開活動”質疑是否堅持統一立場為由，醞釀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第八任總統。李登輝見狀，急忙請出辜振甫、蔡鴻文等八大老出面協調勸退林洋港，同時發表講話表白其堅定反對“台獨”立場，並安撫大陸籍國大代表6年內帶他們回大陸，終於使得李登輝順利當選第八任總統。1990年5月6日，李登輝會見日本記者時表示：“我們願意與中共進行政府對政府的對話，對話必須在一個中國、政府對政府和雙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願意談判，但是不能由兩個政黨進行談判，因為國家的統一不僅僅涉及兩個組織，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是現實。”20日，李登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台灣與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所有中國人同為血脈相連的同胞，所有中國人都應共謀以和平民主方式達成國家統一的共同目標。聲稱“如果中共當局能體認世界大勢所趨及全體中國人的普遍期盼，推行民主政治及自由經濟制度，放棄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不阻撓我們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展對外關係，則我們願意以對等地位建立雙方溝通管道，全面開放學術、文化、經貿與科技的交流，以奠定彼此相互尊重、和平共榮的基礎，期於客觀條件成熟時，依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公意，研討國家統一事宜。”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表示贊賞李登輝所表示的“台灣和大陸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態度，但對其論點“國家統一之事，黨與黨之間不能談，對等的談判只能是政府對政府”指出“很不妥當、缺乏誠意”。1990年初，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對台商在大陸考察的禁令先後予以放鬆和解除。6—7月份，召開“國是會議”，4日提出了《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報告，內容包括：j關於如何界定兩岸關係，報告認為應將之視為兩個對等政府之間的關係，即承認大陸與台灣雙方是擁有統治權的政治實體。k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報告認為中國的主權應被理解為屬於全體中國人民，在中國的具體概念上，現階段擬抽象地理解。l關於兩岸對等談判問題，報告認為非政治性的事務性談判可以通過政府授權的中介團體進行。而政治性談判的條件尚未成熟，其前提包括：中共放棄武力犯台，不反對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活動。7、8月間，國軍在遣返偷渡到台灣的大陸漁民時，違反人道精神，發生了“閩平漁5540號”和“閩平漁5202號”兩起慘案，造成46名大陸漁民死亡事件。在島內外輿論壓力下，國府派出紅十字會代表赴福建平潭處理善後，同時接受大陸一再建議，兩岸紅十字會代表在金門就海上執行遣返作業舉行商談。9月11日，大陸“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韓長林、理事樂美真等5人，與台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陳長文、副秘書長常松茂等人協商大陸偷渡客遣返、今後兩岸刑事犯的交接問題，雙方並達成協議簽字，即《金門協議》。這是海峽兩岸長期對峙隔絕以來，首次簽訂的民間性的協議。1990年10月，國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由李登輝出任主委，下設研究委員會，作為國統會的幕僚機構，列席國統會會議，提供建言或研究國統會交議的事項。1991年1月，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陳長文任主委。11月21日，成立民間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辜振甫、陳長文分任董事長、秘書長，負責處理兩岸民間交流事務。國統會、陸委會和海基會三會的成立，使國府對大陸政策與工作逐步制度化、構成一條鞭體系。12月16日，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成立，汪道涵、唐樹備分任會長、常務副會長。1991年2月22日，國統會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簡稱國統綱領)。內容如下：
壹、前言   中國的統一，在謀求國家的富強與民族長遠的發展，也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基此認識，特制定本綱領，務期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同心協力，共圖貫徹。
貳、目標：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叁、原則
一、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二、中國的統一，應以全民福祉為依歸，而不是黨派之爭。三、中國的統一，應以發揚中華文化，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民主法治為宗旨。四、中國的統一，其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
肆、進程
一、近程——交流互惠階段 (一)以交流促進了解，以互惠化解敵意；在交流中不危及對方的安全與安定，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以建立良性互動關係。(二)建立兩岸交流秩序，制定交流規範，設立中介機構，以維護兩岸人民權益；逐步放寬各項限制，擴大兩岸民間交流，以促進雙方社會繁榮。(三)在國家統一的目標下，為增進兩岸人民的福祉，大陸地區在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建立均富社會。(四)兩岸應屏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
二、中程——互信合作階段 (一)兩岸應建立對等的官方溝通管道。(二)開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共同開發大陸東南沿地區，並逐步向其他地區推展，以縮短兩岸人民生活差距。(三)兩岸應協力互助，參國際組織與活動。(四)推動兩岸高層人士互訪，以創造協商統一的有利條件。         
三、遠程——協商統一階段 成立兩岸統一協商機構，依據兩岸人民意願，秉持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及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共商統一大業，研究憲政體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國統綱領》發表後，中共《人民日報》和有關方面負責人曾就此發表文章和談話，一方面肯定這是台灣當局對兩岸統一的“一個有意義的表示”，因為“綱領”中表示認同一個中國和中國應該統一的原則。另一方面，又對“綱領”中的片面和不合理的主張提出了批評。因為台灣當局企圖以“台灣模式”轉變大陸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能延誤統一進程。3月，行政院新聞局長邵玉銘公開發表言論，稱中國應該從兩德統一過程中學取經驗，應該正視和尊重台灣為一政治實體。4月，外交部長錢復在立法院提出，台灣應以“台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義申請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定”。6月，立法院通過決議，適時以中華民國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國府意欲成為獨立於大陸的政治實體的圖謀日漸明顯。李登輝總統於1991年4月下令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進行第一次修憲，決定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台澎金馬自由地區進行中央民意代表的換屆選舉—國會全面改選。30日，正式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經過如此的改革，“一國兩府”構想的種種牽連便順理成章地拆解了。在記者會上，李登輝總統宣稱：“大陸地區現在為中共所控制，這是我們應該面對的事實。在國家統一綱領中，我們曾明白指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海峽兩岸應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故我們今後將視中共為控制大陸地區的政治實體，我們稱它為大陸當局或中共當局。”
從叛亂團體到中共當局的定位，這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與李登輝的區別，也是李登輝對蔣經國的基本國策的改變。這種改變有兩重意義：u自1949年中共解放了大陸，國府撤退來台。蔣介石仍堅持中華民國正統，視中共為叛亂團體，稱為共匪，稱大陸為匪區，一心要反攻大陸以拯救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李登輝能夠承認大陸地區為中共所控制這一事實，結束了動員戡亂，這無疑是一項進步，是有其正面意義的。v然而，蔣氏父子堅持中華民國正統，漢賊不兩立，客觀上就是堅持一個中國，不管世局如何變化，始終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即使退出聯合國，蔣氏父子仍然矢志不渝，這是海峽兩岸在幾十年的敵對中唯一的共同語言。如今，李登輝承認大陸有一個中共當局，同時又聲稱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也就意味著在中華民國之外還有一個中共當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一來，“兩個中國”浮現，兩岸唯一的共同語言蕩然無存，這對兩岸關係發展和中國統一來說當然是負面的。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標誌著李登輝總統在一個中國的立場與蔣經國有所不同了，但此時的李登輝還未遽然放棄一個中國。由《國統綱領》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一語而引伸，其所主張的是繼一國兩府之後的一國兩體，即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治實體。1991年8月，李登輝在《中國時報》舉辦的“中華民國與國際新秩序”研討會上致詞時提出：“兩岸統一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從德國統一的過程看，雙方首先經過交流互動，在人民之間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共識，並且在國際上形成了對等的政治實體。……德國統一的經驗顯示兩個政府進行統一並不容易，對等的政治實體架構必須先確立。”
【海基會‧海協會接觸談判】海基會成立初期的重點工作是與大陸各有關單位建立溝通管道。1991年4月28日，陳長文率領海基會15位成員飛越台灣海峽經香港轉往北京。29日，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與陳長文舉行第一次會面。唐提出了兩岸交往五項原則：j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統一是兩岸共同的願望和使命。k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之類的主張和行為。l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考慮兩岸不同制度之現實，應消除敵意，加深了解，增進共識，建立互信，實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處理兩岸交往各種具體問題，維護兩岸同胞正當權益。m儘早實現“三通”，鼓勵兩岸經濟、文化、體育、科技、學術之雙向交流。n儘早促成兩岸直接商談。台灣陸委會發表聲明反對第一項原則只提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意略去大陸不提，顯然擺出以大吃小的蠻橫態度，毫無善意可言。中共仍以一國兩制貶我為地方政府、否定我方為政治實體之事實，顯非處理兩岸關係應有的務實態度。5月4日，吳學謙副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陳長文一行時，重申中共一國兩制的立場，希望兩岸儘快舉行黨對黨談判、實現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陳長文也明確地向吳表達了台灣堅持一個中國立場。隔絕了40多年，海峽兩岸在事務性接觸終於建立了初步的溝通管道。回台後，陳長文立即規劃籌備第二次大陸行，計劃由副秘書長石齊平於5月下旬訪問大陸沿海廣州、廈門、福州、深圳、上海等5個城市。但是，陸委會以大陸在台灣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發表一連串文章否定《國統綱領》，缺乏善意為由，主張兩岸交流不必太急，應等大陸有進一步善意回應後，才進一步擴大兩岸交流的範圍和速度。海基會與主管機關陸委會首次出現異議，經過黃昆輝主委與高層協商，6月初才同意石齊平赴大陸接洽訪問大陸行程。海基會為了文化處規劃的大陸交流計劃因未上報陸委會又與陸委會掀起風波，導致處長周逸衡辭職。海陸兩會的初次失調在雙方的克制下沒有公開化，雙方經過溝通後，由兩會的法律部門研商，就海基會的各項業務逐項檢討，確認何事何時需要向陸委會報告。海基會正式接手處理兩岸民間糾紛的第一件事是“鷹王號”輪船走私事件。6月13日，台灣在巴拿馬註冊的鷹王號輪船在台灣海峽中線附近向大陸漁船走私時，被廈門海關緝私艇緝獲押往大陸途中，鷹王號向台灣發出求救信號。海軍立刻出動將鷹王號與廈門海關緝私人員一併帶回台中港。海基會受命處理此事件，查證緝私人員身分無誤後，派出陳榮傑副秘書長等人乘華航班機陪6名緝私人員前往香港，在啟德機場華航班機上完成交接手續。之後不久，因為福建“閩獅漁號”事件，海基會聯繫安排大陸紅十字會曲折、莊仲希等人赴台探視船員。隨著兩岸民間交流的展開，兩岸不法份子在台海走私等犯罪活動增加，台灣軍警介入兩岸漁事糾紛、阻攔大陸海關人員緝私活動、向在台海中線附近大陸漁民開槍開炮事件屢有發生。為維護兩岸人民的合法權益，1990年9、10月，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副主任唐樹備先後三次發表談話，建議兩岸合作打擊台海犯罪活動。9月26日，唐致函陳長文，邀請海基會負責人到北京共商合作打擊海上犯罪及兩岸所關心的其他問題。1991年11月3—7日，陳長文與陳榮傑等7人二赴北京，與國台辦就協商“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問題的程序性議題進行磋商。雙方就合作打擊台灣海峽海上走私犯罪活動的程序性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回台後，赴立法院備詢遭到民進黨立委的攻擊。令陳長文萌生退意的是與當局在一個中國認識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對於11月與唐樹備在北京達成的一個中國原則口頭協議，陳認為一個中國原則原本就是政府《國統綱領》明訂的原則，是終極目標。但是陸委會卻認為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不利；更何況當前也不是談一個中國的時機。因此，陸委會囑咐陳長文只能對媒體說兩岸尚有很多問題未達成共識。陳決定請辭，由陳榮傑接任。1992年3月21日，海基會法律服務處處長許惠佑一行赴北京與海協會商談兩岸公證書使用與查證、兩岸開辦掛號信函查詢及補償事宜兩項事務性商談，這是海協會成立後首次與海基會接觸商談。雙方出現兩項分歧：u是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要不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v是由雙方何種部門來執行兩岸文書使用和掛號函件查詢業務。前項分歧是最主要的，涉及兩岸商談的根本性原則問題。此次商談因雙方立場分歧而觸礁，未能達成協議。為了促成兩會事務性商談順利進行，國台辦與海協會負責人多次發表講話，表示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應表述一個中國原則，但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表述方式可以充分討論協商。為了繼續進行商談，海基會向陸委會提出增加授權，給予海基會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適度的談判空間。因此，李登輝總統指示國統會研究委員會研究如何重新解釋一個中國的涵義，使海基會在商談中能夠有所遵循。8月1日，國統會召開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會議最終在說明歧見、承認分裂現實、重申統一決心的主旨下，正式對一個中國的涵義作出結論：
一、海峽兩岸均應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台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二、民國38年(公元1949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三、中華民國政府為民族之發展、國家之富強與人民之福祉，已訂定國家統一綱領，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深盼大陸當局，亦能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
鑒於台灣當局基本上堅持一個中國，海協會負責人於27日發表談話，指出台灣有關方面確認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對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表明在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已成為海峽兩岸的共識；表示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涵義。10月26日，兩會在香港進行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問題的工作性商談。海基會先是避談一個中國原則，但是海協會堅持把一個中國原則納入事務性商談，並提出了五種表達方案。海基會在此情況下，也承認海峽兩岸公證書使用是中國內部的事務，雙方均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最後謀求國家的統一，並提出陸委會授權而擬定的關於一個中國的五種文字表述方案。後來，海基會又對其予以修正，提出三種口頭表述方案。其中修正後的第三案：“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對於雙方的歧異，海協會提出可以把有共識的部分先寫上，分歧部分由台方自行處理。但海基會不同意，提出用口頭聲明的方式來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建議。經過多日的協商，雙方無法取得共識。海協會人員表示將把海基會提出的一個中國、口頭表述的建議轉告有關單位。11月3日，海協會負責人聽取了香港商談的匯報後，指示副秘書長孫亞夫電話通知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轉達海協會領導對有關各方共同努力促成在海峽兩岸事務商談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取得進展，並表示“貴會建議採用貴我兩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我們經研究後，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口頭表述的具體內容，另行協商”。16日，海協會電函海基會，對一個中國原則口頭表述提出了要點：“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海協會將海基會的口頭表述方案附在這分函中，作為雙方彼此接受的共識內容。12月3日，海基會回函，對此未表示任何異議。這就是所謂海協會與海基會所達成的“九二”共識。    
【辜汪會談】1993年4月27—29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於新加坡舉行世人矚目的“辜汪會談”。會談為兩岸隔絕了40多年後在兩岸有關方面授權的民間團體領導人的首次進行的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會談，會談為商談解決兩岸交流所涉及的具體問題開創了成功的先例，是兩岸關係發展重要的、歷史性的一步。29日，雙方就已達成的四項協議——《辜汪會談共同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和《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舉行簽字儀式。
1992年的台灣出現兩件大事，一是繼1991年底完成程序性修憲後，國府於1992年5月完成實質修憲，標誌著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實質性進展。二是1992年底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民進黨獲得近三分之一的席位。人稱這一實質性變化使台灣立法院成為掛著中華民國招牌的台灣立法院。隨著《刑法》100條及《國家安全法》的修訂，使海外主張台獨而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的人士放寬入境限制，致使大批主張台獨的海外流亡人士將活動中心向島內轉移。6月，台獨聯盟總部台灣本部在台北召開盟員大會。9月，民進黨公佈《現階段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鼓吹台灣主權獨立。政府亦在同年撰寫《外交報告書—對外關係與外交行政》，積極鼓吹務實外交，擴展台灣國際生存空間，廣泛積極地參加國際組織活動，尤其是儘速重返聯合國。蔣經國時代所推動的彈性外交與李登輝時代推動的務實外交是有所區別的。前者仍然堅持一個中國、漢賊不兩立原則，與無邦交國建立經濟的、文化的非官方關係；後者則是放棄漢賊不兩立原則，願意與中共有邦交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造成雙重承認，推動重返、參與聯合國等擴展台灣國際空間的活動。1993年，辜汪會談結束後，政府有目的、有計劃地推動擴展國際生存空間活動。外交部長錢復專程赴美，先後與眾多聯合國會員國進行接觸，還把重點放在以經濟手段重金收買或拉攏第三世界一些小國，發展與其官方關係。連戰親自推動“南向”戰略，將觸角伸向亞太國家和地區。
【千島湖事件與兩岸關係之倒退】1994年4月1日，在浙江省淳安縣千島湖風景區發生遊船失火事件，經撲滅後赫然在底艙發現32名遺體，包括24名台灣遊客和8名大陸同胞，釀成一起有計劃的特大搶劫縱火殺人刑事案件—“千島湖事件”。事件引起大陸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中共中央領導立即指示浙江省委、省政府迅速妥善處理、加緊案情偵辦。就在大陸公安部門全力偵辦案件、案情尚未明朗之際，台灣當局及民進黨借題發揮，作出了過度反應，再加上新聞媒體的炒作，不明真相的台灣民眾也出現了情緒性的反彈。致使此一刑事案件終於泛政治化，對大陸進行了全面的攻擊，使兩岸關係自開放大陸探親以來所呈現的“大陸熱”現象繼“天安門事件”後出現了嚴重倒退，兩岸關係跌入谷底。事件前，國府正被海軍上校尹清楓因“拉法葉”艦軍購弊案離奇死亡事件搞得焦頭爛額，又因為縣市長和縣市議員選舉賄選而被在野黨攻擊。“千島湖事件”給了國民黨轉移焦點的機會，立即把島內矛盾焦點轉向大陸。李登輝借“千島湖事件”攻擊大陸中共是“土匪”政權。民進黨中常會發表聲明，指“千島湖事件”十足暴露了中共對台灣人民人格的矮化，這個事件並非只是24名台灣旅客的性命犧牲而已，並且也關係到日後所有台灣人民在中國的安危。該黨國大黨團也發表聲明，要求政府放棄一個中國政策，向國際社會宣佈台灣是一個獨立在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該黨立委要求李登輝毅然宣佈台灣獨立，邁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4月7日，“一中一台行動聯盟”、“台獨聯盟”、“台灣教授協會”等團體舉行集會遊行，高呼台灣獨立等口號，抨擊中共政府草菅人命，並當場焚燬五星旗。隨後，台獨團體在全島發起徵集“台灣共和國”國旗、國歌的活動。陸委會於4月12日宣佈，自即日起暫停兩岸文教交流活動，自5月1日起停止民眾赴大陸旅遊。4月16日，台獨團體在台北組織了民眾參加“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大遊行”，為台灣獨立製造聲勢。更有甚者，民進黨立委呂秀蓮組織了“百年馬關條約百人代表團”前往日本下關，參觀當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並舉行“日清媾和百年紀念大會”。呂秀蓮發言稱：“甲午戰爭後因為一張條約將台灣永遠歸併大日本帝國的歷史，讓台灣人永難忘懷。但是，因為日清簽訂馬關條約，台灣終能脫離中國，又讓我至感不幸中之大幸。因為台灣在日本的佔領下，比在中國統治期間要強得多，若非日本統治台灣，台灣今天的經濟可能會如同海南島一樣落後”，因而台灣人應“感謝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27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歷史不容歪曲台獨不得人心》署名文章，批評台獨活動。6月25日，台獨團體在台北體育館召開“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通過了“台灣憲法草案修正文”和“台灣共和國國旗國歌”。會後，台獨團帶著類似日本皇室16瓣菊花旗式的國旗，在中正機場舉行了升旗儀式。
【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錄】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在短短的3年裡，把黨內政敵非主流派俞國華、李煥、郝柏村一一排擠掉後，掌握了黨政軍大權，於1993年2月任命連戰為行政院長。春節過後，李登輝公開提出台灣要加入聯合國。9月，國府以經濟為手段，策動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尼加拉瓜等7個中美洲國家，向聯合國第48屆大會提出了討論台灣的會籍問題的提案，卻遭到總務委員會否決。李登輝把進入聯合國等問題列為務實外交的最高目標，積極推動與第三世界國家建交、復交的活動。1994年春節，李登輝以渡假名義推動元首外交，訪問菲律賓、印尼和泰國。5月，又出訪南非、史瓦濟蘭、哥斯達黎加和尼加拉瓜四國。10月，策動亞奧理事會主席法赫德邀請他出席日本廣島舉行的亞運會，意圖借機訪問日本，因中共強烈反對，日本政府未同意給予入境簽證。3月，李登輝在同日本右翼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談到台灣人的悲哀，把中國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台灣說成是台灣被“外來政權”所統治。把中共對兩岸統一的主張說成是奇怪的夢囈，聲稱“中國”這個詞是含混不清的。以《聖經》「出埃及記」中的摩西自詡，聲稱要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4月，李登輝接受《自由時報》專訪，公開否認一個中國原則。稱“目前看不到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在哪裡？一個是水，一個是油，水和油是合不起來的。現階段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我們應該忘記一個中國、二個中國這種字眼”。5月，李登輝前往中美洲邦交國訪問，抨擊大陸的制度和領導人。回國後，在國民大會上再次聲稱“一個中國是將來的目標，現在不存在”。7月4日，陸委會針對中共國台辦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發表了《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說明書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堅決主張「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也主張在兩岸分裂分治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下，雙方應充分體認各自享有統治權，以及在國際間為併存之兩個國際法人的事實，至於其相互間之關係則為一中國原則下分裂分治之兩區，是屬於「一國內部」或「中國內部」的性質。如何在分裂分治的現實基礎上，積極營造統一的有利條件，使兩個不同「政治實體」逐漸融合為「一個中國」，應當是中共當局急需思考的方向。在和平統一之前，中華民國主張以理性、和平、對等、互惠四項原則處理兩岸關係。”。說明書把「一個中國」理解為「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強調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是「三民主義中國」與「共產主義中國」制度之爭。
【江八點與李六條】1995年春節前夕，中共江澤民總書記發前述《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八項看法和主張。4月8日，李登輝總統在結束中東之行後，在國統會發表談話，正式就江澤民的講話做出回應，提出了六點主張，即所謂的“李六條”：
(一)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 民國38年以來，台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統一問題，就不能不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在兩岸分治的現上探尋國家統一的可行方式。只有客觀對待這個現實，兩岸才能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儘快獲致較多共識。(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深兩岸交流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驕傲和精神支柱。我們歷來以維護及發揚固有文化為職志，也主張以文化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提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培養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懷。在浩瀚的文化領域裡，兩岸應加強各項交流的廣度與深度，並進一步推動資訊、學術、科技、體育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三)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面對全球致力發展經濟潮流，中國人必須互補互利，分享經驗。台灣的經濟發展要以大陸為腹地，而大陸的經濟發展則應以台灣為借鑒。我們願意提供技術與經驗，協助改善大陸農業，造福大陸農民；同時也要以既有的投資與貿易為基礎，繼續協助大陸繁榮經濟，提昇生活水準。至於兩岸商務與航運往來，由於涉及的問題相當複雜，有關部門必須多方探討，預作規劃。在時機與條件成熟時，兩岸人士可就此進行溝通，以便透徹了解問題和交換意見。(四)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借此自然見面本人曾多次表示，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自然見面，可以緩和兩岸的政治對立，營造和諧的交往氣氛。目前，兩岸共同參與若干重要的國際經濟及體育組織，雙方領導人若能借出席會議之便自然見面，必然有助於化解兩岸的敵意，培養彼此的互信，為未來的共商合作奠定基礎。我們相信，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的情形愈多，愈有利於雙方關係發展及和平統一進程，並且可以向世人展現兩岸中國人不受政治分歧影響，仍能攜手共為國際社會奉獻的氣度，創造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新時代。(五)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炎黃子孫先互示真誠，不再骨肉相殘。我們不願意看到中國人再受內戰之苦，希望化干戈為玉帛。因此，於民國80年終止動員戡亂，確認兩岸分治的事實，不再對大陸使用武力。遺憾的是，四年來，中共當局一直未能宣佈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致使敵對狀態持續至今。我們認為，大陸當局應展現誠意，聲明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不再做任何引人疑慮的軍事行動，從而為兩岸正式談判結束敵對狀態奠定基礎。本人必須強調，以所謂“台獨勢力”或“外國干預”作為拒不承諾放棄對台用武的理由，是對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與政策的漠視和歪曲，只會加深兩岸猜忌，阻撓互信；兩岸正式談判的成熟度，需要雙方共同用真心誠意來培養醞釀。目前，我們將由政府有關部門，針對結束敵對狀態的相關議題進行研究規劃，當中共正式宣佈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後，即在最適當的時機，就雙方如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進行預備性協商。(六)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進港澳民主香港和澳門是中國固有領土，港澳居民是我們的骨肉兄弟，1997年後的香港和1999年後的澳門，是我們密切關心的問題。中華民國政府一再聲明，將繼續維持與港澳的正常聯繫，進一步參與港澳事務，積極服務港澳同胞。維持經濟繁榮與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港澳居民的願望，也受到海外華人和世界各國的關注，更是海峽兩岸無可旁貸的責任。我們希望大陸當局積極回應港澳居民的要求，集合兩岸之力，與港澳人士共同維護港澳繁榮與安定。
【李登輝訪美與台海危機】李登輝總統掌握實權後，提出了兩手策略，要兩岸關係與務實外交雙管齊下，並行而不悖。一方面抬高價碼，把一些大陸不可能接受的條件擺出來作為談判的前提，維持兩岸關係的僵局；另一方面積極謀求務實外交的突破之道。美國在90年代以後開始對中國打“台灣牌”，頓時使李登輝總統感到台灣身價百倍，因而把務實外交的突破口選擇在美國，擺出了願意與美國配合起來共同遏制中國的姿態，期望美國成為支持台灣務實外交的領頭羊，突破一點，帶動全局。1993年11月，亞太經合會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了非正式領導人會議，成員中只有李登輝未獲邀請，因台灣被視為地區而非國家，只能派代表參加。5月，李登輝利用出訪中南美洲友邦在美國夏威夷過境受到不合理待遇為由，決定選擇把美台關係的突破口選在了爭取到美國訪問。為了達到訪美的目的，指示新任駐美代表魯肇忠在任內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促成他的美國之行。其次，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委劉泰英邀請美國康乃爾大學校長法蘭克‧羅茲來台訪問，捐450萬美元給李登輝攻讀博士學位的母校，設置“李登輝國際事務講座”，換取一張出席康乃爾大學校友會並在該校“歐林講座”上發表演講的邀請函。另外，由台灣綜合研究院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簽訂450萬美元合約，負責遊說美國國會和政府部門，解除不允許台灣台灣最高層領導人訪美的禁令。在公關公司的遊說下，美國國會和輿論界支持李登輝以回母校康乃爾大學的名義對美進行私人訪問的聲浪高漲。《紐約時報》、《華盛頓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著名報紙連篇累牘地批評美國政府拒絕發給李登輝的入境簽證是“政策上的荒謬”，並散佈說中國有求於美國，美國打台灣牌，中國不會出現過激的反應。輿論界炒熱李登輝訪美的話題後，國會中的親台議員開始向政府施加壓力。4月5日，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通過決議，支持李登輝對美進行私人性質的訪問。5月2、9日，眾議院與參議院相繼以396：0票及97：1票通過決議案，敦促政府徹底改變對台政策，允許李登輝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反對，認為不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後來，國會再度通過決議案，要求國務院不得以對美外交政策有嚴重不良後果為由，拒絕台灣高級官員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後，柯林頓親自做出決定，允許李登輝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此舉不僅造成中美關係的緊張，更導致台海危機的出現。李登輝總統的訪美行程是6月7至12日，行前，國軍連續進行4次針對大陸的軍事演習。6月9日，李登輝在“歐林講座”上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講詞內容並非報告他在農業經濟方面的學術成就，而是借機向國際社會宣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呼籲國際社會給予台灣外交上的承認，“有人說我們不可能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但我們會盡力向不可能的事務挑戰。”中共展開了反分裂、反台獨的鬥爭—文「攻」武「嚇」(見前述)，台灣島內民心不安，股市爆跌。1996年3月，台灣正緊鑼密鼓地進行總統直接選舉競選活動。中共面對這一形勢，又接連舉行了三波針對島內台獨傾向和外國勢力發出警告性的軍事演習(見前述)。演習再度使台灣股市大跌，民眾搶購黃金、美元，屯積糧食，民心不穩。政府為因應台海危機，宣稱已妥善擬妥18套應付台海危機的劇本，並準備了5000億國安基金以安定人心、穩定股市。台海危機解除後不久，李登輝總統為避免台灣經貿過於依賴大陸，使中共可以扼住台灣經貿命脈，遂宣佈對台商赴大陸投資的經貿政策為“戒急用忍”，並全力推動“南向”經貿戰略，鼓勵台商赴東南亞投資。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49年後國府大陸政策第四階段】1999年5月20日，李登輝總統在就職三週年之際，出版了《台灣的主張》一書。該書內容提出了所謂“七塊論”，在第七章中寫到：“兼具霸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大中華主義，對其他亞洲國家而言，仍然極具威脅性。俄羅斯或許沒有感覺到中國大陸的壓力，但印度則深感威脅而與中國大陸對峙，其他國家也都對中國大陸多少存有恐懼之心。倘此情形繼續存在，亞洲將永遠不會有安定之日。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輿論認為其“七塊論”是受王世榕的《和平七雄論》一書的影響。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電台專訪，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歷史事實是，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金、馬。我國並在1991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為第十一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台灣人民中選出，1992年的修憲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集團，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這就是著名的“兩國論”。李登輝總統拋出“兩國論”後，黨政要員接二連三地發談話，附和呼應“兩國論”，辯解台灣大陸政策沒變，企圖淡化由此引發台海的緊張關係。副總統連戰透過其辦公室副主任丁遠超對外表示，李登輝是把當前兩岸關係講的更清楚。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強調李的講話並不代表現階段大陸政策會大幅改變，而陸委會主委蘇起則稱李的講話目的是要打破一個中國的迷思。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也強調政治實體就是國家，兩岸會商就是國與國的對談，李的言論對十月間進行的辜汪會晤絕無影響。13日，國防部成立了“永安專案小組”，擬定13套應變方案。15日，連戰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系統地闡述了對“兩國論”的看法，稱李的講話具有務實性、持續性與平等性的特點，因為中華民國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復如此，強調澄清一個現狀，並不等於改變現狀，李的宣示是對症下藥，未來將更全力推動務實外交。同日，行政院長蕭萬長表示李的言論只是做了符合事實的明確表示，但台灣相關政策並未改變，并提出推動兩岸建設性對話與良性交流的政策、追求兩岸雙贏的決心，追求未來和民主統一的新中國目標的三個不變。19日，行政院召集國防部等12個部會舉行“鞏固信心方案會議”，以國防、財政、中央銀行為重點擬妥應變計劃。24日，國防部長唐飛聲稱，軍方正在研發針對中共的反制武器。在兩岸談判與協商方面，政府首度表示願意就兩岸會談的政治地位問題交換意見，以促成汪道涵訪台為“兩國論”背書。針對海協會要求辜振甫解釋“兩岸是國與國的會談”論調，陸委會發言人許柯生於17日表示：“特殊兩國論是針對兩岸進行各種協商時的明確定位，不會用‘國對國談判’改稱兩岸會談，或是以‘兩國關係’替稱‘兩岸關係’”。主委蘇起20日也首度表示歡迎汪道涵會長來台就兩岸會談的政治定位問題交換意見，稱“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只是一項政治宣示，並不會修改國統綱領等大陸相關法令文件”。30日，在政府授權下，辜振甫對“兩岸會談就是國與國的會談”向大陸做出了回應與澄清，但仍未改變其立場。此外，政府還積極展開對外文宣遊說活動，爭取國際輿論。“兩國論”拋出後，政府高層即決定未來將不再用“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和“兩個中國”的概念，而是以“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special state-in-state relationship)作為對外宣傳主調。民進黨對“兩國論”的出籠給予高度肯定，表示“這是李登輝送給陳水扁的一個賀禮”：認為李的主張符合民進黨一貫政策立場，表明國民黨“已逐漸放棄虛幻一個中國而漸趨務實”，是李登輝10年來對台灣前途“唯一令人振奮的成就”。陳水扁7月10日也對外表示“很欣慰李能接納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和他4月間在美國所談的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互不隸屬的國家，兩國應發展特殊的國際關係”的說法一致，並鼓吹揚棄“國統綱領”、修改憲法部分條文，稱未來民進黨執政，對兩岸政策會主動出擊。民進黨中常會發表聲明支持李登輝談話，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既符合現實，也富有創造力”，“在相近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下，可以作為建立雙邊和平架構的基礎”。民進黨還與國民黨聯手推動“兩國論”的法律化工作。9月4日，國、民兩黨第三屆國代聯手通過國代延任案，並欲將“兩國論入憲”。由於遭到中共及海內外中國人的堅決反對和來自美國等國際社會的壓力，使李登輝不得不有所收斂，因此只好借本屆國代延任在今後兩年時間裡制定一部台灣基本法或根本大法。但在中共強烈反應下，民進黨擔心影響2000年總統選情，被迫降低調門，對“兩國論入憲”採取觀望態度，最後在國民黨無意針對“兩國論”修憲、民進黨也不想走的太快而影響總統選情的情況下，國、民兩黨對於下一步修憲方向僅達成了“認同兩岸是國與國關係”但不入憲等共識。鑒於“兩國論”對兩岸關係和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嚴重破壞性、危險性，中共不得不在政治和軍事上迅速做出更加堅決的鬥爭(見前述)。在兩岸兩會的接觸與商談方面，汪道涵會長訪台計劃被迫中止。1999年春，海協會與海基會根據上一年辜振甫參訪大陸時所達成的四項共識，就汪道涵訪台問題進行預備性磋商，並初步確定於同年秋天正式訪台。但是，“兩國論”拋出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立即附和兩岸會談是“國與國會談”，使兩岸會談與對話基礎不復存在。7月12日，汪道涵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針對台灣當局特別是辜振甫有關兩岸會談就是“國與國會談”發表談話，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也是海協與海基會授權進行相互聯繫、對話與商談的基礎。他並明確表示辜振甫講話使海協與海基會的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希望辜振甫予以澄清。30日，台灣發表以“澄清‘國與國會談’”的所謂“辜董事長談話稿”，進一步鼓吹李登輝的所謂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的謬論。對此，海協負責人同日指出，這個談話稿繼續鼓吹“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謬論，再次暴露了李登輝頑固分裂中國的圖謀，嚴重惡化了兩岸關係，並使兩會接觸、交流、對象的基礎不復存在，李登輝必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和後果。鑒於海基會30日下午來函及所附“談話稿”嚴重違背了海協與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海協不予接收，已正式退回。8月1日，陸委會公佈“對特殊國與國關係論書面說明”，以所謂“特殊兩國論”為李談話辯解，表示台灣大陸政策未變，提出“不存在修憲、修法、修改國統綱領的問題”；台灣當局負責人仍表示不會收回“兩國論”。對此，4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負責人就此發表談話，指出所謂“特殊兩國論”只是用“特殊性”掩蓋“兩國論”赤裸裸的分裂本質，本質還是“兩國論”，指出台灣當局只有拋棄“兩國論”、“特殊兩國論”，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上來，才是唯一的明智之舉。28—29日，在李登輝的操縱下，“兩國論”被納入國民黨大會文件。9月8日，江澤民在澳大利亞會見中外記者時提出，“要實現汪道涵訪台，必須做到以下兩條：一是李登輝公開收回‘兩國論’；二是李登輝只能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而絕不能用所謂“總統”身分接待汪道涵”。由於台灣當局拒不收回“兩國論”，原定於1999年秋的汪道涵訪台計劃被迫取消，1998年以來兩岸兩會剛恢復的接觸與協商再次中斷。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政府將“兩國論”作為主調，通過尼加拉瓜等友邦向聯大第七次提出“參與聯合國”提案。在總務委員會以中國、俄羅斯、美國、法國、英國代表等多數會員國反對而再度遭到慘敗。至2003年9月17日，聯大總務委員會以80：24否決「台灣代表權」提案不列入大會提案，使台灣當局參與聯合國的行動第11次遭到挫敗。2004年9月15日，台灣當局參與聯合國的行動第12次再遭挫敗。
【民進黨執政後的中國政策—“一邊一國論”】2000年3月，由於國民黨內部分裂，形成連戰代表國民黨、宋楚瑜以無黨籍身分與民進黨的陳水扁角逐總統寶座。李遠哲、殷琪、許文龍等知名學政商界等人士為陳水扁背書，加上中共總理朱鎔基的選前的嚴厲警告造成民眾的反彈，加上國民黨本身與黑金掛鉤等沉重包袱，終於使執政長達半世紀之久的國民黨淪為在野黨，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政局出現了首次政黨輪替的現象。5月20日，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宣佈對兩岸關係的有關政策。提到了所謂“四不一沒有”：不會宣佈台獨、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統獨公投”、沒有廢除《國統綱領》及“國統會”的問題。但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個關鍵問題上採取了回避、模糊的態度。陳水扁總統進而把一個中國說成是未來的，日後又聲稱“根本沒有兩岸九二共識”，“我不可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雖然日後宣佈鬆綁戒急用忍經貿政策，主張推動三通，但必須是國與國的航線。2002年8月，在世界台灣同鄉會視訊演說中宣稱兩岸是“一邊一國論”。此舉又繼李登輝的“兩國論”之後，再次引起兩岸關係的緊張與美國嚴重的關切，迫使政府必須派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等人赴美解釋、澄清。2003年夏天，陳水扁為了明年總統選舉，又拋出公投議題，擬就核四存廢、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等議題舉行公投，再次引起中共與美國的嚴重關切與批評。2003年9月28日，陳水扁宣稱2006年要催生台灣新憲法、公投制憲，2008年正式實施新憲法,使台灣成為正常的、完整的國家。11月27日立法院通過“公投法”。29日以台灣正遭中共飛彈威脅為由，提出要引用公投法的防禦性條款，在2004年3月20日總統選舉投票日舉辦防禦性公投，公投議題定為要中共撤除飛彈與放棄對台用武。中共總理溫家寶利用2003年12月訪美時積極開展對美工作，向布希政府表明中共不惜一切代價制止台獨，致使布希點名反對陳水扁當局企圖片面改變現狀，迫使陳水扁更改為和平公投，議題用和平色彩和購買美國武器裝備來爭取美國支持。
     2004年競選連任政見提出“一個原則、四大議題”主張:呼籲兩岸儘速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以“一個和平原則”來取代“一個中國”原則，就“建立協商機機制”、“對等互惠交往”、“建構政治關係”、“防止軍事衝突”等四大議題，配合著李登輝發起百萬人手護台灣造勢活動,在疑雲重重的“三‧一九槍擊事件”及地方割喉戰中，以51.1%選票連任總統,繼續四年的執政。中共中台辦、國台辦於5月17日發表聲明，要陳水扁當局懸崖勒馬，停止台獨分裂活動，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如果仍一意孤行，妄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最終玩火自焚。何去何從，台灣當局必須做出選擇。在中共、美國及島內的強烈壓力下，陳水扁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強調任內推動憲改工程，期許2008年卸任前能交給台灣人民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但涉及國家主權領土統獨的議題，目前台灣社會尚未形成絕大多數的共識，所以個人明確建議這些議題不宜在此次憲改的範圍內。對於兩岸議題，重申四年前就職演說所揭櫫的原則與“承諾”未來4年仍然不會改變。在此基礎之上，將邀集朝野政黨及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凝聚全民共識，擬定“兩岸和平發展綱領”，共同策進兩岸和平穩定、永續發展的新關係。拒絕承認一個中國，仍然用一邊一國的框架論述兩岸政策。期待兩岸領導人能體察“區域整合”的新趨勢，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與中國之間，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只要2300萬台灣人民同意，都不排除。10月10日，陳水扁在“雙十慶祝大會”致詞：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實。1971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只處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從未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代表台灣人民”的權利，因此2758號決議不應該被錯誤的引用，變成將台灣排除於聯合國體系之外的理由。以此杯葛台灣人民的參與，不僅違反“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他國際人權準則，更是對“會籍普遍性原則”的一大諷刺。沒有任何理由讓台灣人民繼續遭受“政治隔離”，成為長期沒有身分證的國際遊牧民族。武力的威脅是台海之間最大的“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這樣的“恐怖陰影”和“黑暗勢力”不僅直接威脅著台海和平的現狀，更是區域穩定與世界安全的最大隱憂。呼籲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意，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與中國之間，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只要2300萬台灣人民同意，都不排除。阿扁願意再次重申520就職演說所宣示的內容在阿扁任期之內不會有所改變。阿扁願意主動提議：兩岸可“以九二香港會談為基礎”，尋求“雖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做為進一步推動協商談判的準備，共同來面對和處理兩岸未來的問題。阿扁主張：兩岸兩岸應該認真思考並且採取實際行動來“管制武器”，以降低台海軍事威脅的狀態。長遠來看，兩岸應該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並且透過協商談判，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同步檢討兩岸軍備政策，甚至共同研商形成“海峽行為準則”，做為台海永久和平的具體保障。阿扁也願意公開承諾，在年底立委選後，將以最大誠意邀請朝野政黨領袖，共同籌組“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一起推動憲政改造工程，同時針對人民關切的其他重大國政議題，尋求朝野的共識與合作，團結為政局穩定和國家長遠發展貢獻心力。10月13日，中共國台辦發言人評論陳水扁“雙十”談話緩和是假，台獨是真。
    隨著2004年12月11日的“立委”選舉，泛藍立委過半，民進黨等泛綠立委未過半，使陳水扁為企圖“全面執政”夢碎、急獨路線遭受重挫，而面臨跛腳困境。泛藍勢力亦暫時遏制住“總統”選舉敗選以來的下滑趨勢，為東山再起蓄積能量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兩岸繃緊的關係也可暫時和緩下來。為了化解朝野對峙的僵局及緩和繃緊的兩岸關係，陳水扁總統與親民黨主席於2005年2月24日舉行會談，擬透過朝野協商與對話，積極凝聚國家發展的共識，為台灣的前途開創一個安定的新局。雙方經坦誠的交換意見，達成以下10點共同結論，包括：
兩岸和平：甲、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所揭櫫的國家定位，即為兩岸目前在事實與法理上的現狀，此一中華民國主權現狀必須受到兩岸與國際社會的承認與尊重。乙、現階段兩岸關係的最高原則應為「遵守憲法」、「維持現狀」、「共創和平」。在兩岸和平的前提下，陳總統承諾在其任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丙、憲政改革的推動不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及台海現狀的改變，並依憲法所規定的程序進行修改。丁、為促成兩岸關係的正常化，並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雙方將凝聚朝野共識，共同推動有關兩岸和平發展的機制與法制化。戊、加強推動兩岸經貿、文化與學術等交流，並以春節包機成功的模式，透過與對岸協商與談判，逐步推動貨運便捷化，乃至於全面的三通。將影響產業發展及國家整體競爭力的管制，將儘速予以檢討與修正，以落實「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經發會共識。己、任何台海現狀的改變，必須獲得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同意；並在兩岸善意的基礎上，不排除兩岸之間未來發展任何關係模式的可能。
國防安全：甲、未來將在「國家安全、台海穩定、區域和平」的戰略目標下，全面充實符合我國國防戰備所需之武器裝備。乙、無意與對岸進行軍備競賽，以緩和台海的緊張局勢；並積極推動建立「兩岸軍事緩衝區」及建構台海軍事安全互信諮商機制。
族群和諧：甲、依照憲法民族平等之精神，任何對族群具有歧視或攻擊性的語言與行為，均應受到法律的制裁與約束，雙方將共同推動保障族群權益及促進族群和諧與平等的基本法制。乙、雙方均承諾致力於消弭族群對立，積極促進族群的和諧與團結，政府並應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及考試等領域，確保各族群享有公平之權利與地位。
    扁宋十點共識卻引發藍綠陣營各自對扁、宋的抨擊與內訌。8月13日，陳總統透過視訊方式向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第32屆年會發表談話致詞，提起中華民國與台灣歷史演變的「四階段論」:1912年至1949年以前為「中華民國在大陸」；1949年以後為「中華民國到台灣」；李前總統時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200年政黨輪替以後，阿扁說「中華民國是台灣」。阿扁也以國家主權及台灣前途的「三段論」做了明確的宣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家的主權屬於2300萬台灣人民，台灣前途任何的改變只有2300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中華民國與台灣歷史演變的「四階段論」和國家主權及台灣前途的「三段論」，兩項是一個整體，一定要連起來看。……面對中國最近一連串的對我分化和敵對的行為，阿扁特別在上週六(8月6日)參加「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黨)四週年黨慶時，提出「一個原則、三個堅持、五個反對」的堅定立場，做為政府處理兩岸事務時最高的政策指導方針。「一個原則」：在「民主、對等、和平」的原則下，與中國進行對話、協商與談判。「三個堅持」：朝野與兩岸的和解必須符合三項不變的堅持：第一、堅持民主改革的理想不會改變；第二、堅持台灣主體意識的主流路線不會改變；第三、堅持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完整、進步、美麗而偉大的國家的使命也絕對不會改變。「五個反對」：第一、堅決反對企圖併吞台灣，將台灣變成中國一部分的「一個中國原則」；第二、堅決反對將台灣等同於香港與澳門第二的「一國兩制」；第三、堅決反對以「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為內涵的所謂「九二共識」；第四、堅決反對任何分割國民主權、剝奪台灣人民自由選擇權利，而以「統一」為前提或唯一選項的「兩岸一中」、「憲法一中」的主張；第五；堅決反對中國要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的「反分裂國家法」。
    由於江炳坤、連戰、宋楚瑜相繼率團訪問大陸，不僅兩岸及國際媒體爭相大篇幅的報導，島內也掀起一股方興未艾的「大陸熱」，泛藍選民士氣大振、民調上升，阿扁及民進黨政府民調下降。阿扁及民進黨政府為了降低大陸熱，對連宋大陸行之言行採取嚴詞抨擊、恐嚇之外，對大陸所採取的對台善意措施則被動地採取抵制、杯葛、拖延、阻撓等相應辦法。
    2006年以來，隨著連串弊案諸如高雄捷運弊案、台開弊案、SOGO禮券弊案、國務機要費弊案等等涉及總統府、第一家庭、駙馬爺等相關人士，推動「終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與對大陸經貿「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等重大爭議性事項，致使陳水扁及民進黨民意支持度大幅下滑，引發在野黨發動憲政史上第一次罷免總統政治事件與民間人士施明德發動百萬人捐款百萬人民進行「倒扁-反貪腐」靜坐抗議事件，自9月9日開始展開凱達格蘭大道靜坐，15日晚間進行台灣民主發展史上規模空前的75萬人民「圍城之戰」遊行活動。民進黨與台獨團體亦在16日於凱達格蘭大道及18、19日於高雄及台南對反貪腐倒扁靜坐活動進行反制抗議活動，出現嚴重暴力拆除中天、東森電視台現場轉播台與攻擊靜坐民眾事件。

 

全部共 1則留言
12-23 17:47:老師 請問 我可以用你這份資料嗎？這下載下來自己編輯，會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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